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及其演化【二】

张剑

传统中国社会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中国近代科学家角色的出现与形成不是由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演化而来，不是中国社会历史自我内在衍生的，而是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成长这一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以匠为特色：洋务运动时期的工程技术专家

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主要包括洋务学堂培养的学生、派遣出洋的留欧船政学生与留美幼童、通过其他途径留学的一些科学人才，还有一些短期出洋考察与苦读西书而自学成材的人。与他们的前辈西书翻译家相比，他们传统科学技术素养薄弱，可以算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近代科学工作者。

上辈科学工作者徐寿次子徐建寅是自学成材代表。17岁随父入曾国藩幕，协助研制“黄鹄”号。后随父入江南制造局，与傅兰雅等合作翻译了一批西方科学技术书籍。据统计，徐建寅一生翻译西书25种，其中《化学分原》《声学》《电学》《谈天》《运规约指》等15种出版发行。徐建寅的翻译，最早将近代分析化学、声学以及电学的基础知识，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与李善兰、徐寿等父辈翻译家不一样，徐建寅出生在鸦片战争后，在西学熏陶下成长起来。他通过翻译西书、自学与出国考察成为一代军工技术专家与造船专家。1874年，徐建寅奉调天津制造局督办制造镪水，取得成功。翌年被山东巡抚丁宝桢聘任山东机器局总办。1879年，以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名义出国考察，成为中国第一个对西欧近代工业进行系统考察的科学工作者。此行不仅完满完成订购军舰和考察任务，出版《欧游杂录》，为中国人了解西方科学技术打开了一扇窗户，还参观德国的陆军操练，写作相关文章，向国内介绍德国的军事工业与武器制造。1886年，徐建寅在金陵机器局仿制后膛抬枪，1900年到湖北任职，因试制无烟火药失事，以身殉职。邹代钧也是此一时期自学成材代表，1895年与同人在武昌创立“译图公会”，后改名为“舆地学会”，编译出版中外著名地图，推进地理学研究和普及地理教育。

徐建寅

与徐建寅、邹代钧仅短期出国考察学习并自学成材者相比，留美幼童虽大多数没有完成学业，回国之初也不受重用，所从事职业与专业亦大多不合，但还是有一些人在工程技术方面作出了相当贡献。矿冶工程方面，有邝荣光、吴仰曾等。邝荣光（1860－1962），广东新宁人，一期留美幼童，归国后长期担任开平煤矿工程师。曾参与许多煤矿勘测，发现湘潭煤矿，绘制《直隶省地质图》和《直隶省矿产图》。吴仰曾（1861—1939）也是一期留美幼童，哥伦比亚大学矿冶学院未毕业即归国，分派唐山煤矿。1886年由李鸿章派往英国皇家矿冶学院深造，1890年毕业返国，先后任热河银矿总工程师、开平矿务局副局长等。

留美幼童也是自办中国铁路先驱。詹天佑（1867－1919）是一期留美幼童，献身中国铁路事业30多年，以“昕夕勤劬、廉洁自持”“品端艺粹、力果心精”赢得了中外工程学界的赞赏。1881年留美幼童撤回时，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谢菲尔德技术学院，获得哲学学士学位，是两位获得大学学位的留美幼童之一。回国后，詹天佑被派往福州船政局，参加了中法战争。1887年，经留美同学邝孙谋（1863—1925）介绍，任中国铁路公司帮工程师，迈入铁路建筑事业。到1919年病逝，詹天佑除主持修建使他声名鹊起的京张铁路以外，还先后参与过关东、津芦、洛潼、沪宁、道清、萍醴、津浦、潮汕、粤汉、川汉、中东等铁路的筹建和修建工程，担任总工程师及顾问工程师等，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是第一位被英国土木工程学会、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吸收为会员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创始人。此外，如罗国瑞（1860—？）、邝孙谋、周长龄（1863—？）等在铁路建设上也有大贡献。

留美幼童也是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者。留美幼童撤回国后，有20人被派往天津电报学堂或继续学习或充当教员，不少人后来成长为邮电事业领导者。一期幼童蔡绍基（1859—1933）曾任职上海大北电报公司，后任北洋大学校长、天津海关道台等；三期幼童朱宝奎（1861—1926）曾任上海电报局长，1907年出任邮传部左侍郎；三期幼童周万鹏（1864－1928），先后任清江、汉口电报局领班，1884年调任上海电报局总管，后升任会办和总办，并兼任中国电报总局提调和襄办，1909年升中国电报总局总办。周万鹏熟悉电报业务、技术，管理有方，蔡元培评价他“导引电政，吾国之倡；周旋撙俎，折冲外攘；清廉峻洁，不媚于上”。

