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公共领域、公共空间欠缺，“有家庭、无社会”;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统一配置资源，“有单位、无社会”;今天，必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社会体系，打破传统社会结构，让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今后五年，社会建设要“明显加强”。社会建设是当下学术研究的热点，清华大学课题组发布《走向社会重建之路》的报告，南开大学学者熊培云出版《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均引起舆论热议。如何在当下的中国发现和建设“社会”?本报专访清华大学人文社科院院长、社会学家李强。

■访谈

传统中国“有家庭”“无社会”

新京报：“社会”是近年来的一个热词，很多研究者从“国家、市场、社会”的角度提出“社会重建”的概念，您怎么评价这种思路?

李强：这个思路是从西方过来的，意大利学者葛兰西提出现代国家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叠加物，实际上讲的是政府和市民，后来的理论家发展了葛兰西理论，成了三个中心，即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这也是整个西方社会的演变过程。但中国的情况非常复杂，还不能简单套用这个概念。

新京报：为什么?

李强：因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不是这样一个发展脉络。你去查整个中国的历史文献，“社”字有，“会”字有，但社会(society)的概念却完全没有。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The Study of Sociology时，找不到社会和社会学的词汇，只好将社会翻译为“群”，该书译为《群学肄言》。最先将society翻译为汉字“社会”的是日本学者，后来中国学者在翻译日文著作时沿用了“社会”一词，才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社会概念。

新京报：难道中国几千年都没有society?

李强：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公共空间”比较欠缺。古代中国是以家庭亲族或家族、宗族为特征而构建起来的，家庭亲族内部有很强的认同，而在家庭亲族之间，公共领域、公共空间明显薄弱，更谈不上所谓“市民社会”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任公曾说：中国有“族民”而无西方之“市民”。梁漱溟、费孝通在著作中都强调：中国人缺少公共观念。

新京报：学者熊培云曾著书《重新发现社会》，怀念宋朝曾经有过的社会繁荣，北宋时期的工商税一度占到了70%，印合了“重新发现社会”中的“重新”二字。

李强：这显然有误解。在市场和市民阶层的发展方面，古代中国的各个朝代之间确实有所不同，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和结构还是一致的。什么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呢?就是官府主导，社会缺失。

历史学家胡如雷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中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与西方城市很不一样，西方城市以市场为中心，而中国城市以衙门、官府为中心。迄今为止，当我们考察各个城市的时候，仍然可以发现在城市布局中政府的中心位置。《重新发现社会》并不是经济史的学术著作，关于宋朝的观点有新意，但是完全没有严格的史料考据和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

新京报：怎么概括中国的社会结构?

李强：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说：中国人倚重家庭家族，缺乏集团生活，所以，梁先生定义：“中国是伦理本位社会”。社会学家费孝通阐释中国社会特征的最主要理论恐怕要数“差序格局”了。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深奥，其实通俗地讲，即中国是“小圈子社会”。一个个家庭亲族都是按照亲疏远近联系起来的小圈子，这样就出现一个严峻的问题，各个小圈子之间出现“社会缺失”。

新京报：古代中国也有民间组织，比如会馆?

李强：这些组织具有很强的老乡、同乡色彩，结果还是一个个小圈子，小圈子之间缺少体现社会实质的公共空间。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时间，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这个特征。比如，在城市里的所谓“单位制”，每一个单位都类似于一个小圈子，单位内部办社会，而单位之间社会缺失。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大学肯定是有围墙的，而西方大学是一定没有围墙的。

新京报：古代的士绅阶层承担乡村的公共事务建设，他们算不算社会?

李强：如果以为“士绅阶层”就是市民社会中公共事务的管理者，这肯定有很大的误解。

费孝通先生在《中国绅士》一书中阐释了士绅阶层的两重地位与两重功能：一方面，士绅阶层是皇权的延伸，他们作为维护统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定会听命于皇权的，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贵族力量再生的时期，也从来没有一个中等阶层与君主斗争争夺权力的时期。中国历史上既然没有与皇权相抗衡的社会力量，也就不会产生英国那种大宪章运动。

另一方面，士绅阶层又是家庭亲族的延伸，作为一个个“小圈子”的家庭亲族总是力争支持家庭中的某个成员去考科举，一旦考中科举做了官，整个家庭、家族都依赖于他，士绅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保护他的家族。考中科举成为士绅，成为重要人物，必然和他的家族联系着，这叫光宗耀祖，最后退休了，衣锦还乡，还要回到家族那个圈子里。

新中国形成“总体性社会”

新京报：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样一个没有公共空间传统的社会呢?

