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 独家连载

1978年至今，中国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转型，也开启了社会体制改革的序幕。这是快速发展阶段，包括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等。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同步并行，相互交织，涉及社会所有构成要素系统的相应变化与调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的过程，也是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全面性的社会改革时期。②参见郑杭生：《改革开放３０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载《社会科学研究》，2008（4）。目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第一次社会转型完成之后，中国进入了第二次社会转型，各种社会改革的复杂局面开始逐步显现，进入各项改革事业的攻坚阶段。社会快速转型期出现的社会巨大变化生发在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这些变化在速度、广度、深度、难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当前新历史时期的社会转型面临新形势，并且具有下面这些特点：

一、政府主导改革过程

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组织沿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轨迹兴起。中国和西方社会显著的不同点是，西方社会组织主要由民间兴起，中国则是半官半民组织和民间组织并存。在这个过程中，强势政党主导下的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主导着改革的价值取向。

中央当前提出要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和创新社会治理，这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与经济发展与社会需要相比，中国社会体系的建设相对滞后。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很多，核心的一点是：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由政府主导与推动，由历史原因引致的路径依赖使各种社会经济资源集中于政府，由行政权力主导进行规划使用，而政府往往优先将资源配置到经济领域等投资回报显著的行业中，对社会建设的投入热情不足。社会中间组织的缺乏和社会“扁平化”使得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与矛盾冲突难以通过沟通协商解决，引起矛盾堆积和深层化。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配合，导致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方面往往是良好的用心，大力的投入，有时却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政府与社会显然不能再混同，让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应该作为社会转型的一个发展目标，而这本身也是社会成功转型的必要条件。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涉及很多方面，需要借助专业力量，依靠全社会资源，并非只是政府的责任与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中间组织的建设对于社会建设来说至关重要。这是避免社会分裂与“散沙化”的重要举措，也是顺利推进体制改革的社会基础。

二、经济先行打下良好基础

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先导展开的，经济体制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同步并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着社会转型。很大程度上，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决定了社会转型是否成功，政府意志与行动的恰当与否事关整个改革事业的成败。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决定了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发展问题，仍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的，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过长期的发展建设，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并且表现出巨大活力。2012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近52万亿元人民币，2012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33116亿美元。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国家统计局网站，20130222。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雄厚的经济实力为成功进行改革攻坚及社会转型创造了经济上的有利条件。

当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与福利体系基本建立并在加紧完善中，中国政府必将更加重视对社会福利的投入力度。关于中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情况，可参看本书第一章第五节中相关内容。此外，在教育、科学、文化及社会建设方面中国也有长足发展，在此不展开细说。

三、经济发展方式面临转变

目前，中国正处在一个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交叉重叠的时代。中国虽然已经成为经济大国，但还远非经济强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使我国经济的脆弱性依然显著。这一方面表现为以知识创新为代表的新经济带来的高附加值增长偏弱，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浪费和环境成本巨大；另一方面，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看，由于中国实际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地位还不高，承担了发达国家的系统风险转嫁，我们背负沉重成本而向世界输出廉价商品，利润微薄，产业工人工资增长速度缓慢。全球经济领域的弱势竞争地位反过来使得我们的工业发展面临困境，大量外贸企业在成本线边缘挣扎，加剧了劳资矛盾和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难度。尤其当发达国家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更易于受到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近年始终强调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强调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政府力求选择科学的发展方式，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在其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时是不能重复使用的。从历史上看，虽然许多经济体都可以达到中等收入状况，而且往往速度相当快；但要通过这一阶段并非轻而易举，几乎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顺利驾驭伴随“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复杂技术、社会和政治挑战。。中国目前人均GDP已经超过6 000美元，注：中国国家统计局2013年2月22日公布《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38 354元。按2012年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计算，中国人均GDP达到了约6 100美元。但中国并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即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求得更好平衡，经济创新活力得以激发。

