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霍健斌摄

顶国字号帽子叫板世界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把脉深圳新一轮大发展

魏达志

江西南昌市人，1953年生，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1977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调入深圳，1988?1989年留学澳大利亚，1993年获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调入深圳大学，同年由中共深圳市委组织部确认为深圳市杰出专家，1998年担任硕士生导师，2001年起受聘于经济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

2006年初担任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7年担任博士生导师，现任深圳市人大常委。

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既然冠以国家的帽子，把这么大的帽子盖在你这个城市头上，它的目的不是要你和国内城市叫板，是要你代表国家去参与世界的竞争。???魏达志

如果说前30年是深圳向“市场化”进军之旅，那么未来的30年，深圳将完成由“市场化”向“国际化”跨越。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魏达志为“深圳的下一条血路”提出了这样的发展“总纲”。他认为，深圳要迎来新一轮大发展，就要完成“市场化”向“国际化”的跨越，而且像当年顶着“特区”的帽子试水“市场化”之路一样，这次要冠以“国家代表队”的头衔参与世界竞争。

国际化是下一轮发展总纲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深圳如何再当排头兵”的深圳沙龙上，你提出“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是要实现‘市场化’向‘国际化’跨越”的观点。能解读一下其内容么？

魏达志（以下简称“魏”）：我认为深圳新一轮的“血路”之旅就是要实现向“国际化”挺进的目标。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这个标题本身就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我们达到的目的是大发展，通过的手段则是思想大解放。既然咱们是通过思想大解放，达到新一轮大发展，必须在大发展上做文章。我们目前还停留在回顾过去的辉煌上，还停留在必要性、紧迫性的论证阶段，所以还要大踏步地向纵深推进。

就像过去30年“市场化”是我们的发展总纲一样，今后30年“国际化”就是我们发展的又一个总纲。不同的发展时段有不同的发展重心，目前市场化的概念大致普及，市场化依然要继续深化，对于身处转折时期的深圳，国际化是一个更重要的纲领性目标。

记：在你眼中，市场化和国际化最大的区别在哪？

魏：二者不是割裂的，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在过去30年，“市场化”是其发展的纲领，而将来的突破口，应该在“国际化”上。

就像市场化涉及工资、制造、市场等一样，国际化也包括一系列的指标，比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方面面，需要我们用国际化的标准来衡量，要按国际化规则来运行。

我们回顾一下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国家应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做的事情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就是“市场化”。中国用30年时间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条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而且这一条也确确实实是由深圳特区开的头，然后在全国实现了普及。如果说市场化进程，包括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中途1992年小平南巡，好几回的思想解放都是围绕“市场化”的问题展开的，如果说“市场化”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魂、纲、核心内容，那么我们可以反问一下，未来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我们改革开放、新一轮大发展要以什么样的东西为纲、为魂、为核心内容，你把这个东西提炼出来以后，把它抽象归纳出来以后，其它的东西都好办了，我想未来的大发展也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国际化”。

围绕国际化来展开我们方方面面的探讨，比如说过去我们比较侧重经济为主，现在我们是否可以用国际化的眼光、国际化的视野，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平衡方面用国际化的方法、路径、惯例来推进呢，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从2006年的12月11日开始，当中国加入WTO五年的过渡期结束之后，中国的国门实际上已经洞开，中国人走出去也好、跨国公司走进来也好，国门已经打开。中国这个时候是主观愿望也好、是客观被迫也好，都必须开始按照国际规则来运作，而且你必须积极运用你的权利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应该用国际化的眼光来判断、剖析方方面面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尝试探讨一个有关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城市定位问题。

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型城市，既然冠以国家的帽子，把这么大的帽子盖在你这个城市头上，它的目的不是要你和国内城市叫板，是要你代表国家去参与世界的竞争。

深圳创新的主体是全社会

记：你刚才也提到的一个“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城市定位”问题。顶了“国”字号帽子的深圳该如何来确定其创新的主体？

魏：每一个国际化的方面都可以做一个宏大的文章，我只想从创新的方面来说一下。一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纵向的历史眼光、历史维度来寻找我们这个城市创新的主体是什么；然后我们再通过横向的国家化视野来探讨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创新。

