本书采用文献研究的方法，主要采用日本侵华时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华北一些乡村的调研资料，指出了华北乡村在20世纪之前的农业内卷和社会分化现象，并指出二者在与国家政权的渗入一起，对自然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化的影响。

全书分三编。第一编做文献综述，交代研究方法、写作逻辑、引用史料以及生态环境对农业的影响。第二编对农村状况进行描述和对比分析，指出清代前期已经存在了明显的农业内卷和社会分化现象。第三编总述农业内卷、社会分化和国家政权的渗入这三者一起，对自然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的影响。

第一编：背景

第一章（探讨的问题）概述了中国小农研究的已有的三种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实体主义的道义共同体论和形式主义的道义小农论。指出自己认为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并需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才能对其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农村中的经营式和家庭式农业，在面对人口压力时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最终小农向半无产化过渡。帝国主义的入侵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后又讲了本书把研究资料中的村庄按经济发展程度分成7类，以探讨村庄组织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本书最后通过三个途径：探讨了20世纪初自然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的渗入（主要是税收的增加），经济的发展导致村庄内部结构的分化，和农业的内卷化。

第二章（引用的史料与研究的村庄）大概介绍了本书所用的资料，其中以“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于20世纪初在华北几个村庄的调查资料为主，另外还有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刑科题本”和宝坻县的刑房档。并对这些材料进行了简单的批判性评价，论证了其整体上的合理性。

第三章（生态环境）先指出华北平原上庞大的水利工程建设需要多数的人力，需要强大的政治经济结构来组织这多数的人力。人口多就促成了耕地的集约性。旱涝情况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农作物是商品化的抑或是非商品化的，这又决定了一个地方的经济情况、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分化。

第二编：经济内卷和社会分化

第四章（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营式农场与家庭式农场）先指出经济式农场比家庭式农场更为“赚钱”，但由于分家析产的原因，所有的富户（经营式农场方）都会变为富农或中农，很少能够连续数代维持富户地位。

第五章（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和庄园经济）指出，在清代前期，小所有者的经济体系经历了长期的农业商品化以及伴之而来的阶级分化。由于人口的增加，庄园主不愿再养数量庞大的农奴，于是解放了原来的农奴，给予其土地，并改农奴制为雇工制。这些被解放的农奴，后来产生了分化：一部分成为富农和经营式农场主，一部分成为贫农和雇农。

第六章（清代前期的农业商品化和小农分化）以棉花的种植为例，讲清代前期由于人口的增长，小农已经有了分化，但是这种分化又不至于引起资本主义的兴起。过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食物，这迫使农民多种植商品化作物以获得更多的收入，再在农业之外做一点手工业，两者合起来共同维持着小农的生活。而种植商品化作物（棉花）是有风险的，收获好了，生活正常成为富农；收获不好，沦为佃农、半雇农或长工，这就是人口的增长导致农业的商品化，农业的商品化又导致小农的分化。

第七章（二十世纪农业的加速商品化）讲冀－鲁西北的农业，在20世纪的30多年中，经历了高度的商品化，其他地区的商品化程度相对较低。世界市场的需求、外国的经济侵略以及本国经济的发展，促使小农经济加速商品化；帝国主义的入侵并没有引起小家经济基本性质的变化，只是使它沿着已经存在的、自重的道路而加速内卷化和商品化。

第八章（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的对比：耕畜的使用和农场生产力）事实表明，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的耕作都是以人力为主，耕畜的作用并不大，平均产量并没有大的差别，经济作物的比例和复种比例方面也没有大的差别，而且耕畜的生产率在两者间间没有明显区别。

第九章（经营式农场和家庭式农场劳动生产率的对比）论证出，经营式农场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家庭式农场，并找出原因。先否定了经营式农场进行小组耕作的较高效率之可能原因，后指出真正原因在于两种农场对人口压力的反应不同，这导致了“贫农的背离”，有三种表现方式，一是为获得短期的较高收益而种植商品化的农作物而“赌博”；二是在一茬特定作物上投入极多的劳力，远远超出高度集约的经营式农场，只为获得更多的报酬；三是由于各种原因贫农无法把棉花等商品化农业纳入他们的种植选择之中，不能获得农业商品化带来的好处。

