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稳定的基本特征
人类历史有众多标志性事件,最重要的莫过于二次大战。战后,发达国家一边收拾欧亚大陆的残垣断壁,一边陷入深刻反思,由此导致西方世界脱胎换骨式的进化。观察半个多世纪来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如下共同特征:
l选举是政府更迭的唯一形式,无社会群体可以借助武力夺取政权。类似希特勒那种先靠选举上台然后强力专权的事件,只发生在那些边缘国家。这些社会一旦实现转型,武力政变将不复存在。典型的如南欧和东亚。
l社会冲突难免暴力行为,但国内有组织的长期暴力已不存在,社会群体普遍采用合法形式维护各自利益。
l社会政要不再因政见不同沦为阶下囚。即使因政治舞弊下台,一旦退出政治舞台,也会得到善终,其执政成就仍被社会承认,并记录在史册。
l经济波动乃至周期性经济萧条仍很常见,但三十年代那种土崩瓦解,民不聊生式的大萧条已不复存在。经济低潮期仍可保障社会底层的基本生活条件。
l财产、教育、就业、迁徙、医疗、养老这些基本权利普遍得到保障。民众无需担心哪天莫名其妙被赶出家门,或无缘无故失去工作。大众有普遍的安定感。
l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型网络媒体,一律保持开放,民众可以自由获取法律限制之外的所有信息,包括官方控制的信息和境外信息。社会并未因此而导致内乱。
l这些国家相互之间也不再发生战事。像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欧盟各国之间,普遍实行边境开放,只需简单的身份查验就可过境,更无需部署军队相互提防。
无论你对西方国家持何观点,战后西方国家普遍进入稳定发展局面,此基本事实不可否认。那么,我们必须直面历史,正视现实,并给与合理解释。
以英国为镜
纵观历史,西方国家中最稳定者非英国莫属。自1688年光荣革命始,三百多年来,这个国家未有过内乱。北爱尔兰共和军是唯一例外,那也是由不列颠岛人移民爱尔兰北部所致,属于历史遗留的地域之争。并非真正的内乱。至本世纪初,北爱尔兰共和军彻底放下武器,实现和平。
英国数百年的稳定局面不限于本土,也扩展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最发达的英联邦国家与英国渊源颇深,几乎全盘继承了英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除了早年与土著的局部冲突以及加拿大英法移民之间的地域争夺,这两国近二百年没闻过火药味儿,唯一战争经历是参与海外出兵。两国人似乎很耐不住寂寞,每次海外出兵都要抢在前面。从一战、二战直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莫不如此。魁北克省是早年法国遗留的领地,多少年来都在跃跃欲试脱离加拿大。记得上大学时有位来自加拿大的外教,一个年轻姑娘,法语说得和英语一样流畅。她坚持说自己是魁北克人,不是加拿大人。不过,魁北克独立运动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尽显英国绅士遗风。
英国和法国就像一对冤家,历史上多次相互占领又相互结亲,携手搞起近代工业。直到今天,两国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仍不相上下。可是,两国近代史却大相径庭。法国自1789年大革命后内乱不断,一直延续到巴黎公社。从巴黎到里昂,街垒战世界驰名。英国隔岸观火一个世纪,自家平安无事。何故如此不同?值得史学界探究。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
按司法体系划分,西方国家分为两个阵营。英美及英联邦国家采用英美法系,其余国家采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重判例而不重成文法,庭审以控辩双方、律师和陪审团为中心,法官只扮演仲裁角色。法官裁决时不仅可参照以往判例,还可以自由发挥,创造新的判例。大陆法系则要严格按照成文法裁决,法官是庭审的中心,可以直接参与争辩。
两种法系最大的区别是成文法的作用。英美法系给法官以创造判例的权限,而每次判例又对以后的庭审起到示范作用。判例的自由度让中国人难以理解。|更让我们无法理解的是,陪审团竟由缺少法律专业知识的平民组成,他们可以决定被控方是否有罪。显然,这是一种极大的权利下放,下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习惯思维。