留美幼童

与留美幼童相比，留欧船政学生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海军的发展。第一批出洋学生26人，习驾驶12人，后大多成为北洋舰队军官，著名人物有刘步蟾（1852—1895）、林泰曾（1851—1894）、林永升（1853—1894）、方伯谦（1854—1894）等，也有人成为未来海军主要领导人如萨镇冰（1859—1952），更有思想家严复；习制造9人，后有成就者如魏瀚（1850－1929）、陈兆翱（1854—1899）等；有5人习矿学。另有艺徒9人习矿学等。第二批船政学生习制造者7人、驾驶者2人。第三批学生20人习驾驶，14人习制造。1897年还曾派遣过第四批学生，但已在洋务运动之后。陆军也曾派遣学生留欧，但人数较少、成效不著。

留欧船政学生主要贡献在海军，而且造成后来海军基本由福建人掌控局面。魏瀚是造船专家佼佼者，17岁考入福建船政局前学堂习造船，毕业后在船政局担任技术工作。1875年同陈兆翱等人随船政局洋监督出国游历英法。1877年作为正式留学生留学法国，成绩突出，“可与法国水师制造监工并驾齐驱”。回国后在船政局工程处任职，与同学陈兆翱、郑清濂（1852—1927）等从事造船。中法战争以后，建造钢甲船。后曾为张之洞招致，“历充外交、制造、法律、翻译、各省差役”。1903年，受命整顿福建船政局。后曾任海军部造船总监、福州船政局长等职。

福州船政局

除政府派遣留学外，还有一些民间留学人员。李维格（1855—1918）幼年随父到上海读书，进入西人所办洋学堂学习，产生出国求学欲念。父母克服困难筹措费用资助他，先后到英国、日本和美国学习，后成为钢铁专家。他解决了汉阳铁厂的钢质量问题，扭转了汉阳铁厂建厂以后年年亏损的局面。规划、组织了1904—1910年汉阳铁厂的改造和扩建工程，使汉阳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他还规划了大冶铁厂的建厂方案和厂址选择，创办了扬子机器制造厂和湖南常耒锰矿，兴办了汉阳铁厂第一所技术学堂。

浙江慈溪人舒高第（1844—1919），自幼留美，1873年获得哥伦比亚学院医学博士学位。1877年任广方言馆英文教习，翌年开始担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事务。傅兰雅说他“在美国多年肄业，考取医学，回至上海，因请之译医学诸书，盖在美国时已精练此艺，故译此书甚宜也”。他是口译者中唯一一位中国人，译著包括医学、军事技术、农学和矿学等。后曾任广方言馆总教习，1903年因压制学生，引起退学风潮。

洋务教育经历了“单纯地学习语言文字，培养翻译官，扩大到学习西方的多种自然科学，培植所谓‘奇技异能之士’的近代科学技术人才，由招收文墨未通的文童，进而招纳汉文业已通晓、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士人”这样一个过程。洋务学堂也培养了一些人才，著名的有汪凤藻（1851—1918）、席淦（1845－1917）、杨兆鋆（1854—？）、刘式训（1869—1929）等。如汪凤藻从上海广方言馆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后任算学副教习，1891－1894年为出使日本大臣，后任南洋公学校长。江苏青浦人席淦，1868年被选送到同文馆后，从李善兰学算，后接替李善兰出任算学教习与总教习。他的教课得到学生好评，齐如山回忆说：“其中最认真的，就是汉文算学，教习为席翰伯，乃李善兰得意的门生，教法也好。”席淦著有多种算学著作，是洋务学堂中培养出来的极为少见的数学专才。

洋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科学工作者，相较前辈翻译家及其后来者，也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身份。第一，他们基本上出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对晚清社会影响极大。无论是留美幼童还是留欧船政学生，回国后基本上充任洋务官僚们的技术骨干，没有充分施展他们的才能，未能成为洋务运动中“呼风唤雨”式人物。但他们在晚清新政中却迎来了生命之“第二春”，纷纷走上了各种新事业领导岗位，成为晚清新政“弄潮儿”。第二，籍贯上，已经突破上辈江浙区域，扩展到广东、福建等地。这自然与留美幼童主要来自广东、留欧船政学生主要来自福建船政局有关。

