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基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两种情形，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发生变化引起社会性质改变、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发生程度上改变引起主要矛盾的阶段性改变，可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从长期性来理解，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从阶段性来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有了新的阶段性改变。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是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是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现实依据。多维度辩证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是我们党正确制定方针政策的依据，从而更好地理解党的初心和使命。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依据；三重维度；意义

作者简介：牛先锋(1964-)，男，河南渑池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冠婵(1989- )，女，山西曲沃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91；吉林农业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吉林 13210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但又指出：“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2]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主要矛盾的变与基本国情的不变给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课题。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依据何在？如何理解这种变与不变？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意义是什么？本文从以上三个方面，对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依据、三重维度、意义进行阐释。

一、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依据

运用矛盾观点分析问题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矛盾观点是我们理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理论依据。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脱胎于它所处的那个时代，因此，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必须了解社会主要矛盾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现实，即基本国情。对基本国情的了解是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现实依据。对一定社会阶段基本国情的了解，可以从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两个角度来把握。

(一)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理论依据。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社会主要矛盾是在社会诸多矛盾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矛盾，“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社会主要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性转化，即质的改变；另一种是主要矛盾的阶段性变化，即在大的质变范围内小的阶段性改变。

第一种情形，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即原来的次要矛盾转变为新的主要矛盾。比如，在封建社会，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时候，封建社会中孕育出新的社会矛盾，即新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当然，这个时候还有新兴资产阶级与旧的封建主之间的矛盾。但在封建社会的诸多矛盾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规定着、影响着其他诸多矛盾。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处于从属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就有了争得政治地位的诉求，通过暴力革命等方式，资产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此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变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如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的矛盾、残余的封建势力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就变为了次要矛盾。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主次矛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也发生了完全不同的改变。主要矛盾的这种转化方式往往带来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

第二种情形，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是由主次矛盾地位改变引起，而是由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都发生了阶段性、程度上变化引起的，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矛盾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事物的发展是量变与质变的统一，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质变，是由不同阶段小的质变引起的，即小的质变的量的积累就是大的质变。而小的质变相对大的质变而言也可以理解为量变。而在大的质变范围内不同阶段的小的质变，就会表现为不同的阶段性的特征，所以，矛盾在不同的阶段也就有了不同的特征，这种小的质变相比大的质变而言，并没有引起事物性质的改变。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的那样：“不但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其相互联结上，在其各方情况上，我们必须注意其特点，而且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这种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方式，不会引起事物性质的根本性改变，而是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的新特点。要理解这种情形的主要矛盾的改变，我们必须理解事物的主要矛盾变的永恒性和不变的相对性的统一，主要矛盾既变也不变，变与不变是针对不同的研究视阈、不同的时空范围而言，简单地说，从更大的时空范围来理解，主要矛盾具有相对稳定性，即不变；而从较小的时空范围来理解，主要矛盾又是变化的。坚持了变与不变的统一，也就坚持了辩证法。坚持把这一辩证法运用在理解社会主要矛盾的问题上，也就坚持了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分析现实问题，即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例如，用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旧民主主义社会进行对比，整个近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中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整个近代是一个较大的时间跨度，而新、旧民主主义社会是大的时间跨度内小的阶段。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即社会主要矛盾会发生阶段性改变。新民主主义社会与旧民主主义社会相比，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所属的世界革命范畴发生了改变，由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变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这些新特点的出现，让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阶段性的改变。但这种改变是相对的，是相对旧民主主义社会而言，不管新民主主义革命表现出多少新的特点，革命的任务仍然没有变，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的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即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大的时间段(近代)内的矛盾，即从整个近代来看，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因此，主要矛盾转化的第二种情形下，社会的性质未发生根本的改变，社会发展的任务未发生根本改变，只是矛盾双方发生了量的改变。

那我们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哪种情形的转化呢？到底是第一种情形还是第二种情形？我们需要对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前后进行对比分析。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楚以下前提：“新时代”这个相对小的时间跨度是相对谁而言，即大的时间跨度是什么？“新时代”是与哪个小的时间跨度相比而言是新时代？只有弄清楚阶段的划分，才能进一步分析清楚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

