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鹏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我们在香港做工作，有传统的功能组别制度，20多个界别，比如说在工商界，我就做李嘉诚的工作，搞定他就搞定其他的小喽啰了。2005年，我在香港看到书店里边有大量的新本土主义的书，回来我就写了篇文章，说要警惕香港的新本土主义，我觉得他们在聚集成一个新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完全不在传统的政治结构里边，你覆盖不了，也根本没识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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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讲国家与社会关系。今天中国的社会非常活跃，但是在改革开放前，它更多地就是传统的一种体制，每个人有单位，农村有公社，城市又被划分成几块。改革开放以后，社会逐渐活跃，但是我们可见的也都是有形的一些机构，比如工青妇和一些社会组织。我们还说要建枢纽型社会组织，国家在上面总是有几个抓手，它能够通过这些机制来掌控社会的情况。

但是，现在整个社会的交互方式，或者说知识信息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我们且不说全球互联网普及率突破50%这种事儿，我们就看日常运用的这些新兴社交工具，比如说微信，2018年底其月度活跃用户已经突破了10.3亿，当然了它还是要比Facebook低，后者月活达到了22亿。

这些社会交互方式的变化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组织形态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政法委花了很多钱构建网格化管理，我们假设你生活在这个社区，你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但是，随着新的交互方式的出现，这种网格化管理的效能是在下降的，它的动员和信息交换完全不取决于个人所在的实体化的社区。

这些新的东西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觉得很难讲，但是我自己有一个判断，社会是更趋复杂的。我们过去觉得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国家有更多的能力去监控社会，实行技术统治，国家对社会会更熟悉。

我觉得恰恰相反，我觉得随着新技术发展，我们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利维坦，它不是跟更清晰的对象接触，而是将与更多的新人群、新组织、新社会力量变得陌生起来。也就是说在国家管控的范围内，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界定一个概念，实际上存在着很多微妙的组织。

过去我有一个老师研究上访的，上访是一种有形的集体行动，用奥尔森的理论研究叫群体性事件。现在你会发现这个概念很少有人用了，因为现在看到的都是一些大量的集合性的行为，比如去年两会的“翻白眼”，还有红衣蓝衣女郎聚集了一个极大的舆论场。这个我觉得也不简单的是一个舆情的问题，实际上它们分分钟都可以通过观念的聚集，来腐蚀传统的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

再比如说，我们搞医疗改革，对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都赞赏有加，我还专门写书，结果去年有一个帖子在北京流行，叫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很快的就使得整个城市中产阶层心里边翻云倒雾的，我们对整个体制树立起来的认知，很快的就遭到了冲击。所以这个东西的变化实际上对整个国家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的管理操控其实是极大的。

你真的不知道现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面对这种复杂的群体社会，我们现在识别的能力是很差的，到现在也都没有一个管理机制。你能告诉我说两会前夕整个社会舆情到底是什么？这种组织形态在城市间发生什么变化？

我给大家说你分析不了，但是如果你去找马云让他提供一个报告，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比我们社科院给的还要厉害的报告，或者找腾讯，它们知道这个叫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产生信息，整个舆论场就是这些东西构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认识社会的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一些全新的思维，因为它产生了一些新的政治空间。

我们今天还是传统的结构功能主义，过去我们管理一个妇女，管理一个工人，可以通过工会妇联。后来的社会组织通过民政部门，可以干预到每一个社会个体，我们知道你发生了越轨的行为、违法的行为都能找到你。

但是，现在我们真的不知道人群中间潜在的挑战现有规则的激进分子在哪里，我们是不清楚的。所以颜色革命之前，政权是不知道的，埃及的穆巴拉克不清楚，乌克兰的总统也不知道，可是那些技术组织他们清楚，而且他们提供了一个地图，哪些人分布在什么地方都非常清楚。

大家知道在香港做工作，有传统的功能组别制度，就是把香港的整个社会分成20多个界别，在工商界，我就做李嘉诚的工作，搞定他就搞定其他的小喽啰了；法律界我就找几个大律师，我们官方就跟这些大律师接触，搞定他们那些小律师就搞定了。

2005年，我去了趟香港，我看到书店里边有大量的新本土主义的书，回来我就写了一篇东西，我说要警惕香港的新本土主义，我觉得他们在聚集成一个新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完全不在传统的政治结构里边，你覆盖不了，你根本没识别它，也没有人愿意看见它，觉得是一堆垃圾是污染物。

结果我写完之后，香港一个立法会议员叫邓国威，他就说社科院有一个学者写的这个东西，简直无耻到无伦，说我在污蔑他们。我自己是作为一种科学观测，我不做判断，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要警惕。

后来大家知道2016年的大年初三，旺角就出来了一群人的聚集，这个提前没有任何防范，然后就造成了旺角的暴力事件。这些东西实际上跟后来其他地区的颜色革命的动员的机制、形成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新技术因素实际上在加速的使得社会创造了很多自主的空间。

如果你说过去几年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社会越来越弱，我从来不同意这个看法。如果你说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强，国家越来越弱，我也不同意。我觉得现在是一种新的形态，我们一定要看到国家权能在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市场跟社会的搅局的能力和博弈的能力也是在不断增长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我无意说一定要使在座的都同意。

再比如说维基解密，也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教训，新技术其实是形成了一个隐遁无形的空间，很多微小的个体可以通过新技术来寻求和它的观念、意志、诉求相同的一个东西，进行某种程度的集体拼图。维基解密对美国影响巨大，它甚至可以同超级大国进行对抗，腐蚀你的国家信用。

我们现在可以感觉到的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情景，比如19世纪的哈布斯堡家族统治的覆灭，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统治结构，在马丁·路德宗改革之后的三四百年就把它给干掉了？因为新教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接二连三的冲击，这些小气泡在不停的发展，然后汇集形成力量。我觉得新技术也是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加速了这个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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