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第七届国际学校社会工作网络联盟学术研讨会在我国召开，学者们交流了各国、各地区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和经验，看来还是美国的学校社会工作走在前面。当然，如果就时间来说，我国学校社会工作开始也不晚。20 世纪20 年代，熊希龄创办香山慈幼院，收留一些孤儿和无家可归的孩子读书学习，在办学方针上进行“全人教育”，并实行“三合一”（学校与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系师生由雷洁琼、关瑞梧等教师带领到香山慈幼院开展社会工作实习，这可以看做是我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开端。然而，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香山慈幼院颠沛流离，其学校社会工作也难以继续，但当时的社会工作留下了可供参考和借鉴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工作随着社会学被取消了，学校社会工作自然也无立足之地。代之而起的是以政治性的育人教育为核心的学生工作，这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合拍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学的恢复和发展，局部的、民间的学校社会工作实践也开始尝试。比如，北京市社会学学会成立后，一些以前从事社会工作的老教授、老专家在雷洁琼教授的支持下，成立了社会福利组，该福利组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在北京市宣武区培智中心学校( 弱智儿童的特殊教育学校) 开展面对残障儿童的福利服务，难能可贵。20 世纪90 年代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展针对外来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社会工作服务，在学校社会工作发展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进入21 世纪，特别是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后，上海、深圳等地的学校社会工作在政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2008 年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在四川省广元市开展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一直延续下来，并实现了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本地化。学校社会工作在支持困境学生、帮助边缘青少年、促进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至今，我国的学校社会工作还没有制度化。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学校负责人，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学校社会工作的重要性。面对市场化改革的巨大变化和剧烈的社会转型，为了更好地促进青少年成长，建设良好的、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应大力促进我国学校社会工作的发展。

当前，我国的学校社会工作发展缓慢有一些制度性原因：一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学校负责人不理解社会工作，他们常常依赖已经制度化的、体系化的思想政治工作、心理辅导、学校安全保卫来解决学校、学生中的某些问题，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学校欺凌问题的处理就是如此。二是他们对学校社会工作者岗位职责不甚了解，再加上当前我国政府对教育系统编制的严格控制，这使得系统性地在学校内部设立社会工作岗位遇到困难。

面对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上述情况，需要通过积极的建构来发展学校社会工作。要做教育（学校）行政管理者的工作，因为他们是决定是否发展学校社会工作的决策者；要同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合作，通过实践和经验积累，促进社会工作的新结构因素的发展；要发展普惠的发展性社会工作，既对有困难学生给予社会支持，对困境学生进行帮扶，又要舒缓广大学生压力、培养其社会性、促进其全人发展。在发展策略和发展途径上，可以探索“外嵌式发展”与“内嵌式发展”相结合的方式。所谓“外嵌式发展”是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公益服务支持等方式，由学校外部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或社会工作团队，进入学校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工作力量是进驻学校的合作者和协同者。“内嵌式发展”则是指在学校内部发展社会工作要素，培养社会工作人才，将社会工作与学校工作相结合，整合性地发展学校社会工作。这种“内嵌式发展”是在不增加学校编制的情况下，通过学校内部人力资源和功能整合，使原有学校教育行政管理者、教师、思想政治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和其他人员学习社会工作知识、了解社会工作价值观、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开展社会服务的活动和策略。从发展方向的角度看，应积极推进“外嵌式发展”与“内嵌式发展”的结合与融合，发展“大学校社会工作”，进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学校社会工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