然而,这种权利下放并未把英美法系国家搞乱。相反,几百年来,英美法系国家正是世界上内乱最少的国家。英国及英联邦国家自不待言。美国的唯一内乱是南北战争,那也是由历史遗留下的蓄奴问题所导致,而且战后一直保持安定至今。比较下德法意等欧洲大陆国家及亚洲的日本(也采用大陆法系),结论不言自明。值得注意的是,二战后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借鉴英美法系改造司法体系。现在这两种法系已非早年那样泾渭分明。
不难判断,英美法系至少有两大优势。一是较成文法更易调整修改,二是赋予民众以更大的权利。
一套统辖全局的法律条文不可能说改就改,从提出议案到争论到推出修改版,必有漫长过程。但社会发展千变万化,僵死的法律条文常常时过境迁,不再适用,司法界却被困住手脚,无可奈何。仅当社会矛盾积累蔓延后才能引起立法者关注,弄不好就会导致严重社会冲突。这正是成文法的弊病,也正是判例法的优势所在。
英美法系把律师和陪审团作为庭审主角,加上检察官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由此形成的判例对以后的庭审有示范作用。这等于下放了相当大的立法权,等于由国家立法机构和公众共同参与立法。
文官制度
现代文官制度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英国创立,西方各国纷纷仿效,现在已成各国管理政府事务的标准制度。各国政要每天在媒体抛头露面,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其实,真正在维持政府运转的是背后的千百万政府雇员。不妨这么说,政府要员们全体休假一周,国家还能运转。文官们集体休假一周,整个国家将会成一潭死水。
意大利是个典型例子。二战结束至今,意大利内阁已更新64次,最短命的内阁仅执政一天即告解散,执政不到一年的比比皆是。可是,我们并未见这个国家有何动乱,大家该做什么做什么。无论意大利政体有何弊病,稳固的文官体制在保障国家运行,这一点毋庸置疑。
现代文官制其实是效仿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中国科举制籍考试选拔人才,在古代世界独树一帜。王朝一弄就传承几百年,靠的正是科举制。但现代文官制有本质区别,最关键一点是:文官要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二者任命方式完全不同。政务官和政府最高权力部门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事务官的选拔、任免与晋升和政府选举无关,其位置长期保持稳定。各国文官制均特意强调一点:事务官不能和政党有任何关系,否则必须辞职走人。
不难想象,这种体制对维持国家稳定多么重要。美联储主席一任十四年。美国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是终身职位。这都是由总统提名由参院决定。一旦决定将不能随意改变。这些举措也是要尽力使国家经济政策与司法裁决摆脱政党影响,和整个文官制度一起维持社会稳定。
基督教会和社区
现代欧美国家普遍实行政教分离,基督教早已没有中世纪那样的权威,但基督教的影响无处不在。从密布城乡的教堂,大众日常生活,到浸透文学、艺术和日常语言的基督教文化,都能感受到那些国家的基督教色彩。在大学学英语时,老师让我们读一点英文版圣经,当时不太理解。后来才明白,不懂基督教就不懂西方文化,那就不可能真正学好英语。
基督教有三种组织形式:主教制、长老制和会众制。主教制自上而下任命教区负责人,是从天主教早期的政教合一承袭而来。长老制自下而上选举负责人,类似民主社会的政府选举。会众制是一种扁平结构,各地教会各自独立,互不从属,其负责人也是选举产生。
无论何种组织形式,基督教会都有浓郁地方色彩,都以当地信众为依托。我们长期来只把宗教看成某种信仰。其实,基督教长期扮演了社区组织的角色。现在其人数和影响虽不及以往,但在欧美仍是社区中最活跃的组织。教民不仅周末去教堂做礼拜,也在其他场所集会,以此相互沟通。遇到谁有困难,大家出面帮助。沟通和互助使社区教民有了归属感和安全感。这一点,华人体会更深。新一代华人在当地定居后,由于文化和语言隔阂,往往感觉孤独,但入教后好像换了个环境,马上有了许多新朋友。大家人心向善,以互助为乐,这种气氛对社区居民颇有吸引力。
不妨观察下国内广场舞和网络群,那其实也是变相社区组织,大家也是以此寻找归属感。比较而言,教会活动具有更深文化积淀和思想渊源。教堂、圣经、唱诗班、慈善活动,所有这些使基督教会具有更强烈的感染力,非一般社区组织可比。
当然,西方国家有形形色色的社会组织,教会只是其中一种。其他各种非赢利组织同样扮演重要角色。这些组织代替政府承担环保、治安、教育、健康、扶贫、助老、助残等社会义务,既减轻政府负担,降低财政开支,又增强了民众的社会义务感。西方民主体制的根基是公民社会。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公民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去实现自我组织,是自下而上的自愿行为,而非自上而下的强制举措。能否让民众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这应该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入现代社会的基本尺度。
