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性社会地位有多低？

“日本应让女性工作，他们将推动经济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拉加德在IMF世行2013年秋季年会上老调重弹道，早在去年东京秋季年会上，她也曾当着多位日本政府官员的面强调，“我相信，除了让她们帮忙恐怕别无选择，而且她们确实能帮上忙。”

对于拉加德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日本的政府官员心领神会，安倍更是了然于胸。他去年大选时就强调，“所有上市企业董事中都必须至少有一名女性，截至2020年女性在所有领域中至少需占据30%的领导岗位！”

不过，这一目标并非安倍首次提出，日本政府早在10年前的2003年便已提出，并在2005年明确地写进“男女共同参划第2次基本计划”。但可以断言，要切实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日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甚至是“Impossible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解冻融冰也绝非一日之功。

日本女性社会地位有多低？

日本女性的地位是高是低，可谓见仁见智。因为日本的家庭经济大权往往为女性掌管，所以很多人并不认为日本女性地位低，反而觉得日本男性只是表面风光，其实很命苦，平日若去咖啡厅，往往很少看到男性的身影，在悠闲地喝咖啡聊天的基本上都是女性。

不过，单仅从“社会地位”角度而言，日本女性的处境确实不容乐观，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不高恐怕是不争的事实，多份调查报告均得出相同结论。

2006年，万事达卡曾对韩国、日本、菲律宾等13个亚太国家男性和女性社会经济地位展开调查，并从女性就业率、管理职比重、高等教育比率、收入水平等四项指标综合评出“女性成就指数”，结果显示，日本在这一指数在13个国家中排倒数第一。

2007年，联合国发布“性别对工作授权造成的影响”的发展计划报告，其中显示，在全球75个参与该计划的国家中，日本排名第42位，在发达国家中排倒数第一，这意味着日本是发达国家中男女工作机会最不平等的国家。

此外，瑞士智库机构——“世界经济论坛”(WorldEconomicForum)自2005年起每年都发布《男女格差报告》，从经济、教育、政治和健康等四个领域来分析被调查国的男女差距，并据此评算出“男女平等指数”。日本的这一指数一直处于末位行列，2007年在115个调查国家中排第79位，与发展中国家处于同一水准。2008年至2012年，在130-135个调查国家中，分别排第98、101、94、98、101位。而且，近2/3的被调查国出现提升，但日本却一直不见改善，甚至呈现出下滑趋势。

最近的报告则是去年12月17日世界经合组织(OECD)发布的“性别论坛”报告，结果也显示，在34个发达国家加盟国中，日本40岁以上男女薪资差距高达40%，仅次于韩国位居倒数第二，上市公司女性董事成员比例仅为5%，为加盟国中最低。

日本职场女性“被输”在了起跑线上

日本女性为什么“社会地位”低下呢？单拿职场而言，虽然泡沫经济破灭后，随着“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家庭结构的逐步瓦解，日本女性开始步入职场，但“日本特色”的雇佣机制让她们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难有作为。我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的恩师、日本劳动法学会原会长浅仓教授曾言，“虽然女性已进入职场，但职场中的男女不平等并没有改善。”

首先，职业岗位划分从一开始便存在男女差异。日本的公司在招聘时往往将岗位大致分成“综合职”和“一般职”，前者主要承担较复杂的业务，可得到良好培养、步步晋升，后者则负责简单的辅助性事务工作，晋升机会渺茫。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综合职”岗位的女性比例仅为3%，“一般职”岗位的女性比例却超过90%。

其次，雇佣形态上男女差异巨大。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企业为节省成本，都在纷纷降低正式职员比例，转向增加非正式雇佣。其中，前者可享受较丰厚的福利和奖金，后者则几乎没有。

不仅如此，二者的基本薪资也差距明显，日本国税厅9月发布的“2012年度民间薪资实态统计调查”显示，日本正式职员的平均年薪为467万日元，而非正式职员的平均年薪只有168万。

根据日本总务省2月发布的“劳动力调查2012年速报”，日本非正式职员中的女性比例已高达70.2%，即每10名非正式职员就有7名是女性；女性的非正式雇佣比例高达54.5%，即每10名职场女性中就有近6名是非正式职员。

简而言之，日本职场的男性和女性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职场道路将完全不同，从一开始便被安排去做“一般职”、并且身份是“非正式职员”的日本职场女性，注定了只可能有一个结局：在职业生涯中薪水将比男性低、升至高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事实上，统计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日本国税厅的薪资调查显示，日本男性平均年薪高达503.8万日元，女性却只有267.9万日元，尤其是50岁-54岁年龄段，男女平均年薪高达641万日元，女性却只有276万日元。

