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Relative Independence and Special Importance of Ethnic Problems in Social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何叔涛，云南民族大学民族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摘要】长期以来囿于“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教条，用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的联系性来否定民族问题的相对独立性是我们难以真正重视民族问题的思想根源。而民族问题的相对独立性是不容忽视的。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民族交往的负效应。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以及社会主次矛盾的易位都决定了民族问题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因而不能把民族问题的实质视为其他社会问题。民族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相联系，但旧的民族矛盾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民族矛盾，直至民族的彻底消亡。这就是民族问题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

【关键词】民族理论 民族问题 独立性 特殊重要性

民族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最基本的人们共同体形式之一，民族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民族的发展同时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缩影。在各民族交往过程当中基于民族差别所产生的民族问题是最基本的社会问题之一，因而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探讨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自然也就成了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和解决民族问题所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戴维·波普诺所说：“民族与种族(关系)紧张是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从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内战到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并且在进入了新世纪以后仍越演越烈的阿以冲突，民族问题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和热点。而在我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逐步走向共同繁荣，然而“民族宗教无小事”，协调各民族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局部利益冲突，仍然是新世纪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因此可以说，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性，这是勿庸置疑的。笔者认为，如果不充分重视甚至看不到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并把握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

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根源和表现，以及民族问题相对独立性与民族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广泛联系性之间的辩证关系做初步的探析，以进一步论证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

一、对“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反思

长期以来，每当论及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时，我国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往往沿袭传统的“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思维定式并把它绝对化，不能越雷池一步，自然也就谈不上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了。要对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有实质性的突破，就有必要对“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传统理论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再认识。

“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提法最早见于斯大林1918年11月载于《真理报》的《十月革命和民族问题》一文。斯大林开篇即提出：“民族问题不能认为是什么独立自在的、一成不变的问题。民族问题只是改造现存制度总问题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会环境的条件、国家政权的性质并且总的说来是由社会发展的全部进程决定的。” 1924年4月，斯大林又在总结列宁关于殖民地和民族问题学说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讲演)中再次强调“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而列宁尽管曾谈到“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但在他关于民族问题的著述当中却难以找到“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这样直截了当的提法。通观列宁的有关著述，我们可以发现列宁在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压迫(对抗性的民族矛盾)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消除民族压迫必须首先消除阶级压迫的观点后，阐明了阶级的划分比民族的划分更加深刻，并根据他所处的时代所出现的欧美国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亚非拉殖民地半殖地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两大历史潮流，分析并论证了二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提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光辉思想。可见，列宁在论证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既没有忽视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也没有否认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并且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两种历史趋向的论述，实际上已充分注意到了民族问题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而斯大林反复批判的也只是把民族问题看成是“独立存在”、“一成不变”、“单独的孤立的”、“和资本主义政权，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总问题无关的问题”的改良主义的错误观点。

囿于“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教条，用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即阶级斗争的联系性来否定民族问题自身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不能不说是我们长期以来难以真正重视民族问题、充分认识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的思想根源之一。至于民族问题在资本主义的初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问题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总问题的一部分，再到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的提法，实际上不过是斯大林上述提法的图解和延伸而已。

实际上，社会革命或社会发展的“总问题”这个概念是非常模糊和非常含混的，“总问题”是一个问题还是多个问题，或者是诸多问题的总和?很难说清楚。对此，理论界往往以唯物辩证法基本范畴当中“部分与整体”的对立统一关系来加以解释，或者用现代系统论“大系统”和“子系统”、“分系统’’的互动关系来说明。这两种分析方法显然是把“社会革命总问题”、“社会发展总问题”界定为诸多社会问题甚至所有社会问题的总合或集合体作为前提的。依此推理，所有社会问题都是“总问题”的一部分，放之四海而皆准。但这种解释不仅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深度，并且显然与斯大林的原意不符。无论是斯大林所提的“改造现存所有制问题”、“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推翻帝国主义问题”也好，还是列宁所说的“工人阶级问题”也好，显然指的都是阶级斗争问题。而阶级斗争问题和民族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不同性质的社会问题。二者是否可以兼容?斯大林的提法是否合乎逻辑?这里姑且不论。即使把二者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社会发展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根据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应看到在一定的条件或特殊的情况下，主次矛盾是会转化并易位的，对此下文还要探讨。

由此可见，不冲破“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和禁锢，对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便难以深入和突破。而深入研究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充分重视民族问题本身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