李强：这要从文化源头说起，全世界文化有两大中心，一个叫西方，一个叫东方，当然有人说中东也是一种，但是从最大的归类看，主要还是东西方的分野。按照上面阐释的社会特征，中国是家庭亲族本位社会，西方是个体本位社会，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个体本位的社会演变出了市民社会，而在家庭亲族本位的社会里，一个人感觉幸福不是因为他自己，而是因为“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西方人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的。

新京报：为什么东西方会形成完全不同的社会传统?

李强：很多学者早已阐释过，西方文明的起源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众多海岛形成了城邦制，城邦之间要进行公平交易，海上贸易非常繁荣，由此形成市场和市民的社会。

中国文化属于“大河文明”，孕育中华文明的古中原一带，黄河总是水灾泛滥，不断改变河道，为了治理水患，就不能上游、下游分而治之，而必须形成一个权力中心。于是，一统天下就成为历代君主的核心理念。中国虽然也多次出现诸侯割据的局面，但是，元、明、清以来，是统一为主的。张艺谋拍《英雄》也试图阐释这个道理：君主的目标是想用战争来结束战争，如果分裂大家只会永远打下去，所以秦统一六国。

毛泽东讲“历代皆行秦政治”，这个国家自秦以来形成了集中管理的社会组织形式，而西方的叫分散管理或市场组织的社会。

新京报：“五四”以来中国人一直尝试打破传统的模式，很多学者还亲自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实验，您怎么评价?

李强：辛亥革命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从君主制转变为号称的“共和制”。当时的一批社会精英也曾经尽力想模仿西方的议会民主，可惜表演都是很肤浅的，骨子里还是专制制度。所以，改变传统还是相当难的。

我认为，真正的共和制的基础还是在于社会力量的对比，如果社会上有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对于统治者的权力形成重大约束，在这种条件下，共和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体制了。

如果说有制约官府的力量，当时有一种很畸形的现象，就是所谓“租界地”，尤其是在上海，上海本来就没有太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商业一下子兴旺起来，一些革命者和知识分子，为了躲避官府，常常往租界地跑，因为只有在那里有着制约官方权力的力量。

新京报：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李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基本上建立了一种“总体性社会”，政府几乎管理一切资源，粮食、副食品、衣服、用品等差不多都由政府配置，对于这样的体制，今天不可想象。

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开始了以“放权”为主的大转舵，改革开放拉开帷幕。小平同志非常大的一个功劳是让市场独立出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开始由市场进行配置，这对于中国意义十分重大。但是另一方面，所谓公民社会，还远远没有孕育起来。

新京报：为什么?

李强：从构成一个社会的制衡力量看，公民社会的出现首先要具备社会结构要素的条件。我曾经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倒丁字形社会结构”，也就是说，下面的得分值比较低的群体的数量和比例都太大，这样的社会结构的转变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公民社会的形成还需要具备其他很多条件，包括国民基本公民意识、公民素养的培养和训练等，以及促成公民社会形成的社会契机。

社会建设的核心是“社会性”

新京报：按照您上面的逻辑，中国一直缺少“社会”的传统，那么，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国家搞“社会建设”?

李强：我上面阐释中国社会和社会空间的缺失，就是想告诉大家：第一，我们对于社会建设所遇到的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绝不要以为，我们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培育出公民社会，这方面的建设是个长期的过程。

第二，我们的目标是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成功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这为我们的社会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我们也要有充分的信心，完成现代化的社会建设目标。

新京报：“社会建设”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很多人理解大概就是指发展NGO组织，或者把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做起来，是不是这些内容?

