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三个重大理论命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回顾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作出了“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的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论断,进一步强调“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从真理性、发展性、创新性三个维度分别阐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源头、历史呈现、现实观照,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哪里,并从中真正体悟马克思主义的大本大源,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一、真理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理论源头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首先是其具备真理性。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的四大特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
(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其趋势,体现了其科学性
1883年,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发表讲话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由此可见,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出现矛盾,解决矛盾,历史才能发展,但社会矛盾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内生发展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最终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人们总是不断将生产力发展到新的阶段。正如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更替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即使在当今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力。比如,在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许多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社会矛盾加深,不少西方学者开始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借以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马克思主义把社会发展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及趋势,破解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
(二)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显示了其人民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为人类求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马克思主义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相一致,决定了无产阶级能够担负起人的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力量。在人类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改造世界的最有力思想武器和指导人民一切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群众史观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创造和决定历史的理论表达。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把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揭示了人类实践的客观实在性,从而正确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强调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有机统一,揭示了其实践性
恩格斯深刻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正确认识世界是有效改造世界的必要前提。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们都是轻视实践、脱离实践的,认为哲学历来只是书斋里和学院里的东西,如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能动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理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是他以实践为中心创立的崭新的世界观。实践的观点是“新唯物主义”理解世界的首要观点,马克思把这种观点贯彻到了自然、历史和人生,把哲学从传统的唯物主义推进到实践的唯物主义。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改造了世界。马克思主义以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实践辩证法服务于世界改造,并把全部理论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之中,同时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得以形成、丰富和发展。历史与实践证明,马克思、恩格斯于170多年前撰写的《共产党宣言》,至今仍然熠熠生辉,马克思主义开辟了全世界民族解放的新天地。
(四)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理论体系,凸显了其开放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的一大区别在于其既与时俱进,又开放包容。在“与时俱进”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静态的、封闭的、僵化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总是强调要根据实践的发展和时代的变化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在对旧世界的无情批判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有因为取得的成就而停滞不前,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他们一直倾听实践的呼声、反映实践的要求,立足于实践的发展进行自我批判,不断纠正自身的不足,不断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自我扬弃,从而使自己的学说在补充、修正和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日臻完善。在“开放包容”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是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构成。这三大组成部分最终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对所处时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被中国共产党掌握和运用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强大的思想伟力,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生动展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画卷。
二、发展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历史呈现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不仅因为其理论意义上的“行”,还因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选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实践中验证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在哪里。马克思主义诞生在西方,最终在中国落地生根,这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放弃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经过对比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各种“主义”理想,并深入研究与理性思考而作出的选择。
(一)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运用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从不完全自觉逐渐上升到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人研究判断中国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处的历史方位,不断加深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基本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在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中,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华大地,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方向。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诸多挫折和教训的总结,是对中国国情和战争规律的准确把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根据中国特殊实际回答时代问题,坚持以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中国革命才迎来了光明的前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中国各个历史时期面临的不同挑战和问题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即新民主主义社会,架起了从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桥梁。
(二)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运用与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奠定了制度基础。一方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1956年4月初,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次结合”是为了解决中国如何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以期领导人民完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迈进社会主义社会,从制度层面进一步明确了“走自己的路”的方向,其指导思想就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明确了国内主要矛盾,明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1956年,党的八大在北京举行,会议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一次次经验和教训证明,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重新恢复党的理论创新传统
面对改革开放之初党内存在的“左”倾思潮的影响和教条主义的盛行,邓小平同志清醒地意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发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此背景之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生机奠定了理论基础。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科学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伟大旗帜。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将社会主义本质完整表述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又将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接续回答重大时代问题
时代的发展呼唤着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又推动历史的发展和事业的前进。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兴起,经济全球化浪潮涌动,成为鲜明的时代特征。要回答和解决时代新问题,必然会产生不同于其他时代的新理论和新实践。邓小平同志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回答不同时代问题和解决人类难题的过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中国才顶住巨大压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成功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以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见证了“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中国崩溃论”的崩溃、“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都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也在实践中证明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三、创新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现实观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科学回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一)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科学回答中国之问
是否与时俱进、是否回答了新的时代课题,是衡量一个理论是否实现了新的飞跃的标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这个“重大时代课题”拓展为多个“重大时代课题”,即“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科学理论形成创立的时代需要和实践要求的更全面认识、更深刻掌握、更完善表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重要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党肩负什么样的使命任务继续前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明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前进方向,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道上,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发展带来了光明前景,开拓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崭新形态和广阔空间,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让人类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二)站在胸怀天下的高度,科学回答世界之问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理论是时代的呼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已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时代课题。随着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国家独霸世界权力中心的格局首次被打破,全球治理由西方治理向共同治理转变。当前,世界已经迎来第四次科技革命,全球化正在经历深度的动能转换和结构重组,大变局正在重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和共处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坚持胸怀天下”,既是“走自己的路”,也是走人类文明发展之路;既解决了中国问题,又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了实践路径与理论创新。尤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的“和合”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提倡立己达人、怀柔远人,是科学社会主义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当代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崇尚“一视同仁”“爱无差等”的思想,其内在包含的自然平等的伦理准则,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崇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蕴含的整体观念,是对西方“本国优先论”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倡“天下大同”“民胞物与”“协和万邦”的价值观念,强调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权利,是对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超越。
(三)站在人民至上的高度,科学回答人民之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始终坚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这深刻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是“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要求我们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始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确保党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人民至上”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根”与“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基的前提下提出的共同富裕,其实质内涵是为了人民。
(四)站在自我革命的高度,科学回答时代之问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回答时代之问是理论的课题。经过百年风雨洗礼,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走好新时代的赶考之路?这是对于我们这一时代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发出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大的样子”,不仅仅指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超大规模、组织体系超大规模,更重要、更本质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领导智慧、精神境界等方面的集中体现。同时,随着党员数量不断增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对管党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难题”,尤其是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对于这些难题,如果不严加防范、及时整治,久而久之,必将积重难返,小问题就会变成大问题、“小管涌”就会沦为“大塌方”,甚至可能酿成全局性、颠覆性的灾难。我们必须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筑牢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
(原载《党课参考》2023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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