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正确认识社会调查起源及其历史发展，是社会调查学科化、科学化的必要前提。目前，在社会调查起源和历史发展问题上，国内学术界重视不够。本文认为：社会调查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它有坚实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和前提；17至19世纪和20世纪中叶社会调查的两次重大变革，是划分社会调查历史时代的客观依据和主要标志；根据社会调查的两次重大变革，社会调查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代，即古代社会调查、近代社会调查和现代社会调查；不同时代的社会调查，具有不同的特点。

关键词：社会学；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史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调查是搜集、处理社会信息的一种方法。社会调查学科化和科学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正确认识社会调查起源及其历史发展，是社会调查学科化、科学化的必要前提。然而，在社会调查起源和历史发展问题上，国内学术界重视不够。有关社会调查、社会研究方法方面的著作，对上述问题或者是完全回避，或者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且存在着种种歧见。例如：言心哲认为，“社会调查，算是近代产物……社会调查的始祖，要推英国博思（Booth, Charles）。他的著作《伦敦人民生活与劳工》……为后来实地调查事业的先驱。”[1]张世文认为，社会调查“是近代的产物。但是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古老的年代。……具有近代形式的社会调查，则首推法国的黎伯莱（Frederic Leplay），他曾于1835年间便开始欧洲工人生活的研究。”[2]袁方等认为，“社会调查起源于公元前数千年的古埃及和古中国的人口调查”。“近代社会调查的特点是：行政统计调查的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社会调查在各个国家、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开展”；“现代社会调查的特点是，社会调查与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密切结合，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先进的统计技术、抽样技术、测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并综合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3]黄兴涛等认为，“社会调查应有广义、狭义之分。最广义的社会调查，在传统中国也曾存在，……狭义的理解，则通常把社会调查认作为一种现代性的事物。”“在中国，现代社会调查大体兴起于戊戍维新时期及20世纪初年。[4]”郝大海认为，调查研究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近代和现代两个阶段。“调查研究肇始于近代的行政统计调查。”现代调查研究是“进入20世纪后，社会调查与社会理论的结合，导致研究性调查的出现。”“当代社会调查方法则应称为社会统计调查。”[5]

以上论述说明，关于社会调查的起源，有的说“是近代产物”，有的则说“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古老的年代”。关于社会调查的历史发展，有的持“二分法”，或说传统（古代）社会调查和现代社会调查，或说近代社会调查和现代社会调查。有的持“三分法”，即古代社会调查、近代社会调查和现代社会调查。不同的观点，大都各说各话，只有简短论断或简略论述，而缺乏具体论证。这说明，如何论证社会调查的起源？如何划分社会调查发展的历史时代？如何概括不同时代社会调查的特点？是开展社会调查史研究、促进社会调查学科化、科学化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二、社会调查的起源

要探寻社会调查的起源，必须先弄清什么是“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社会调查和研究的简称。它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一般观察与了解，而是人们为一定目的，通过对社会现象有计划、有组织的考察、了解和分析、研究，来掌握社会真实情况的一种自觉认识活动。

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社会调查作为一种自觉的认识活动，它也是在一定的客观需要和一定的现实条件下产生的。

从产生社会调查的客观需要看，原始社会末期，为了生存和发展，原始部落首领就出现了掌握本部落丁口、食物、武器等情况，以及记载某些重大事件的客观需要。《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这里的“结绳”和“书契”，都是对当时重大社会事件的记载。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古代社会调查的萌芽。

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了阶级、国家、战争等一系列新社会现象。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统治，镇压奴隶反抗，管理国家和社会，抵御外族入侵或对外扩张，需要收纳贡赋、征集兵员、派使徭役，这就产生了对于丁口、土地、财产等社会资源进行调查的客观需要。例如，古埃及早在公元前3000年第一、二王朝时期，法老每两年就派人对全国人口、土地、牲畜和财富进行一次清查，以确定每年租税数额[6]。古罗马帝国明文规定，各户人口、土地、牲畜和家奴，每5年调查一次，并根据拥有财富多少将居民划分为贫富6个等级，作为征税依据。古巴比伦和古印度也都做过许多关于人口、土地、财产等情况的调查。中国是进行人口、土地调查最早的国家之一。据史书记载，大禹治水时代，全国人口为13 553 923人，土地2 438万多顷，其中定垦者930万多顷[7]。这些数字虽不一定准确，但它至少说明早在公元前2000多年，中国就曾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人口和土地调查。

这些史实说明，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特别是奴隶社会初期的国家统治者、社会管理者，已产生了对于社会调查的客观需要。