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社会角色与前辈相比也有其特征。首先，他们主要以技术专家为特色。无论是留欧的造船专家，还是留美的铁路、矿冶、邮电技术人员，他们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主要是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没有一人以自然科学工作者角色立世，这自然与洋务运动重视实用技术的政策与境况有关，也与他们所受教育程度有关。总体而言，他们并没有受到系统的近代西方科学教育，当时的洋务学堂不是以语言文字为主，就是以“军事技术”为目标，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留学生或中途撤回，或短期培训，或仅仅考察而已。有人曾就晚清数学学科的发展作出过分析，指出洋务派提倡数学教育，主要目的是借助于数学知识学习实用的技术，以培养技术人才和政治外交人才，并非提倡数学研究，造就数学专家，“这便对学生日后出路及数学教学学制等方面有很大影响”。同文馆数学高材生蔡锡勇（1847—1898）、汪凤藻、左秉隆（1850—1924）、杨兆鋆、杨枢（1844—1917）等先后派驻外国，回国后亦多参加洋务活动而没有再从事数学教育或研究。上海广方言馆学生除选送同文馆深造外，多散入通商督抚衙门及海关，担任翻译或其他洋务工作。“这便使得具有一定数学水平的学生脱离了数学学习与研究，使得他们无法成为数学专业人材。”洋务科学工作者这一情状的出现，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伦理”。

第二，相较前辈而言，他们在知识结构上已有很大变化，基本上以其科技才能作为谋生的手段。他们已不具备传统科学技术知识，掌握的是全新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服务于全新的洋务事业，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工程技术。与前辈主要是通过翻译西书与从事科学教育事业影响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这一比较狭窄的职业通道不同，他们的职业多种多样，就业的空间也相对扩展。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很少有人从事科学教育事业，将他们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其他人。与日本的近代化过程中早期留学生出现一批启蒙思想家，宣扬科学与科学教育相比，这一代留学生中只出现了严复这样的思想家，他所宣扬的不是科学，而是思想。与前辈科学家在翻译西书的同时，继续从事传统科学研究不同，这一代科学工作者很少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他们的主要精力花费在具体事务处理上，很少有技术创新与发明。

第三，与前辈群体人数极少相比，他们已经有相当的群体效应，而且通过同学等社会关系，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圈子，并通过这一网络，改变职业角色。因此，相较前辈职业相对单一不同，他们的职业流动较大，从技术转入政界或者外交，从军界进入工矿业等，不一而足。如詹天佑在同学邝孙谋的引荐下，从军界进入铁路事业；邝荣光、吴仰曾也从海军转到工矿业；梁敦彦从邮电事业转向外交界成为职业外交家；梁诚从天津水师学堂转入外交界，促成了美庚款的归还。这自然一方面说明了他们职业空间的扩展，但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们对科学技术事业没有持之以恒的信心。

第四，洋务科学工作者虽然以科学活动为职业，并因之成名于世，但他们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角色意识。当时社会对科学还没有基本的认识，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新政巨擘，却在科学上栽了大跟头。大冶煤矿含磷多，应用碱性炼钢炉去磷，否则钢材含磷高而易脆断。张之洞当时周围没有相关科技人才，贸然向英国梯赛特机器厂订购炼钢炉。在英厂提出寄样化验煤铁组成元素后再决定订购机炉种类时，张之洞竟如斯刚愎自用：“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分可耳。”酸性炼钢炉来了，“居然炼成钢轨”，可违背科学规律之惩罚也接踵而至，“各处铁路洋员化验，谓汉厂钢轨万不能用，盖因含磷太多，易脆裂也”。自然“糜去十余年之光阴，耗尽千余万之成本”，而不能炼成可用钢铁，“回首思之，真笑谈也”。

洋务人才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也是当时的常情。严复的遭际众所周知。江南制造局“设有铁船馆，以教学生，此等学生无毕业年期，无一定膏伙，学成后无一定之位置，由此馆出身之华某精算术绘图之技，乃派之到机器厂司工帐”。“又邵某在馆十年，技艺精通，仍是月给以四千文之膏伙”，有人推荐给总办，总办因见过他坐马车，曰“纵给以十金二十金之薪水恐不敷其马车费也”。于是邵某求去，受聘于某外国矿师，“月受百金之薪水”。而该矿师曾对人说：“吾自到中国以来，所见华人之精于算绘者无出邵某右也。”于是慨叹：“费无限之膏伙教成人材，乃为他人所用，失计孰有过于此者。此外，学生就外间洋行公司之聘者偻指难尽，甚至于某茶居之掌柜亦此中人物，书至此不禁为人材一叹！”