大的时间跨度界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的时间跨度主要划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前后两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前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不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前还是之后，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人民的实际需求与现实供给之间的矛盾，只是每个时期供给、需求的特点发生了变化，但本质上仍是供需矛盾。所以，这种性质的矛盾转化并不符合上述论述的第一种情况，一是没有出现原来的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二是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只是原有矛盾双方在范围和程度上的改变。所以，这种矛盾的转变应该属于上述分析的第二种情况，即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转变，而非根本性的转变。所以，这种矛盾的转化不改变社会的性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了，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也就理解了“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这也就解决了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性质的改变的思想困惑。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带来社会性质的改变是上述论述的矛盾转化的第一种情况，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恰恰属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第二种情况，即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转化，是在大的历史时期内的相对较小的阶段性质变。“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是相对之前的那个阶段而言，而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时代，即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仍是供需矛盾，只是供需双方各自发生了程度上的改变，而不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性质。这种情况并非只有进入新时代才出现，回顾我们的近代史，1919年的五四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的革命发生了阶段性的质变，但不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主要任务。

(二)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现实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不仅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这一重大判断，而且指出了作出这一判断的现实依据。报告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7]报告中还进一步指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8]因此，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的变化是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与不变的现实依据。

1.社会主要矛盾“变”的现实依据。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取得了显著提高，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落后社会生产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从社会需求角度来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从数量向质量提升，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7年的59660元，年均增长约9.5%，已经达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极大提高；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教育、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居住条件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三次飞跃，人民的需求也经历从吃饱穿暖的需求到吃好、穿好、住好的转变，不再是对产品量的需求而是对产品质的要求提高。“人民群众的需要在领域和重心上已经超出物质文化的范畴和层次，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经不能真实全面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9]

2.社会主要矛盾“不变”的现实依据。以上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变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个时期的发展而言，主要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生产发展和社会需求的改变。从社会主义的阶段性发展而言，我们的主要矛盾的主次方面都发生了阶段性的改变；但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而言，不管是当前的社会生产还是人民需求的满足程度，都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范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两个没有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即是由当前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决定的。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具体表现为：第一，城乡发展不平衡。在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领域，农村发展状况滞后于城市。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之间发展的差距，尤其在工资收入、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第三，收入分配差距较显著。城乡收入差距可以通过基尼系数体现。从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来看，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处于0.3～0.4之间意味着收入差距相对合理，0.43～0.5之间意味着收入差距较大，而超过0.5则表明收入差距悬殊。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12年到2016年分别为0.474、0.473、0.469、0.462、0.465，都超过了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说明我国的发展不平衡状况依然严峻[10]。

经济社会发展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具体表现为：第一，经济发展方式相对滞后，社会创新能力有较大不足。长期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低端制造业，很多领域处在全球制造业链条的低端位置，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有所不足。未来生产力的持续快速发展迫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中国制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第二，市场壁垒依然存在，市场竞争仍不充分。公共企业在土地、财税、融资等领域比民营企业享有更多的便利、倾斜和保护，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市场效率。第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不充分。长期以来，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而对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相对重视不够，服务型政府建设依然任重道远。比如，我国九年义务教育虽已普及，但优质教育资源向城市集中，农村义务教育质量有待提高。养老服务领域，城市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虽已建立，但提供的服务有限，而农村养老资源匮乏，养老服务极少。

以上两个不同的分析维度表明，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来看，我们的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生产的发展提升了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层次，从而使社会供给无法满足人民对各方面发展的需求，集中体现为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根本原因还在于生产力的发展仍然没有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发展范畴，只有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才能根本解决，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11]。但是，在一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内部，又有着具有不同特点的小的发展阶段，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也会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可以说出现了小的质的飞跃，这也就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的原因。因此，我们要从质变量变关系原理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原理角度，结合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辩证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