二、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

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由民族问题的实质所决定的。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一个曾引起重大争论但至今尚未定论的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我国曾长期流行过“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问题”的错误观点，这一错误观点实际上成了当时民族工作“左”的指导思想的核心，曾经给我们的民族工作和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带来了极大的损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民族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就是批判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提法，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民族观，进行了民族政策的再教育，加强了全党对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长期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对此，一直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理论研究的同志至今记忆犹新。既然民族问题的实质不是阶级斗争问题，那又是什么呢?尔后又有人提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经济问题”，还有人提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消除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中事实上的不平等”。然而这些观点很快就被人们所遗忘。究其原因，就在于提出这些观点的同志把某一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混同于民族问题的实质。而在这一点上，后两种提法显然和前一种错误提法在思维方式上有共同之处。新中国建立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国初期各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形式的民主改革难道不是当时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吗?

对民族问题实质进行界定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能够解释从民族最初的形成直至民族彻底消亡之前人类社会所有发展阶段的所有民族问题，科学地揭示所有民族问题的本质之所在。对此，笔者在《论我国民族问题两种趋向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的建立和保障》(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与《民族理论教程》(与赵学先、桂镜光合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等文章和论著观点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思考，特提出自己最新的观点，即民族问题的实质就是民族交往的负效应。

具体地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是随着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不断增强而实现的。在各民族的交往过程中，彼此之间经济上互通有无、文化上互相渗透、生产生活方式上互相影响，相互学习和吸收对方的特长，借鉴对方的经验和教训，使得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精神文化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从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愚昧野蛮向文明开化进步发展。如中国古代有“茶马互市”，有“四大发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方；在近现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又传人中国。这是民族交往中“互补”的正面效应，而与此同时，在各民族的交往过程中由于文化和经济的差异引起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则体现了不同民族“相斥”的负面效应。这种民族交往中的负面效应，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问题所共有的，因而也就是民族问题的实质之所在。

只要有民族存在，各民族之间必然要相互交往，并且随着人类社会交通通讯的不断发展，各民族的相互交往将会不断地扩大，而交往当中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效应也就更加显著。随着交往的扩大，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会产生，这就是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即使是在全球化进程已成为21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的今天也不例外。而正确把握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相对独立性进而深化对其特殊重要性的认识，即是笔者本文的态度与立场。

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二个原因则在于对抗性的民族矛盾的暂时解决并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中，阶级压迫是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是一种对抗性的民族矛盾，往往需要诉诸暴力，甚至通过战争的形式来解决。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而社会主义的建立，消除了民族压迫的社会根源，建立了各民族劳动人民之间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从而解决了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即对抗性的矛盾。但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依然存在，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相互间的差距依然存在并与其他的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因而各民族之间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局部的、暂时的利益冲突仍会存在，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即通过民族立法等手段来协调和解决。并且，一旦放弃了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立场，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非对抗性的民族矛盾也会再度演化为对抗性的民族矛盾，20世纪末苏联的解体和南斯拉夫的分裂已充分说明这一点。

此外，民族问题从矛盾孕育、潜伏至矛盾的爆发和激化，往往具有较长的历史周期性，和阶级斗争问题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充分体现了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也难以用“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说法来解释的。

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个原因还在于民族问题内容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民族问题不仅表现为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还表现了人类社会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这一点则是由民族共同体的性质所决定的。

斯大林曾经正确地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但他始终没有明白“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划分的，他甚至没有把共同文化列为民族特征，而仅仅作为“共同心理素质”赖以存在的载体。笔者认为，从文化的角度来划分，共同文化实际上就是民族共同体的性质。因为在不同的人们共同体当中，国家是从地理的角度来划分，种族是从生理的角度来划分，阶级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划分，政党是按不同的政治主张来划分，宗教团体是按不同的信仰来划分的。只有民族是从文化的角度，按不同的文化特征来划分，因此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必然会表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不同的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必然具有其相对独立性，从而使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尽管笔者不能完全赞同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把世界格局的决定原因简单地归纳为“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的冲突，而忽略不同民族和地区因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才导致利益冲突的观点。但也应看到《文明的冲突》一书的热销及所引起的轰动，无疑是深刻地揭示了具有不同文明即文化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而某些西方学者睁着眼睛否认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存在，认为民族是“知识分子为社会及经济精英的利益而任意操弄历史的迷思所建构出来的”，是“想像的共同体”和“意识形态的构造物”， 从而去误导人们淡化民族观念，回避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四个原因在于在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社会的主次矛盾并非一成不变。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仅会转化，而且会易位。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作为生产关系的总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体现基本矛盾运动的社会主要矛盾常常体现为阶级斗争，并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来进行。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与民族问题的解决往往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就人的社会属性而言，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们不仅属于一定的阶级，也属于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尽管由于阶级的划分比民族的划分更为深刻，而民族矛盾则是次要的社会矛盾，可是到了外族入侵，本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则民族矛盾必然会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为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东三省的沦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国民党的爱国将领举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并没有主张杀蒋，而是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通过释放蒋介石，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放弃了“打土豪，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改为实行“减租退押”，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对此，我们讲党史常常提到的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这一提法，即使在“文革”期间也没有改变。到了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以“一国两制”解决港、澳、台问题，并在香港和澳门成功地付诸实践，在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同时亦同样体现了把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放到首位。邓小平同志谈到台湾问题时曾指出，台湾问题首先是民族问题。而对民族问题，邓小平充分体现了一代伟人深刻理解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的雄才大略。

