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同频共振历来是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史学也是如此。“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就深度参与了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拨乱反正中起到特殊作用。史学界关于历史动力问题、中国近代史线索问题、洋务运动性质问题等的讨论，既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又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不断深化。在此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许多重大时刻，史学也一直发挥着积极作用，与时代共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可以说经历了长达40年的春天。这40年中国史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中国2000多年的史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为我们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最佳时间窗口。深刻认识4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新时代中国史学发展无疑大有裨益。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几大趋势

40年是一个不短的时段。梳理40年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一些重要趋势，通过这些趋势可以窥探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此仅举其要者。

马克思主义史学重新焕发生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史学界即开始了对“文革”时期史学的反思。当时一部分学者以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历史主义去反思“文革”中史学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回到60年代初期去”成为一些学者的主张。更多的学者则呼吁“回到马克思去”，以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原义为依据，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正本清源，以消除人们的困惑与误解。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这一时期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方面达成的最大共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随着西方史学和各种思潮的涌入，中国史学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化，马克思主义史学遭遇严峻挑战。因此，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展现强大生命力就成为必须解决的问题。经过各方努力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马克思主义史学巩固了自己的主流地位，推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要从学术理念上继续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紧密联系，发挥史学在新的历史创造中的作用，注重“问题史学”“宏观史学”“民众史学”的学术优势与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需要对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议题作出深度回应，以彰显唯物史观的理论魅力。

借鉴世界史学有益成果并努力超越。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的另一重要变化是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与世界史学的交流日益增多，开始积极借鉴世界史学的有益成果。比如，借鉴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年鉴学派以“总体史”“跨学科”“眼光向下”等为核心主张，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方法、工具大量引入史学，推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再如，美国的“中国学”也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影响。这一史学模式借鉴人类学、新文化史的概念和理论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显示出让人耳目一新的阐释力。受这些理论和方法影响，中国史学越来越社会科学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成果主要体现在社会史的全面复兴上。在跨学科治史理念的驱动下，中国史学先后经历了社会学化、经济学化和人类学化，而且在题材上越来越走向民间的历史、区域的历史和底层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也有个别学者曾出现过拥抱西方史学、放逐“自主叙事”的倾向。但在当前，中国史学已经超越对西方史学的引介与模仿。

乾嘉朴学学风的流行。改革开放之初，史学家在反思“文革”中史学的问题和反对空疏学风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用考据学家或史料派的路数和尺度来观察和评判史学，逐渐形成一股“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这一思潮认为只有归纳才出真知，因而将目光主要集中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上，回避理论思考。在对历史的宏观研究仍占主导地位的上世纪80年代，这一史学思潮的影响还比较有限。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许多学者纷纷从对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转向文献考订。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史学界基本完成了从格外关注宏观理论探讨到埋首实证研究的学风转换，这种学风转换给中国史学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防止矫枉过正是中国史学发展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深刻认识4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累积的问题，有利于在新时代更好贯彻落实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好促进中国史学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在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矫枉过正。改革开放后中国史学发展以拨乱反正开其端，天然地带有远离政治、远离现实的学术倾向。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不免走向“以偏治偏”，导致史学逃避现实、埋头故纸堆。“文革”结束后，“古为今用”的治史口号被“为历史而历史”“回到乾嘉去”的新口号所取代。到了上世纪90年代，历史研究中的现实因素被一再剔除，学者避之唯恐不及。这一转向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使得许多史学家遁入象牙塔中，在社会变革最需要历史提供镜鉴时却无动于衷。事实上，“现实”并不必然会阻碍史学发展，在许多情况下还是促进史学发展的积极因素。比如，“二十四史”当中，哪一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又如，如果不是为了“清算帝国主义血账”，又怎么会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史学家亨利·皮朗说，“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为现实而历史”则是年鉴学派的信条。刻意将史学与现实隔离开来，显然不利于史学发展。