共济会和公益基金
提起共济会这个名字,大概不少人有怪怪的感觉,因为这是个颇为神秘又颇多非议的组织。它既非宗教群体,又非政治、经济或学术类团体,但西方众多政界要人、经济大腕和知识精英都是该组织成员,包括孟德斯鸠、伏尔泰、雨果、哥德、莫扎特、贝多芬、柯南·道尔、马克·吐温、爱迪生、爱因斯坦这些历史人物,还包括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汽车大亨福特、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以及众多英国国王和大部分美国总统。
共济会于十八世纪前期诞生于英国。其英文名直译叫做自由石匠公会(Freemasonry),是建筑业业主的秘密结社,用以抱团自保。由于众多贵族加入,共济会影响力日增并扩展到西方各国。目前,共济会在全球有数百万会员,大部分来自美国和英国。共济会从建立之初就和天主教作对。至今梵蒂冈教廷仍认为,共济会结社方式违反天主教教义。反犹主义者和穆斯林也普遍反对共济会。希特勒德国曾查禁共济会,并镇压其会员。有如此广泛的敌对派,难怪共济会长期被抹黑。
共济会在当今世界仍然引人注目,主要在于其公益基金财力雄厚,其捐助涉及科研、教育和各种慈善活动,影响力波及全球。基金会有完整的管理体系,从资金来源到使用都有严密的监管规则。
有人说,西方国家的税制使富豪们难以让后代继承巨额遗产,于是他们把钱捐给基金会,让后代继承基金会控制权,以此保住家族地位。无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有一点十分明确:这些基金会为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公益事业提供了巨大支持,很多重要科研成果是如此问世,很多学者也是如此成长,还有数不清的慈善捐助。
个人财产变成由社会管理的公共基金,很大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缓和了社会矛盾。而且,民间基金会并非少数人可以操纵,必须严格依照规则行事。西方的基金会非常看重规则的制定和维护。社会普遍认为,这是基金会成败的关键。二十世纪基金会兴起,无形中为西方国家提供了一种新型社会运行方式,这无疑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性进步。
现实告诉我们什么
寻找共性与差异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例如,为何碱金属都很活跃,惰性气体都很稳定?那当然要看核外电子的分布。于是,按照电子层的共性和差异,碱金属和惰性气体在周期表中分别划归两个不同的族。这样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元素的化学性质,所以被称为科学。
探究社会历史发展也是如此。西方国家作为“社会周期表”中的一族,其共性何在?那些动荡的国家,还有那些表面安定却时时在维稳的国家又有哪些共性?二者之间差异何在?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能对当今世界有清醒的认识。
本文从几个侧面列举西方社会的典型特征,远不能涵盖全部。但从中可以看到多数西方国家所共有的社会要素。我们很难轻易断言:这些社会要素与西方国家的长期保持稳定发展没有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社会要素大都来源于英国,有的来源于美国(如公益基金),而美国恰恰也是被英国文化浸染的国家。一个国家能保持三百多年没有内乱,而且至今仍颇具发展活力,其文化渊源难道不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吗?
冷战结束后,世界局势大变,传统的教条理论难以解释地球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所谓帝国主义“垂而不死”更是缺少说服力。旧梦已随风去。回首千秋,今是昔非,理论界所思所言自当以符合史实为宜。
(写于 2014.9.25,原载新浪博客“西方社会何以如此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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