李强：这么理解就太狭隘了。我们要做的社会建设，我个人理解，最突出的还是“建设”的“社会性”。

新京报：“社会性”是指什么?

李强：所谓社会性，强调的是社会的总体利益、社会的共同性方面。

我们知道社会是由不同阶层的人群构成的，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阶层分化更突出了，产生了比较多的不同利益群体。既然有不同的阶层，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够代表全社会呢?这确实是个难题。二百多年以前英国重要思想家边沁曾经提出过一个理念，即“要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个理念很好。社会虽然是由不同人群、各个阶层构成的，但是我们应该强调它的总体最优，这也就是意大利的社会学家维弗利度•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最优”。

当然，“帕累托最优”是很难的。对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各方面的不平衡如此突出，区域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分配也有很大的不平衡。怎样实现社会总体最优、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如果仔细回顾共和国61年历史的话，在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没有使用社会建设这个概念，但他也提出了总体利益，提出要代表最大多数人。

新京报：既然如此，现在强调的社会性，与改革开放之前又有什么差别呢?

李强：我上面提到过这个问题，改革前强调的，实际上是单位性，而不是社会性。

新京报：有什么区别?

李强：单位制时期，从来没有建设过一个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或公共政策体系，那时候是“自家的孩子自家抱”，由各个单位自己解决自己职工的问题。比如，过去医疗报销都是各单位只管自己的职工，而各单位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不是社会性质，而是单位性质。

新京报：也就是说，这仍然不是society?

李强：对，单位制有一个重大的漏洞，就是它无法实现社会的整体利益，它不是社会的保障，不是社会总体的最优。九十年代中期，当我们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时，问题就都暴露出来了，市场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流动的社会体制，而单位制将医疗、住房、养老、福利都限定在单位之内，这样如果不改变单位体制，就无法与市场接轨。但是，如果与市场接轨，原来的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福利保障等就马上面临严峻威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到2020年建设一个能够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建设突出特征在于它的“社会性”，这是一个全新的目标。

有“组织”，冲突才容易调解

新京报：有研究者提到，社会建设的一块拦路大石叫做“社会恐惧症”，这种反应不只来自一些官员，同样也来自大众。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强：我倒觉得我们完全不必过度恐惧，过度恐惧的结果叫过度防卫，防卫是对的，过度防卫就不对了。比如对方还没有动手，你就开枪把对方打死了，或者对方完全向你表示善意，你一枪把人打死了，说人家是恶意，这是在惊恐之下有可能发生的。

新京报：怎么能够避免过度防卫呢?

李强：我觉得要对一个社会做基本的结构分析，我管这叫“利益群体分析”，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毛泽东有篇文章叫《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今天我们要做的是社会利益群体的分析，当你把利益群体分析完以后，就能意识到谁满意、谁不满意。

小平同志讲过，我们的改革是使多数人获益的。这非常关键。今天的领导人一直强调民生，强调改革的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这都是非常正确的。

当前确实有矛盾激化现象，但要意识到，今天是“利益碎片化”的社会，一个人在为他的失业抗争，或者为拆迁维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社会利益诉求表达。虽然有很多冲突和抗争，但是，各自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利益的碎片化特征很突出，所以，不存在大的“社会聚合体”冲突的条件。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完全不必过度恐惧，也就不会出现过度防卫。

新京报：我觉得“社会”反倒是冲突的缓冲和协调机制，而不是冲突的制造方。

李强：对。我研究过阶级冲突与社会冲突专家、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的思想，他认为，有效地缓和与调解冲突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正在冲突的群体的双方都必须正视和承认冲突的必要性和真实性，如果一味否认对立，抹杀冲突的界限，反而不利于调解。其二，冲突的利益群体必须具有组织，如果没有组织，一片混乱，冲突就无法调解。其三，冲突的双方必须遵守一些正式的“游戏规则”。

新京报：哪些对我们有借鉴价值?

李强：中国社会在管理冲突的制度建设方面，目前正处在高速公路的一个关键的出口处，怎样将社会冲突纳入制度化的轨道十分重要。为此就应该有组织、有规则、有管理，使冲突进入法制化的程序，这样，冲突就会与秩序相结合，而不会是无序的。

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