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医患之间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人民看不上病、看不起病的问题,也不再是医疗资源分配不足和医疗价格虚高的问题,而是人民对疾病了解不充分、对医务人员有着过高要求和医务人员无法满足其要求的矛盾。如何正视这个矛盾是有效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如今我们的医疗改革已经处在了深水期、攻坚期,如何把握好这个主要矛盾是关系到医疗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
过去主要矛盾:老百姓是否看得上病、看得起病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大学开始扩招,各个省份兴建医科大学以及医学院,中国的医疗人才已经从最初的乡医、游医、中专医生逐渐过渡到了以大学本科五年制、本硕八年制、甚至是本硕博十一年制的医学教育模式。从2015年7月国家卫计委以行政文件形式下发并且即将全国推广了5+3+X (2≤X≤4)的医疗人才培养制度。
翻开中国医疗改革的历史,可以说,中国医改的核心其实始终都是在围绕着“如何让老百姓看得上病、看得起病”这个问题。也可以说,中国医改的核心其实始终都是一场“为民请命”、“为民续命”的改革。
2016年,中国政府被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授予“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是世界上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从目前改革的结果来看,这场“为民请命”的改革其实基本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功。
谁也不能否认中国医改已经取得了成功,如果没有医疗改革,可能今天很多病人依然无法享受到当下的医疗;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攻坚克难,以及众多医务人员的无私奉献大力配合,中国医改之前的主要矛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已经从1949年的44岁上升到了现在的76.3岁,这既是整个中国基础医疗保健的进步,也离不开几代医务人员的艰辛付出。
在当下人民的认知中,好像只有通过不停的改革才可以把人民对医疗价格平民化、就诊程序简易化的要求得以实现。而改革先锋派也顺应潮流,顺应人民的愿望,大刀阔斧,不畏艰难,敢于对这个当今世界最难啃的问题操起了手术刀。尤其是1997年之后的市场化改革,这不仅让医疗变得像超市里的货品一样可以进行买卖和明码标价,也让医患之间的矛盾以从未出现过的形势暴露在人民的面前。
如果说之前的改革都是在试图打压医务人员积极性和合法权益,以满足人民对医疗资源分配不公所导致的怒气的话,那么之后几年的医疗改革则是彻底把医患之间的矛盾推向了问题的中心,形成了医患之间真正的对立。
现在主要矛盾:老百姓对医务人员过高要求且医务人员无法让其满足
从古至今,医生和患者都是一个共同体,如果没有患者,那这个世界也就没有所谓的医生,就是因为有了患者,所以“医生”这个职业才应运而生。从“医生”这个职业诞生之日起,他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必须要和贤者一样,所以好的医生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稀缺品,但不能因此就把医患矛盾问题全部归咎于医生本身。因为你稀缺,所以问题出在你身上,这样的逻辑推理不仅让我们的改革派左右为难,也让医生这个群体显得十分被动。
究竟是应该尊重从古至今的客观事实,还是应我们人民的呼声对医务人员进行变革,这不仅仅关乎到是否认清主要矛盾的问题,还关系到我们下一步政策方案的制定。目前,我们的改革很明显是在抓住人民看不上病、看不起病这个主要矛盾,同时也顺应了人民的呼声,开始对医务人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不仅涉及到人事待遇、社会定位和政策方面,也涉及到了对医务人员群体的整体认知上。我们虽然解决了九十年代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其实比之前的问题变得更加激烈和深刻。
中国医疗主要矛盾的改变,一方面源自于03年“非典”时期,当时“非典”的肆虐让国家意识到我们的基础医疗几乎为零,在面临大的爆发性疾病时所能够采取的措施除了通过学校放假、工厂停工、城市人员遣回以外,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在“非典”之后的几年,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基层医疗,不仅政策向基层医疗倾斜,财政拨款、权力下发都让基层医疗呈现了爆发性的增长。
现在回看,一方面在基层医疗遍地都是的情况下,我们基层医疗的发展速度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满足了人民对医疗的要求。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由当初默默无闻的经济弱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强国,随之而来的便是人们对文化、教育、公平、环境、医疗等的要求。文化可以不强求,公平可以慢慢来,环境也可以忍受,教育这几年一直没有起色也未引起人们的明确反对,但在这个时刻,只有医疗和人民健康乃至生命相关的工程则成了整个问题爆发的中心点。
什么都可以拖,唯独疾病不能拖;什么都可以忍,唯独疾病不可以忍,在这几年人民对美好医疗的渴望不仅仅呈指数式的增长,而且逐渐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媒体人明显听到了人民的呼声,所以一直都在试着引导人民把目光从最初对政府的改革期盼到整个社会对医务人员的追打和苛责上,这让医患之间的主要矛盾变得更加明显和激烈。
