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商纣王自杀，周武王革命成功。

但当时殷商遗民很多，人心不稳，为了稳定大局，周武王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商故都，继续统治殷商遗民，并封武王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于武庚周边以监督，是为三监。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代政，三监不服，于是联合武庚发动叛乱。周公东征平定叛乱，杀武庚、管叔，流放蔡叔、霍叔，于是改封商纣王的哥哥微子于宋，统治一部分殷商遗民，再把管叔的封地卫封给武王另一个弟弟康叔，也统治一部分殷商遗民。

康叔临行前，周公告诉康叔怎样统治殷商遗民，是为《尚书·康诰》，周公说：“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宏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也就是两个任务，一是安抚好殷商遗民，二是帮助成王保有天命，两个任务一个方法，就是让殷商遗民“作新民”。殷商遗民作新民了，殷商遗民就安居乐业，不造反了，成王也就能够保有天命了。

新民的对象是殷商遗民，因为殷商遗民是旧脑筋、死脑筋，不知道天命变了，不能与时俱进，还企图顽抗，同时他们在商纣王统治下也沾染了很多不健康的思想作风，落后、愚昧、邪癖、暗弱、骄奢淫逸，这些都要改过自新，洗心革面，重新振作起来。

使“新民”一词影响最大的还是《四书·大学》，因为《四书》是朱熹定的，而且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圭臬，不论是出题范围和标准思想尤其是标准思想限定的死死的，所以是科举的必读教材，因而广为熟知，形成新民思想，成为救世良方。

《大学》第一句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被广为传唱，现在随着中华民族复兴，振兴传统文化，新民思想更是为世人广泛接受。

康乾盛世刚过几十年的清朝，遽然面临列强侵略，很快就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一下子暴露出清朝落后、愚昧、保守、痼弊的现实，几十年后也就亡国了。继之而起的民国政府不但不能抵御外侮，反而陷入内战，国将不国，民不聊生。

在这个过程，人们也采取了很多救亡图存措施，所有的措施几乎没什么效果，这时新民之声日见高涨，人民寄希望于新民，希望通过“作新民”而振兴国家。

于是很多先知先觉者奔走呼号，大声呼唤新民，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梁簌溟、晏阳初、毛泽东、蔡学森等。

尤其是梁启超，自号曰中国之新民，作《新民说》。他道：“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说的很对。正如《尚书·五子之歌》上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脊梁、中流砥柱。有了新民，自然一切都有。

梁启超所说的新民是指有公德、国家意识、进取冒险精神、有权力意识、自由思想、懂自治、能合群、有毅力的人。

其“新”的方法是“淬砺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也就是说中国人所固有的要加以改造，重新锻炼、打磨，使其焕发新的光彩，中国人所本来没有的，要补充、学习、增进，改头换面，脱胎换骨。

在梁启超影响下，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干脆在湖南创办了“新民学会”，创办新民刊物，宣传新民思想。

而梁簌溟、晏阳初等人更是从更具体的方面新民，针对当时中国人愚、穷、弱、私的经济和精神面貌，进行社会改良，创办新农村，以图中国人振作起来，作新民，以振兴国家。

但很遗憾，除了“新民学会”以后汇入更大的潮流外，其它努力都淹没在历史之中，效果不太理想，没有使“民”“新”起来。

当然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新民内涵，商周之际有商周之际的新民，清末民初有清末民初的新民，而当今的新民自然有当今的新民内涵，而且内涵应该更加丰富。

那么，当今的新民，除了应该对历史上的新民内涵查漏补缺外，就是应该具有科学观念，更加强调价值觉醒，做一个有价值的新人，庶几不惭愧于新时代、大时代。

是为作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