我们首先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知道人类经历过四次革命，或者是四次文明的推进，第一次是工具革命，工具革命非常简单，就是把人从类人猿当中分离出来，其标志就是会使用工具。第二次是农业革命，大家知道农业革命是把人类的衣、食、住这些方面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农业文明包括四大发明在内都是在作坊里完成的，因此，农业革命的创新行为是作坊行为。第三次是工业革命，它创造了蒸汽机、内燃机、原子弹，最大的特点就是把人类的体能放大，跑得更快、拉得更多、炸得更响，工业革命是个人行为和组织行为相结合的行为，包括目前的组织与个人发明专利都带有工业文明的创新特点。第四次是科技革命，不同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是人类智能的放大，比如说卫星、互联网，人类智能的放大和人类体能的放大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科技文明之所以这么伟大，就是因为它把人类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科技文明的创新方式是什么呢？绝对不是个人的行为、作坊的行为，也不是简单某个组织的行为，而是全社会共同的行为，所以我们作出一个判断，深圳作为国家创新城市，它的创新主体是全社会。

记：是不是意味着还要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系统？

魏：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理论非常流行，就是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很快传到90年代中期，演变成区域创新体系、城市创新体系、经济模块创新体系、产业集群创新体系等等，理论不断地深入与完善，既然是创新体系，肯定包括有母体系和子体系。我是这样来分母体系和子体系的，比如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以中介机构为主体的技术扩散体系，以技术交易、资源获取等各种服务为主体的综合服务体系，有政府发布创新政策的政策导向体系，有包括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资金保障的金融保障体系，有高精尖创新人才的人才培育体系，还有产学研一体化的成果转化体系等等，所有的子体系构成了创新的总体系，这个体系才是当今世界在科技文明时代国家、城市或者地区应该有的全社会、全方位、体系性、组织性、制度化的创新行为和创新主体。

知识创新是深圳薄弱环节

记：在这些创新体系里，深圳有哪些优势，劣势又在哪里？

魏：深圳的强势应该是技术创新体系，据统计，深圳的发明专利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是名列第一，超过北京和上海。但是我们同时又发现，深圳的知识创新体系非常薄弱，就是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为主体的知识创新体系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我们只有一所综合型大学深圳大学，剩下的就是职业技术学院、党校、民办学校等等，所以深圳如果不能够形成一个配套和完整的大学集群和研究院所集群，这个城市就会缺乏知识创新体系的支撑。我有时候给高科技企业老板打电话，张总，在哪里？在美国。李总，在哪里？在清华。这些老总为了企业的知识创新源和技术创新源满天飞，这种飞来飞去导致什么问题？成本太高，因为他不能就地获取这个企业所需要的知识支撑和技术支撑，还要跑到全世界和全国各个大学去找这种东西。

说到隔壁的香港，香港政府资助了8所大学，香港教授的工资在全世界是最高的，香港要建一所科技大学，它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用非常高的工资吸引全世界最牛的教授来工作。我看我们办大学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如果不打破一些条条框框，要想办好一个大学还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正在筹建的南方科技大学，教授能拿香港大学教授的工资吗？香港的大学教授工资是什么概念？香港的教授分助教授、副教授和正教授三级，从3万5千港币开始直到12万港币，名教授可以拿到20万港币，我们哪个学校敢出这样的天价招聘大学老师？这就是我们教育体制的局限。

香港有这么多的大学，还有很多民办著名的学院，香港有一个完备的大学集群，但是香港却没有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在哪里？在我们这里，深圳曾经要求和香港合作，说我们共建一个高新技术企业园区，香港那时候还瞧不起深圳，不愿意跟你合作。行，不合作我们自己干，我们建立南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后来在龙岗又建立留学生创业园区，现在又建立了一个光明新区，深圳自己干得非常好，香港的高科技产业也投了一个数码港，结果搞了半天搞成了一个房地产，所以香港知识创新体系的完备和深圳技术创新体系的活跃，这恰恰是两个城市在创新体系上找到可以互补的环节，因此“深港创新圈”双方一拍即合，是未来这两个城市最互补的地方，也是共建“深港国际大都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

南方都市报 专题统筹：本报记者 李斌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秦鸿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