与远离现实相联系的是重史料轻理论的偏颇。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史论关系。“以论带史”无疑应当摒弃，但若重蹈旧史家“重史轻论”的覆辙，滑入“史料即史学”的观念之中，拒绝“理论”和“思想”，显然也不可取。重史料轻理论，忽视重大问题的研究而走向细枝末节的考证，容易导致历史研究的边缘化、微观化和碎片化。重史料轻理论还容易导致一些史学家不断解构宏大叙事，放弃对历史大脉络、大趋势、大走向的关注。即便在有限的理论探讨中，历史理论也逐步让位于史学理论，由对历史进程基本线索的追寻转变为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的探求。改变这种状况，要求学者在细化和深化微观研究的同时，下更大的功夫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综合概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面临的上述问题，与史学发展中存在的“以偏治偏”“矫枉过正”倾向密切相关。“史料即史学”是为了纠“以论带史”之偏，“碎片化”是为了纠片面注重“宏大叙事”之偏。“以偏治偏”在特定情况下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如果矫枉过正又会产生一系列副作用。这就要求我们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经验，正确认识和处理历史与现实、史料与史观、宏观与微观、政治与学术等重大关系，在一种健康的路向下将中国史学推向新境界。

新时代中国史学再出发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史学和其他哲学社会科学一样，正处在整装再出发、再起航的关键时刻。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国学术正面临一个重要转折点，即依托高度的文化自信开辟出一条本土化的学术道路。对中国史学而言，关键是构建一个本土化的中国史体系。

史学本土化的当务之急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根据本土的经验和材料，通过大规模的综合概括构建“中国历史理论”“中国史观”，从而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束缚。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有意识地打破西方中心论，在历史研究中积极贯彻本土化理念。在诸如中国社会形态这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本位出发已渐成主流。今天，简单用西方理论框架、西方研究模式来呈现中国整体历史的现象在主流史学界已销声匿迹。这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给人的深刻感受。把中国历史从西方理论框架中解救出来，脱掉长期穿在中国历史身上的并不合身的“洋装”，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史研究的一个重大进步。

新时代，中国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我国史学家有着特别的期待，史学家应有更大历史担当，关注和回应现实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文明的一次伟大复兴，那么，即将复兴的文明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就是首先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显然，史学家回答这些问题具有特殊优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在这方面史学家大有可为。尤其是一些事关国家前途命运重大方略的提出，更为史学家通过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去深度参与国家发展进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比如，“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为史学家提供了参与现实发展的广阔舞台。

中国史学应进一步增强在国际史学界的话语权。作为东亚文化的中心，中国史学曾对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周边国家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自古以来，中国史籍在周边国家一直广泛流布，《史记》一直被这些国家视为编写史书的范本。中国的史馆制度也不同程度促进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对官方修史的重视。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等，也在中华文明圈内被广泛模仿。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史学在世界史学史上曾经的辉煌。新时代，中国史学要不断发展，就要在国际史学界增强话语权。近些年，中国史学界为此作出了一些值得赞许的努力，取得一些成效。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中，以往的历史叙述主要是基于美国视角或欧洲视角，其聚焦点都是在欧洲发生的反法西斯战争，没有或很少关注中国在1931年就已经开始的局部抗战，致使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被严重低估甚至完全遮蔽。近年来，中国学者站在中国立场上，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战场的重大作用等推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发出洪亮的中国声音，从而对以欧美为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体系形成强烈冲击。这可谓中国史学在重大史学问题上冲破西方话语权垄断的一个范例。

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发展为中国史学家增强在国际史学界的话语权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对国际学术界来说，研究中国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中国问题正在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中心议题。比如，在第二十二届历史科学大会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就成为四个主题讨论之首。这种情形必将日益促进国际学术与中国学术的对话和交流，也促使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术表现出更多的尊重。中国史学也将在与国际史学界的合作与交流中赢得更大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