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必须抓住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的核心要素,通过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破译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这其中,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是绕不开、躲不过的,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坚持用实践的观点来看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这种对社会主义本质实践向度的理解,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对待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来之不易。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之初,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曾把一些在特定历史时期和范围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方法和手段,甚至把一些主观设想的具体规定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理解,例如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大锅饭”等,造成了体制机制僵化、发展动力不足,甚至连温饱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刻认识,邓小平指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必须考虑清楚。1980年4月,邓小平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987年4月,邓小平强调,“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
正是因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坚持解放思想,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逐步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仍然要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保持清醒的认识。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来理解社会主义本质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列宁就说过:“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也多次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字叫共产主义。”
让人民大众摆脱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的奴役和压迫,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实现这一根本价值追求的现实路径在于革命性的实践。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革命的逻辑起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理论品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 实践性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这一现实的革命性实践就是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因此,共产主义除了对理想社会的一种展望和设想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它当成革命性实践运动来理解,是基于一定现实、解决有限的事实和无限的价值之间矛盾的历史实践。
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人类解放实践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通过发展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实现人对与自然界之间物质交换关系的有效控制,把人从自然界的盲目必然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第二,通过革命性实践摆脱社会中阶级的奴役和压迫,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让人民大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这两个解放是互相贯通、互相交织,最终统一到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实践中。
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通过发展生产力完成自然主义,使人“成为自然界的主人”;通过制度变革完成人道主义,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在完成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达到一种“和谐”状态。
这也正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即“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要表明的根本思想:要从现实的实践向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就要求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统一,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即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周易》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器不离:器由道生,道由器显;道以成器,器以载道。《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道就是行之道,道是要行的,不行就无道。行道就不能离开器。道是器之灵魂和本质,器是行道之资具。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器来行道,没有固定不变的具体要求,而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寻找最适合的方式。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实践向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就是共产党人的“道”,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人“行道”之实践,社会主义国家一些具体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安排就好比共产党人行道的“器”。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就是“道器不离”:马克思主义是灵魂,社会主义是载体;马克思主义是价值追求,而社会主义是价值实现方式。如果马克思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如果社会主义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就会丢魂,就会走邪路。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形态,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基本路径和实践方式,都必须旨向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否则,无论怎么标榜和宣称自己的合理性和创新性,本质上都是离经叛道的歧途。而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把思想从对社会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按照唯物辩证法选择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具体道路。否则,无论怎么标榜和宣称自己的正统性和权威性,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实践肯定也会离经叛道。
朱熹曰:“理一分殊。”所谓理一分殊,就是理是一个理,而这个理又能在万事万物之中得以体现和实现。同理,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表达有多少种形态,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道”只有一个,这就是人类解放和造福人民的价值追求。但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由于其历史传统不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不同、人民的需要和要求不同,他们造福人民、行马克思主义之大道的具体路径,当然可以不同,而且必须不同。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道”是一,而“行道”的具体路径是多,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确的具体模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我说过,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马克思主义根本价值追求的伟大实践中生成的,是适合当代中国的行马克思主义之大道、造福中国人民的现实实践,也必将在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得以坚持和发展,不断开辟着通向自由王国的光明大道。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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