从产生社会调查的现实可能看，它必须具备三个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条件：首先，社会生产力的初步发展，食物等生活必需品的剩余，个体私有财产的出现，是产生社会调查的经济基础。其次，社会分工的发展，独立脑力劳动者的出现，是产生社会调查的社会力量。再次，文字的发明、数字的创造，是产生社会调查的文化前提。只有这三个条件同时存在，社会调查的客观需要才有可能变为现实。

从人类发展史看，上述三个条件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出现的。以中国为例，据考古发现，公元前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出现了原始农业，人类社会实现了第一次大分工——畜牧业与农业分离。公元前五六千年，出现了较多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实现了第二次大分工——农业与手工业分离。公元前四五千年，出现了母系平等氏族部落的典型村落。公元前三四千年，出现了贫富分化、贵族阶层和独立脑力劳动者，它是第三次大分工——独立商业出现、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度的必然结果。公元前二三千年，出现了国家的初级形态——“邦国”。在古文献中，尧舜禹时代已有“万邦”的记载，到周初还有1800国。至于汉字和中国数字的起源，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商朝（中国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后期的甲骨文，是中国年代最早、体系最完整的文字和数字。上述考古和文献资料说明，中国社会调查的经济基础、社会力量和文化前提，都是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形成的。

总之，社会调查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不是偶然的，它有坚实的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和前提，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三、两次重大变革和三个历史时代

研究社会调查的历史发展，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划分社会调查的历史时代？二是到目前为止，社会调查经历了哪些历史时代？

关于如何划分社会调查历史时代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多无具体论述。但是，从暗含的思想看，大都以是否从西方引进为标志来划分社会调查的历史时代，即把从西方引进的社会调查，称为近代社会调查或现代社会调查，而把中国本土的社会调查称为古代的或传统的社会调查。然而，这是不恰当的。

在历史学中，“时代”是指以经济、政治、社会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历史时期，一般都以某些重大经济、政治、军事等事件为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按照历史学划分时代的逻辑，社会调查作为一种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就应以社会调查方式、方法的重大变革为依据来划分时代，而不应以是否从西方引进为标志来划分时代。社会调查的历史证明，自古代社会调查产生以来，社会调查在方式、方法方面曾发生过两次重大变革。

社会调查的第一次重大变革，发生在17～19世纪的西欧。当时的西欧，为管理国家和社会而开展的行政调查已相当普遍。例如，英、法的人口普查，比利时的犯罪调查，德国的家计调查等等。英国的“政治算术”（17世纪），德国的国势学派（17～18世纪），比利时的数理统计（19世纪），就是这些行政调查的学术结晶。这个时期，学术调查也蓬勃发展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黎伯莱，从1835年起花20年时间先后调查了英、法等国数千工人家庭账簿，于1855年发表了6卷本的《欧洲工人》，从而开创了家计调查先例。英国社会学家查理士·布思，从1886年起花18年时间调查伦敦各阶级生活状况，先后出版了17卷本的《伦敦人民的生活和劳动》，使他成为社区研究先驱者之一。德国哲学家、社会革命家马克思经过40年调查研究而撰写的宏篇巨著《资本论》，恩格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等。这些社会调查，在调研理论、方法上进行了重大变革，既有系统化的理论指导，又有规范化的调研方法，从而超越了古代社会调查“直书”、“实录”和就事论事、见景生情等感性、直观的性质，实现了调研理论、方法的系统化、规范化和学科化，促使感性、直观的古代社会调查演变成为系统化、规范化的近代社会调查。

近代社会调查产生于17～19世纪的西欧，不是偶然的。当时，西欧各主要国家，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取得了统治地位，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历史舞台，争取到一定的民主权利，各国逐渐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开辟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从而大大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广泛调查和对比研究。同时，这个时期对自然的研究，在观察和实验基础上，已从“搜集材料的科学”发展成为“整理材料的科学”[8]；对社会的研究，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已从神学、玄学阶段进入实证阶段，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英国哲学家培根的经验论，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等的社会政治观点、社会学家孔德的实证论，德国哲学家、社会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更为各阶级、各派别的社会调查提供了系统化、理性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这些事实说明，近代社会调查产生于西欧，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又有必要的思想文化前提，它是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

社会调查的第二次重大变革，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由于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引起了社会调查方法、手段和过程的重大变革，从而推动系统化、学科化的近代社会调查演变成为电子化、数据化的现代社会调查。