未来主要矛盾:如果不及时纠正,可能会重蹈覆辙,回到医疗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
中国医生数量的整体增加得益于国家在三十年前制定的大学扩招计划,现在80后、90后已经逐渐成了整个医疗系统的主要力量。由于这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所以中国医疗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医疗资源不足的问题,而是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人民对疾病了解不充分,对医务人员有着过高要求和医务人员无法满足其要求的矛盾。
对疾病了解不充分会导致人民对健康疾病预后有着较高的要求,导致人民觉得没有治好不是因为原自己本身疾病的问题,而是医务人员水平不够的因。再加上人民越来越富有,对整个医疗服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排队等太久是医院的问题,要改革;排上队看病时间短是医院的问题,要改革;花钱了,病没看好,是医院的问题,要改革;病看好了,花钱多,还是医院的问题,要改革。只要让患者觉得不满都是医院及其医务人员的问题,都需要改革,医疗改革已经成了全中国人民的呼声,也已经成了压垮整个医疗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
改革本身没有过错,我们国家一路走来就是一部改革史,可是医疗改革一定要有中心和重心才可以,一味忽略事实的医疗改革不但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把问题变得更加激化。这些年来,我们的医务人员已经替我们的改革先锋派背负了太多改革失败后的结果,俨然已经成了人民讨伐的对象,成了整个改革下的最大牺牲者。但即使如此,医务人员还是以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十三亿人的医疗问题,这简直是世界的第九大奇迹,是可以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伟大史诗。
医疗服务始终都是一个烧钱的系统,就连世界第一强国川普大叔也无法承担每年日益增长的医疗费用,所以川普大叔上台之后就随即废除了黑人制定的全民医保政策,因为太费钱,政府承担不了。而如今在中国,随着医保资金的掏空,同时这个缺口还在逐渐增大,可想而知,在以后的日子里,患者所要承担的住院费用仍然会逐年增高。这种现象就会给社会一种错觉,政府一直在努力降低医疗费用,但是医疗费用却仍然在连年攀升,再加上一些媒体的不客观导向,人们又习惯性地把问题指向了医务人员,医务人员则又成为了政策的始作俑者。
费用增高倒也不可怕,有钱的还是依然能够看得起病,可是国家办医的趋势减缓,甚至各个地方都已经开始限制公立医院继续盖楼和增加病房,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到来以及二胎政策带来的后续影响,能否住上院早晚都会变成一个难题。中国医疗的主要矛盾将还会变成人民住不上院和整体医疗资源再次不足的问题。当然这个矛盾的转化最少还需要十年才可以显现出来,可是儿科系统的崩溃已经把这个矛盾的转化整整提前了至少五年。
中国当下医疗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我们整个国家和几代医务人员的努力,从1949年初的医疗资源不足,到现在人民对医疗服务有着更高的要求而医务人员难以满足其要求的矛盾,这种改变不仅仅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民看病难的问题,也让新的矛盾爆发地更加提前和愈演愈烈。但很明显,我们并未准确把握好这个历史定位,我们的改革方向和目标依然在围绕着看病难、看病贵这个主要矛盾。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的改革方向依然是在朝着这个方向进行改革,但是很明显这个之前的主要矛盾在现在已经成了次要矛盾,甚至是不必要矛盾。
中国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完全存在于各地,也不过是北京、上海看病难一点。但是细想一下,即使你在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日本的东京,在各个国家最繁华的地方,可能你经历的不仅仅只是看病难的问题,而是你根本就看不上病。
随着儿科和急诊科系统的提前崩溃,可以料想的是我们当前存在的主要矛盾(即人民对疾病了解不充分,对医务人员有着过高要求,医务人员无法满足其要求的矛盾)可能又会换个马甲变回以前的样子(即看不上病和医疗资源再次严重不足又将重新变成现代医疗的主要矛盾)。
现代经济的发展已经让人民远离了农耕时代,经济已经不再成为大多数人看病、治病的主要掣肘,可是医疗资源不足又注定会让我们重走以前的路。这种主要矛盾的回归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方面没有把握好主要矛盾的变化,另一方面改革的政策制定又都想急于求成,立竿见影,没有做好长效机制。如此一来,我们的医疗似乎永远在改革,永远在路上,但实际上取得的效果和影响却并没有官方文件里所说的那样有效和成功。
我们现在还有时间来做一些切切实实能够改变现状的事,当然这些问题并非是因为医务人员的问题,医务人员在这么多年的改革下多数都是权益被剥夺被牺牲者。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渴望我们的改革先锋派可以扎根基层,回到基层,听一听临床医生的心声和对医改的建议。
我们唯有如此,也只能如此,才可以保证通过牺牲医务人员进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医疗成果不至于完全消失殆尽,一去不回。
还依然记得毛爷爷在《矛盾论》中如是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着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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