但时世毕竟变化，洋务的社会地位也在慢慢提高。王韬记载说：“凡属洋务人员，例可获优缺，擢高官；而每为上游所器重，侧席咨求；其在同僚中，亦以识洋务为荣，嚣嚣然自鸣得意。于是钻营奔竞，几以洋务为终南捷径。”

宣传教育为主、科研为辅：清末民初的科学家角色

甲午战败后，随着戊戌维新运动及清末新政的展布，留学热潮顿起，全新教育体系逐步建立，中国近代科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成规模的近代意义科学工作者开始出现。此一时期科学家角色以从事科学宣传与教育为特色，真正科学家社会角色与科学家意识的形成还有待时日。在国内接受一定新式教育后，出洋留学接受系统的西方近代科学教育，成为新一代科学人才大多数的共同经历。

搜罗《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和《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等相关科学家传记著述，获得此一时期科学工作者张相文等22位的大致简况。他们最晚在辛亥革命前后已经留学回国，并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其擅长的领域，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方面都已经取得相当成就，也就是说他们科学工作者这一社会角色已经在此一时期确立。从籍贯看，22人中江苏8人，浙江7人，广东、福建、安徽各2人，华侨1人。可见这代科学工作者来源区域相较洋务科学工作者而言，仅扩展有安徽而已。江苏、浙江还是占据主导地位，广东、福建与安徽不能与之同日而语。

从求学经历看，有些人自学成材，有些人留学国外并获得学位。自学成材者可分两类，一是自学成材而没有出洋经历者，如张相文、杜亚泉、王季烈、吴在渊等，他们没有出洋留学甚或短期考察，但都有到上海学习外语的经历。上海成为他们成材的重要因素，张相文（1867－1933）经常阅读上海出版的地理学书籍，成长为地理学专家；通过在上海教书学习、撰写出版教科书，成为晚清地理学领头人。杜亚泉（1873－1933）自学上海出版的科学书籍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并亲自到上海开展科学传播事业。王季烈（1873—1952）进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与西人合作翻译开始其物理学征程。二是有过短期出洋考察或留学经历者，但其科学工作者角色的取得主要依靠自学，如钟观光、王汝淮、周达。钟观光（1868－1940）仅短期考察日本，通过自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利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植物标本采集者；王汝淮（1870－？）留学英国习矿学，仅两年就回国，在教学过程中总结中西采矿方法，撰成《矿学真诠》，成为中国近代采矿学创建人；周达亦仅短期游历日本，其数学研究成果主要是自学得来。总体上看，自学成材者学术成就与社会影响不如留学获得学位者，这些人中除张相文、钟观光从事过科学研究，张相文、钟观光、吴在渊在大学担任过教职，从事过科学教育外，其他人主要是从事科学传播与普及。在近代科学技术体系还未完善建立起来，通过自学要系统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毕竟相当困难，他们付出的代价自然超乎常人。

杜亚泉

留学获得学位者有15人，他们大多在1905年前后留学，并在1910年左右归国。从留学国别看，早期主要留欧有7人之多，其中高鲁（1877－1947）、伍连德（1879－1960）、李复几（1881—1947）、蒋丙然（1883－1966）还获得博士学位。后来主要留美，共有5人，仅李耀邦（1884－1940）获得博士学位。另有1904年左右3人留日。这反映了清末留学运动情状，虽然留日热潮陡起，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其他国别，但留日学生不是短期“进修”就是考察学习，真正在日本获得学位的人数很少。另外，留日学生大多习法政，读科学者极少，受政治影响太强，专心于学术不太容易。因此，近代中国虽然留日学生众多，但从事科学技术事业并取得成就者如苏步青、罗宗洛、陈建功等人外，在学术界并不占据重要位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清末留欧学生虽然不多，但取得成就者不少，这自然与留欧学生远离中国，全身心致力于学习有关，更与当时世界科学中心在欧洲有联系。留美潮流在幼童撤回后，民间一直涌动。特别是庚款留美兴起后，美国逐渐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榜样。