从19世纪末开始，学术性社会调查和民意调查、市场调查等应用性社会调查在美国迅速发展，使美国成为世界社会调查中心。20世纪中叶，“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使得数理社会学迅速发展，抽样调查与数据分析成为当代社会学各领域不可缺少的方法。”[9] “60年代以后，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曾经被认为是十分复杂和昂贵的统计程序（如因素分析）变得简便易行了……，社会学出现了资料数量化趋势。例如，在《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杂志》刊载的文章中，进行定量分析的论文在1940～1941年只占53%，到1965～1966年就占到85%。……计算机不仅能够分析复杂的数据，还可以建立一些有关社会关系的抽象的模型，提出一些社会指数为制定社会规划服务。”[10]这说明，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和定量研究的发展，引起了调查研究方式、方法和程序的重大变革。

现代社会调查产生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不是偶然的，它有其坚实的经济政治基础、理论方法指导和科学技术前提。从经济政治基础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迅速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欧·贝文说，美国“今天正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英国的地位。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掌握全世界财富的约1/3，而今天，美国则掌握大约50%。”[11]从理论方法指导看，这个时期的美国社会学有了许多新的发展。特别是T·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R·K·默顿的中程理论、P·F·拉扎斯菲尔德的定量研究方法、K·J·阿罗的社会科学中的数理模型等，对社会调查的科学化、数量化产生过重大影响。从科学技术前提看，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更为社会调查提供了现代化的物质技术装备。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的电子计算机，1946年诞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它是一种按程序运行、能处理海量数据的现代化智能电子设备，既有数值计算、逻辑计算功能，又有存储、记忆等功能。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对人类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深刻社会变革。互联网，起源于1969年美国国防部资助建立的阿帕网。它是一种按一定通讯协议组成的、使用公用语言互相通信的国际计算机网络。从技术上说，它是一种全球性计算机网络，是人们互相通信和传输信息的工具；从经济上说，它是一种全球性信息资源的集合，其信息是海量的，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更新和增长；从社会上说，它是一种高度平等、自由、开放的庞大人类社区，它把各国不同肤色、语言、阶级、信仰、职业、教育水平的人们联结了起来，使整个人类社会联系更密切、运转更高效。目前，计算机和互联网已遍及世界各地、各行各业、亿万家庭，成为人们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重要标志。

由于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社会调查实现了第二次重大变革。从此，社会调查方法和手段日益电子化、数据化，调查设计和步骤日益程序化、规范化，调查范围和对象日益广泛化、多样化，调查效率和质量日益高速化、精确化。现代社会调查无论在课题选择、调查设计、程序安排、调研方法、调查成果的形式和应用等方面，还是在调查范围的确定、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内容的取舍、调查广度和深度的要求、调研手段和工具的运用等方面，都与近代社会调查存在着很大区别。这些区别，皆源于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应用，可以说，是否应用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已成为区分近代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调查的主要标志。

我们认为，上述社会调查的两次重大变革，是划分社会调查历史时代的客观依据和主要标志。由于这两次重大变革，社会调查史应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代，即古代社会调查、近代社会调查和现代社会调查。从世界社会调查史看，17～19世纪以前，各国进行的感性、直观的社会调查，是古代社会调查；17～19世纪以后，西欧等国家进行的系统化、学科化的社会调查，是近代社会调查；20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等国家进行的电子化、数量化的社会调查，是现代社会调查。从中国社会调查史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各个朝代进行的感性、直观的社会调查，是古代社会调查；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按照从西方引进的方法进行的系统化、学科化的社会调查，是近代社会调查；1978年以后，按照从西方引进的方法进行的电子化、数据化的社会调查，是现代社会调查。

四、不同时代社会调查的特点

古代社会调查、近代社会调查和现代社会调查，由于社会调查方法、手段等方面的重大差异，使它们具有不同的特点。

1．古代社会调查的特点

古代社会调查，从奴隶社会初期到封建社会末期，虽然经历了几千年发展，但是，从总体上看，都属于社会调查史的初期阶段。以中国为例，古代社会调查的主要特点是：

⑴ 目的主要是为社会管理、社会改良服务。无论是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进行的人口、土地、财产等状况的调查，还是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改革家、为民请命的清官和大学问家所做的社会调查，归根到底，主要是为奴隶主阶级或封建主阶级服务的。

⑵ 缺乏自觉的、系统的理论作指导。古代社会调查往往是“直书”、“实录”，就事论事；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虽然也有许多精辟论述、深刻见解，有时还闪烁着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光辉，但从总体上看，没有超出神学、玄学等历史唯心主义范畴。

⑶ 调查内容比较简单、调查地域比较狭窄。官方的社会调查，主要调查与收纳贡赋、征集兵员、派使徭役有关的内容；学问家、科学家、文艺家的社会调查，大都局限在各自从事研究或创作的领域。由于交通、通讯等条件的限制，调查地域大都比较狭窄。