三、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

通过以上对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民族问题就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虽然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互联系、相互交织，但并不依附于其他社会问题，也不能把民族问题的实质归结为其他社会问题。不同时期的民族工作，有着不同的中心任务、不同的主要矛盾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一直到各民族通过融合走向大同，实现民族的彻底消亡。这就是民族问题的相对独立性所体现的特殊重要性。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在我们国家，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各族人民，经过28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浴血奋战，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新中国成立以后，在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又通过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建立社会主义的基层政权，以不同形式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各少数民族内部不同形式的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剥削制度，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民族自治地方，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从而解决了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翻身解放和当家做主的问题。各少数民族分别从前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在各民族人民中牢固地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消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取得了民族工作辉煌的成就。但这不等于说这就已经彻底解决民族问题了。大家都清楚，实现了政治上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各少数民族人民，还需要共同脱贫致富奔小康，缩小和先进民族、发达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也就成了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先行一步，尽管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东、西部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的差距又被无形地拉大了。进入新世纪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并付诸实施，而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和温家宝总理为首的新一届政府领导下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促进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但是，即使到了本世纪中叶，完成西部大开发，基本实现整个国家的现代化以后，照样会有新的民族问题出现，而新出现的民族问题在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同样会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依然需要我们继续重视民族问题，协调好民族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使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更加巩固。

总之，民族问题的特殊重要性就在于不论任何时候，不论是民族矛盾正在孕育而表现出风平浪静还是民族矛盾激化而出现惊涛骇浪，“民族宗教无小事”，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社会的治乱、民族的兴衰、革命和建设成败的重大问题，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民族问题的妥善解决。这一点，古今中外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惨痛的教训。

本文最后所要强调的是，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其中的相对和特殊，是与民族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广泛性分不开的，也可以说“相对”与“特殊”是由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广泛性所决定的。

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决定了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方面，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会不断出现；不同时期的民族问题会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因而民族问题不能完全依附或归结于其他的社会问题，更不能用其他的社会问题来归纳民族问题的实质。民族问题的实质只能是民族交往的负效应，只要存在着民族，就必然会出现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就必然会产生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决定民族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其在社会发展中的独立性只可能是相对的，而其重要性却是特殊的。因为民族虽然是个利益集团，但民族这个利益集团却仅仅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划分但又以地域关系为基础。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也不具备原始社会氏族部落和阶级社会国家政权的职能。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是同国家与国家、阶级与阶级、地区与地区，及至不同的经济实体、政治团体、宗教团体之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通过阶级、国家、地区、经济实体、政治团体、宗教团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体现出来，而文化的冲突尤其是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三大敏感因素，则往往会成为引发以上矛盾冲突的导火索。不与上述现象相联系，不通过上述现象所反映的民族冲突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民族问题往往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可能产生民族矛盾，引发民族问题。而在当代社会，有关人口增长、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资源开发利用、裁减军备乃至本世纪初人们谈虎色变的恐怖主义等关系到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都有可能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的民族冲突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民族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今世界举世瞩目的热点、焦点问题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并深入探讨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必须充分注意到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而要对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和特殊重要性的研究有所突破和创新，就必须首先突破“民族问题是社会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的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与禁锢。这一传统提法只是斯大林的归纳，并非列宁的原意。不能用民族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的广泛联系性来否定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也不应当因为阶级压迫导致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必须消灭剥削制度，而忽视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民族问题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民族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始终，不依附于也不能归结为其他社会问题。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民族之间旧的矛盾和问题解决了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并且有着不同的形式和内容及其解决方法，这就是民族问题的特殊重要性。民族问题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与特殊重要性，其“相对”和“特殊”则是由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广泛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