国际劳工组织早在2005年就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日本2700万职业女性占到劳动大军的近一半，但女性只占领导岗位的10.1%，美国女性却占到42.5%。日本《东洋经济》杂志2010年的调查也显示，在日本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的比例只有1.2%，美国财富五百强公司的女性高管比重却高达13.5%。

日本女性为何会输在起跑线上

那么，日本为何存在这样的机制，让女性从一开始就只能“被输”在起跑线上呢？我认为，大体上可归结为有三个原因。

首先，日本社会对男女的看法仍保留着浓厚的传统思维，“草食男”虽然越来越多，但日本社会的基本特质仍是“男权社会”。日本内阁府去年12月15日发布的“男女共同参画世论调查”显示，仍有56.1%的人赞成“丈夫应在外工作，妻子应在内持家”，反对则只有45.1%。

日本有句话叫“女子三界无家”，即女人降生后，其家是父母的；长大出嫁后，其家是丈夫的；丈夫死后，其家是儿子的，所以需“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妇女三从”的翻版，但中国经过一番“不爱红装爱武装”、“女人能顶半边天”的洗礼后，所谓“封建遗毒”已消失全无，反而日本仍残留了不少。

其次，日本缺乏帮助女性育儿、工作两不误的环境。正如摩根大通驻东京首席经济学家菅野雅明所言，“日本女性在就业中的参与度呈现M型曲线，当超过30岁和有了孩子后，参与度会下降。当她们重回工作岗位时，可能无法获得晋升，再加上日本缺乏儿童看护机构，阻碍了女性就业。”

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第14次出生动向基本调查”显示，日本女性在生育前有工作的比率为70.7%，但生育后还能继续工作的女性比率骤降至26.8%。日本总务省的“劳动力调查”也显示，在25-34岁日本女性辞职者中，64.5%的辞职理由是“结婚育儿”，但辞职女性中仍有强烈工作欲望的比例高达63.3%。既然如此为何还要辞职，65.1%的女性回答“工作与育儿实在难两立”。

并且，政府在税收、福利等方面也将婚后女性划分为被抚养者，若不工作或薪水较低，丈夫的薪水会相应地增加配偶补贴、育儿补贴等，但如果出去工作，且薪水较高的话，这些补贴会取消，丈夫另需缴纳较更高的个税，整个家庭的收入未必会增加。

于是，日本职场便形成了这样的循环：在公司方看来，女性结婚育儿后大多会辞职，因此很难一视同仁地安排成“综合职”正式职员；日本女性也在如此严苛的现状面前，变得泰然处之或无奈接受，职业追求的欲望很弱。

日本能率协会集团9月23日发布的调查就显示，81.1%的日本职场女性不希望成为“管理者”，与工作相比更重视家庭等私生活的倾向明显。法国巴黎银行驻日本首席信用分析师ManaNakazora分析认为，“现在的日本女性比以前更保守，她们没有可以效仿的榜样。”

激活女性资源是万里长征

但另一方面，日本现在面对的是一颗人口定时炸弹。日本人口白皮书预计，到2050年日本人口将从目前的1.27亿降至9000万，劳动人口与需赡养人口比例将从目前的7：3变成1：1。但由于日本移民政策十分苛刻﹐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占其总人口比例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比例最低的，比例不到2%。因此，日本只有一条路可走：激活女性资源。

日本女性受教育程度良好，大学毕业生的男女比例约为1：1，职场男女的比例却是3：1，这意味着日本正浪费着大量的女性人才。高盛2010年甚至专门发布“女人经济学3.0：即刻行动”报告，呼吁日本要充分利用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称这将为职场增加820万名人才，也能令日本经济每年多增长15%，这相当于日本汽车产业规模的两倍。

基于此，安倍政府正在想尽一切想法试图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去年一当选便任命两名女性担任自民党政调会长(高市早苗)、总务会长(野田圣子)等要职，引发舆论热议，因为这在自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外，还三番五次地要求企业界改善女性就业环境，包括敦促企业界将产假从1年半延长至3年等等。

但是，激活女性资源，显然涉及到法律、社会观念、制度架构等各方面的改革，这不是一次百米赛跑，而是一次必须以百米赛跑的速度来完成的万里长征，当下的日本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本文作者蔡成平介绍：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著有《柳井正与优衣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