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之前，不得不先谈一谈本文之副标题，即“阴阳调和”的大明王朝。阴阳本是玄学，无非就是矛盾罢了，此与大明王朝本无关联，但细细揣摩黄仁宇先生之《万历十五年》，突然就会发现，阴阳放在大明王朝大背景之下，竟然如此通用。

给阴阳作解释，玄学的东西我们姑且不谈，就单论大明王朝。阳，无外乎人伦道德，忠义两全；阴，就是阳的对立面，自私贪婪与腐败。同时，阴阳还作另一解释，即内在和表象，阳就是把道德一面表现出来，阴，就是隐藏自己的丑恶。大明王朝是“阴阳调和”的王朝，不过这里的调和我们加了引号，其嘲讽之意了然。在这样一个时代，身处于世的那些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甚至是当朝天子在读透的此中阴阳之后，掀开了一个别具特色的万历时代。

文官制度

讨论阴阳之前，我们也不得不聊一下大明的文官制度，因为阴阳之所以存在，一大方面需要归功于它。

初始洪武皇帝建国，他欲要建立一个公仆式的文官群体，他想要的是一个道德的王朝，要的是大明政治的清廉，官僚的自觉，所以酷刑和颇低的俸禄就成为大明的惯例变得理所当然。但二百年过去了，八千文官已经超过两万，文官群体变成了政治集团，发展趋势已然超出了洪武帝的设想。文官成熟了，开始逐渐联结成一个个关系网，一个个派系集团，他们不在将经书的内容奉为圭臬，他们变成了政治家而非公仆；文官们不再将正真刚毅视为道德准则，那样会显得格格不入，海瑞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特例，他们承认海瑞的正真，却不可能把这种正真付之于他们的实践，他们需要的是圆滑，要的是政治的平稳，任何变革都是错误的，按照他们的说法，那是违背祖制的，不为儒家伦理所容许的；手持经书的文官集团成为君主的对立面，他们口口声声喊着仁义道德，把皇帝逼得无处遁形，只得消极罢工，他们不需要那个皇帝励精图治充满个性，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牌子，上面写着至高无上，规范他们早在这两百年间定好了，皇帝只需要按照这些规范来就好了，稍稍不如他们的意，他们也有的是办法，上书直谏，大不了以正直之名流芳百世。

那么，什么导致了这种结果，是什么导致文官集团的发展完全脱离了洪武帝的预期？原因有：一、颇低的俸禄不可能维持一个官僚的除日常之外的开销，更何况大多官僚总是以家族为单位聚居，他们就不得不采取其他非法方式获得收益，当局却对此不管不顾，最后变成了一种习惯法，成了合法的行为。这种风气之下的官僚集体不可能在保持初心。二、开国初年，文官集团尚且可以保持一种离散的状态，彼此之间结不成大的集团，然而，200年的政局变迁，洪武帝当朝的高级官僚或许还在万历年间发挥至关重要的重要，以他的身份联结着一个人员错综复杂的文官集团。三、风气既成，早已是回天乏力，积重难返，一个个饱读圣贤书的青年或许还有些初心，不过环境终究需要他学会退让，顺着大势而行，最后，他要么成为一个申时行，要么成为一个海瑞，或者就是那个被发配充军的莽夫。

最后，文官们一方面说着仁义道德、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却做着大家都在做的事情——揣摩阴阳，大明的社会成了阴阳社会，文官集团功不可没。万历能够摸清文官们和大明王朝这种内在的性质，也证明着他终究还是很精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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