⑷ 调查方法原始、简单、感性、直观。主要是凭借调查者的感觉器官和思维器官，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实地观察、口头访问，以及有限的文献资料进行调查和研究。这种原始、直观、感性、简单的调研手段和方法，往往带有较大的表面性、偶然性和局限性。

⑸ 没有专门调查机构和调查人员。官方的社会调查，主要是由中、下层官吏根据统治阶级的需要，结合日常政务、军务、司法等活动进行；民间的学问家、科学家、文艺家，也大都是在研读典籍文字或创作之余，做些实地调查，一般都没有专门的调查机构和人员。

⑹ 在调查者与被调查的劳动人民之间往往存在着对抗性矛盾。古代社会调查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而劳动人民往往采取逃避、隐瞒等办法抵制。即使是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改革家、清官和学者们的调查，也往往难以了解到全面、深入的社会情况。

2．近代社会调查的特点

与古代社会调查相比较，近代社会调查具有许多不同特点：

（1）调查目的出现多元化趋势。行政性社会调查，主要是为管理社会、发展社会服务，归根到底，为巩固政权，完善现有制度服务；学术性社会调查，主要为学术研究服务；应用性社会调查，主要是为企事业单位的业务服务。

（2）调查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无论是行政性社会调查，还是学术性、应用性、政治性社会调查，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有一定的社会理论作为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其中，经验论、实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具有较大影响。

（3）调查内容更丰富、调查地域更广阔。从调查内容看，既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客观情况，又涉及思想、感情、态度、愿望等主观领域；从调查地域看，既涉及到基层、区域，又涉及到全国、跨国范围；从调查规模看，少则几十、几百，多则几千、几万。

（4）调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规范的方法。如出现了观察法、访问法、问卷法、实验法、民意测验、数理统计等方法。美国社会学家查平的《社会研究和实地调查》(1920年)，是“最早介绍社会调查方法的著作”[12]，中国学者也有许多论述调研方法的专著。这说明，近代社会调查已成为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5）调查出现了专门的人员和机构。无论是政府的社会调查，还是民间的社会调查，都形成了一些专门调研机构和一批专业调研人员。例如，政府的统计局、议会的调查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的调查部、高等院校的调查研究中心，以及各种商业性调查研究机构等。

（6）根据调查主体、目的、态度的不同，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多样，很少有对抗性的关系。

3．现代社会调查的特点

由于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等技术的应用，现代社会调查出现了一系列新特点。

（1）广泛化。①调查主体日益广泛，已扩大到党政群团、工农商学等各行业、各单位、各方面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②调查内容日益多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社会各个领域，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聚等生活各个方面，以及思想、观念、态度、感受等，都已成为调查内容。③调查范围日益扩大，有时甚至在全国、国际范围内进行。

（2）科学化。主要表现是调查方法日益程序化、规范化、数量化和精确化。在这方面，社会学家、统计学家们做出了突出贡献。此外，还从其他学科吸收、移植了一些科学方法或技术，如从心理学中吸收了社会心理测量法，从数学、计算机、网络科学中吸收了数据处理和远程传输的方法和技术等等。

（3）现代化。由于电子计算机、互联网以及移动电话、摄像机等现代化设备和技术已成为调查研究不可缺少的手段，因而社会调查的工作程序、组织方式、标准化和规范化程度以及抽样方法、问卷设计、调查方式、统计分析等等，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调查的应用范围和科学性、精确度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4）专业化。社会调查专业化是社会调查广泛化、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调查主体单位的调查机构和人员日益专业化。二是独立的营业性调研机构不断涌现，有的已成为在许多国家设有分支机构的跨国公司。

正确认识不同时代社会调查的特点，对于科学评价各个时代的社会调查及其成果，对于社会调查史研究，对于社会调查的学科化、科学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 言心哲：《调查调查大纲》第4～4页，中华书局，1934。

[2] 张世文：《社会调查概要》第21页，重庆出版社，1984。

[3] 袁方主编：《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第5～6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4] 黄兴涛、夏明方：《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第1～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5] 郝大海著：《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第3～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 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世界通史》(上古部分)，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7] 参见《后汉书》，第12册，338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刘绪贻：《战后美国史》，第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0] 王康主编：《社会学史》第187～1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11] 转引自刘绪贻：《战后美国史》，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2] ［日］福武直、松原治郎著、王康乐编译：《社会调查方法》，1页，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调查史研究”（批准号：13ASH001）。

【作者简介】水延凯（1932～），男，湖北武汉人，汉族，中共孝感市委党校、孝感市行政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学，社会调查实践、理论、方法和历史。

江立华（1965～），男，安徽歙县人，汉族，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湖北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社会学，城乡社会学，社会调查方法和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