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即将来临，但旧秩序是否会被粉碎并改善，以造就更公正有序的未来，这仍是未知数

沈联涛 | 文

你们口中的社会进步是什么意思？这是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探讨的主题，该委员会由300多名学者组成，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经过四年的努力，他们关于社会进步的报告最终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于上月付梓。

社会变革或进步的定义从来不是中性或价值中立的，因为不同的社会对什么是良善社会或公正社会有着不同看法。正如报告指出的那样，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表征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令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仰，而对资本主义则失去了信任。

在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者选择轻松的路径，保守主义者则提供艰难的选择，且通常以牺牲他人为代价。

事实上，关于社会变革的讨论已经从礼貌对话，转变为激烈争吵，在许多国家则表现为全面内战和地缘政治争端。

该报告表明，社会科学家已经更倾向于基于人性的辩证系统，思考、承认所有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中的深层矛盾。委员会认为，发展的根本矛盾是“丰裕中存在的贫困，个人进步与集体回归的矛盾，以及与自由与约束相交织”。

技术为人类带来更为宽广的进步可能，但不断加剧的不平等、政治冲突和环境威胁，限制了我们实现这种进步的能力。进步被定义为包含着下述价值的积极面：“尊严平等、基本权利、民主、法治、多元化、福利、自由、不孤立、团结、尊重和承认、文化产品、环境价值、分配正义、透明度和问责制”。

这些目标用意甚好，但没有一个社会有相同的偏好和秩序来达到各自认为“正确”的平衡。而且由于资源越来越稀缺，主权国家日益倾向于打击或破坏似乎持有不同价值观和优先事项的其他国家。

例如，亚洲人一直认为现代性被理解为“符合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之观点，致力于在普遍公民身份的基础上保障所有人的个人权利和物质机会”。正如委员会指出的那样，“在每块大陆，现代化的开展过程中都存在现代性的缺位，即使受压迫或贬抑的现代性。”

有趣的是，委员会认为，“全球化和不平等现象的螺旋式上升，以及公司政治权力的增强，引发了新旧民主国家日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损及民族国家作为民主和福利政策的基础。”这些专家将跨国私人行为者和国际金融机构视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新角色。

委员会怀疑，目前基于“灵活的汇率和自由的资本流动性，低贸易壁垒和对低技术移民的高壁垒”的国际金融体系，将无法持续到未来。

批评旧秩序总是比建立作为替代的新秩序更容易。委员会诚实地承认，社会进步将有多种走向，而不是只有一条通往理想社会的单一途径。

然而，委员会提出了一些共识工具，例如采用普遍基本收入来应对经济不平等问题。不平等往往是集体谈判能力差异导致不公平和低效率产出的结果。例如，虽然选举民主提供了一种谈判出更好解决方案的手段，但由于选举需要花钱来获得选票，选举的资金便带来了腐败的机会，这种机会会进一步固化不平等，并令解决不平衡问题的方案徒有其表。

最后一章是高度自省的，探索社会科学如何有助于政策制定和制度变革。它研究了六个政策领域：经济、教育、环境保护、医疗保健、发展和科学技术。

在解决不平等现象方面，这一两难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国家自身因腐败或无能而不足凭借，是否可以诉诸市场或其他机制来纠正社会不公正？这个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更为严重，因为即使是单极国家也承认无法单方面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果没有适当的全球治理，全球经济将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自然灾害破坏，从而令全球稳定恶化。

在专家们的这份报告中，找不到上述问题的答案，但如果专家们自己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那么，我们的历史中会冒出承诺做出改变的富有魅力的政治强人，这还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吗？

看到世界上最有权势者践踏在残破的旧秩序之上，人们必然感到好奇，究竟何种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乖张行径对未来的稳定性会有什么影响。

变革即将来临，但旧秩序是否会被粉碎并改善，以造就更公正有序的未来，这仍是未知数。唯一令我们堪以慰藉的是，相比于我们，这些专家对此也所知无多。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翻译：臧博，编辑：袁满）

（本文首刊于2018年8月20日出版的《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