中国政府特别强调，要全面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在医药卫生、教育体制、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改革将进入加快推进阶段。在住房、就业、社保、收入等诸多领域的改革，均须迈出实质性步伐，经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民生。此外，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必然伴随着政府对于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伴随着政府职能的深刻变革，社会治理模式将不断创新。

四、在更复杂局面下的转型

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社会转型期间容易出现的多种问题在中国都有一定体现。具体来说，中国面临的这些问题有：贫富差距引致的社会结构失衡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心态失衡问题、腐败问题等。这些问题无疑增加了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的难度，使改革所需克服的阻碍有所增加，并使各项社会建设事业的成本有所上升。

首先是社会结构失衡的不利变化。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得到一个相似结论，即过去30多年的发展过程，在社会结构的变化方面，呈现出一种从优化到停滞再到逐渐失衡的状态。一方面，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开始构筑一个巩固的“联盟”；另一方面，则是“碎片化”的弱势群体。其结果是两者利益的相对失衡。30多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衡的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4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收入差距的测量指标。按照国际通常标准，基尼系数在0.3以下为最佳平均状态，在0.3～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危险状态。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研究，从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对于改革设计者来说是始料未及的，与一开始设想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均富的想法有一定差距。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许正是因为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没有得到保障，再分配对于不平等起的遏制作用并不显著，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和弥补市场失灵方面的能力没有相应匹配。社会群体结构的失衡是中国社会体制改革面临的一大不利局面。相当数量的相对剥夺甚至绝对剥夺群体中，正在积累的不满情绪正在或将会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

其次，当前中国社会主流文化影响力下降。文化对于一个社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文化建设无疑是改革与社会转型的重要基础之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一百多年前。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从百年前开始，传统文化就不断受到人们的质疑。历经百年的历史风雨，传统文化剩下了多少为现在的国人继承，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传统文化式微，势必需要新文化血液加以补充，这种新文化既有计划经济时代的印记，也有改革开放以来新兴文化的印记。当今中国社会主流文化仍然缺乏鲜明特点与道德号召力，信仰危机与文化危机并非危言耸听。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文化普遍浮躁，机会主义、拜金主义与消费主义乘虚而入，成为一些人信奉的准则。加之各种社会思潮交织，共同增加了社会主流文化与改革共识形成的难度。

可以说，社会体制改革过程是一个矛盾重重的复杂过程。比如，虽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系，但并不完善，经济体制改革还需要继续推进。再如，中国需要建立广泛公平的养老保险制度，这是“建”的方面；还需要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这是“破”的方面；同时中国社会却面临快速老龄化的挑战，这是困难的方面。

在此背景下，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更显示了中国政府的魄力与勇气。当然，社会体制改革的顺利展开，不仅需要政府，也需要每个公民共同履行社会义务，积极参与社会共建，为社会和谐贡献力量。

五、城镇化与农民权利是重要领域

城镇化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转型过程，形成了历史潮流。理想的状态是进城农民可以顺利成为市民，很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但长期以来，城市化却在事实上对农民形成了双重剥夺。一方面，农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但他们却没有得到平等的待遇，缺乏社会保障。另一方面，因为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缺乏对农民集体土地权益的有效保护，中国的城镇化没有使农民公平地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出现了很多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冲突事件。

中国社会转型没有完全破解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反而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所谓“三元社会结构”，是指在过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基础上，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及农民进城务工形成一类规模巨大的新群体，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并没有成功融入城市社会，但却也很难回到从前生活的农村社会，成为了社会结构的“第三元”。经济社会资源向城市大量配置而忽视农村，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既有行政主导方面的原因，也有市场规律方面的原因。农民缺乏发展机遇及经济社会资本，加剧了城乡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会促使城市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庞大数量的进城新移民及其子女的生存发展问题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不得不面对的重大社会课题。上述这些问题导致的城市社会内部发展失衡、三元社会结构出现和城乡差距的持续扩大，也使得城市发展面临整体性风险，对城市的发展也是一种桎梏。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与此相应提出了明确的措施，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这些根本性举措的推进，相信可以极大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局面，更加有利于城乡协作和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