第十章（经营式农业何以发展不足）首先，贫农、雇农为经营式农业提供劳力；其次，经营式农场只有在面积为100－200亩之间才最有效率，而社会所具有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使得土地多于200亩的经营式农场主去做了地主，这妨碍了生产力的革新。另外，生产力未革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体制没有改变，导致缺少国家的大量资本的投入。

第十一章（家庭式农场的牢固性）本章讲人口压力和家庭手工业如何维护小农经济。它牢固的原因是，由于土地已经被足够地开发导致小农不可能有更多的土地，而穷也使小农不可能买到新的土地；小农也不愿意减少土地，因为这象征着在村里的社会地位，所以只有在维持现有土地的前提下，做一些长工、短工和家庭手工业。对于小农而言，农业与商品性手工业是相互支撑的。

第十二章（生产关系的商品化）土地租用方式从分成租制向定额租制的转变，导致小农与地主之间关系的商品化、经济化，不再夹杂着复杂的礼节和习俗——农村社会的生产关系商品化了。

第三编：村庄与国家

第十三章（清政权上的村庄）华北的村落向来都很闭塞，村庄中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闭塞性。既然在二十世纪外界政权的压制下，村庄内生的权力结构依然存在，村庄领导人人依然能够获得足够的威望，小农一般不会服从一个外来的村庄领导人。清代的政治经济结构下，小农经济、地主制和中央集权的国家，三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相互巩固的。“只有当这个体制中的三个组成部分同时经历基本的变化时，整个结构方才分解，由新的体制取而代之。而在这之前，华北平原的大部分村庄是相当闭塞内向的单位。”

第十四章（自然村结构的变化）讲一个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会影响它的权力组织及面对外来压力时它的反应。当面对外来压力时，以自耕农为主的村庄，一般会联合起来或者自我“封闭”，变成一个与外界隔离的武装共同体，维持其原来紧密的村庄组织；而一个以半无产化了的小农为主的村庄则会分崩离析，沦为一盘散沙。

第十五章（二十世纪的自然村与国家）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地方政府的军事化和现代化管理使附加在农民身上的税收增加，政府为收税而设立的财政机器和地方豪霸使农民苦不堪言，有些农民逃离村庄。这种变化，导致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也将导致一个新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出现。

第十六章（结论）贫农农场的特点有两个，内卷和劳动力不足。小农经济落后的原因也有两个：人口过剩和阶级结构的作用。农业的半无产化既会提高农村人口的生育率，也会对其起抑制作用。人口压力与阶级结构，使小农产生分化即半无产化，这种分化，正好与国家政权渗入自然村庄同时发生。自耕农与贫农在村中所占比例的不同，导致在面临国家政权的渗入时，不同村庄的反应不同。紧密内聚的自耕农村庄，大多团结起来应付外界，甚至集合成武装共同体进行反抗；高度分化了的村庄，则多任凭外界权势的摆布；半无产化了的村庄，则在官僚机构与村庄组织的拉锯战中来回折腾。不过不论何种反应，都使二十世纪的村庄与国家政权关系紧张。但贫农在中国革命中如何从一个经济的范畴转化为一个政治的范畴这一问题，作者暂时无法解答，只是给出了几个可能的答案。

最后总结：“中国革命在冀－鲁西北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一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趋势之下而形成的贫农经济……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生活方式。一旦再遭受到其他压力——无论是赋税加重，市场价格升降的打击，政权的滥用，战争和盗匪，抑或天灾——便很容易颠覆。这个半无产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形成，正是中国解放前农村数世纪以来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

评价：

这是我读本书第二遍后写下的笔记。写笔记时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每个章节的意思都能够懂，但全书的意思却无法概括，无法将和章的合意进行升华。下面我尝试着回答本书到底要回答什么问题。

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二十世纪初期，华北的自然村庄与国家政权变迁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主要是从经济方面入手回答的：小农经济的内卷化导致村庄内部结构的变化（社会分化），这种变化恰逢国家政权对村庄进行渗入，两者作用到一起，是造成二十世纪初期自然村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而小农的半无产化，则是中国解放前大规模社会动荡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