伍连德

从就业区域与职业看，这些人主要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就业，或担任教授从事科学教育，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或创建科研机构领导中国科学研究事业；或利用报刊等媒体从事科学宣传与普及；当然也有人从“弃学从政”。上海是近代中国能提供近代科学技术职业最为集中的城市，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就业的趋向。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交通大学等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典范。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从事过教育事业，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者人数较少，章鸿钊（1877－1951）、丁文江（1887－1936）创建中国第一个科研机构地质调查所，并使之成为近代中国科研机构的榜样。与其他学科主要经由大学而发展起来不同，中国地质学主要经由地质调查所而成长。高鲁曾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所长，蒋丙然主持青岛观象台。从事科学教育是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的工作重心，这自然是后发展国家科学发展的必要手段和必经阶段。

他们也将科学教育作为神圣的事业。留美毕业于耶鲁大学并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对中国物理学发展产生极大影响的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1884－1944），一向视教书为高尚职业，他说：“因为人类最高智慧即科学，而传授科学知识的人就是教员，不可以教书匠妄自菲薄，社会官僚轻视教员的陋习，不足计较。”长期担任大同大学教授、数学系主任，先后编写数学讲义数十种的吴在渊（1884－1935）生前也常说：“我的成绩不算什么。我希望后来者居上，一代胜如一代，社会才有进步。我现在不过是地下的基石，泥土中的种子，我希望将来有摩云的高屋造起来，参天的大树长起来。”正如其传记作者说，他确实是一块基石，一粒种子，“没有显赫的地位，没有华丽的桂冠，只有一颗赤子之心，默默地耕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一代师表”。

从科学家社会角色来看，他们也有其特征。首先，他们大多数人是中国近代科学各门学科的奠基人或开拓者。张相文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奠基人之一，钟观光是近代生物学开拓者之一，俞同奎（1876－1962，1904年留英，获利物浦大学化学硕士学位）是近代高等化学教育事业的奠基者，高鲁开启了近代中国天文学事业，章鸿钊、丁文江是近代地质学奠基者，冯祖荀（1880－1940，1904年留日）、胡敦复（1886－1978，1907年留美，获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吴在渊、郑之蕃（1887－1963，1907年留美，获康奈尔大学学士学位）是近代数学开拓者，何育杰（1882－1939，1904年留英，获曼彻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夏元瑮、张贻惠（1886－1946，留日）是近代物理学创始人，蒋丙然是气象学奠基人之一。这一地位的取得除他们自身的努力外，还与他们大多数留学国外获得学位，掌握了比较扎实系统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具有全新的知识结构有关。

丁文江

第二，他们已经知晓学会组织对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因此回国之后在实际工作逐步团结人才，当人才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成立进行学术交流的学会组织也就呼之欲出，这些人不是学会组织的创始人，就是学会组织的重要领导人。张相文1909年创建中国地学会，章鸿钊、丁文江等1922年创建中国地学会，高鲁1922年在北京发起成立中国天文学会，蒋丙然等1924年在青岛发起成立中国气象学会，冯祖荀、郑之蕃、周达（1879－1949）等都是中国数学会的首任董事，胡敦复更是首任会长；何育杰、夏元瑮、张贻惠等也积极参与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学术社团组织的成立也是他们成材的主要条件之一，作为各门科学的组织者，他们引导各门科学奋力向前。

第三，这一代科学工作者虽在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上有开创之功，在科学教育上功勋卓著，但相对而言，他们在科研成就上贡献很少。无论是数学方面的冯祖荀、吴在渊、胡敦复、郑之蕃，还是物理学方面的何育杰、夏元瑮、李耀邦、张贻惠、李复几，无论是化学方面的俞同奎，还是地理学方面的张相文，主要工作是进行科学教育与科学传播与宣扬，在科研上很少取得成就。王汝淮、杜亚泉、王季烈等人，更完全是科学宣传与宣扬者。相对而言，地质学方面的丁文江（地质调查与矿产地质等），天文学方面的高鲁（天文学史）、朱文鑫（1883－1939，天文学史，1907年留美，获威斯康星大学学士学位），气象学方面的蒋丙然（天气学、气候学和农业气象学）等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就。即使这些科研成就，亦仅仅是具有开创之功，对各门科学的发展来说，还算不是具有巨大影响的卓越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他们这一代，中国科学家社会角色还没有真正形成。他们这代对此也有很清醒的认识。1935年，有人问夏元瑮为何不著书立说时，他回答：

一因学界胜我者甚多，不敢献丑；二因近代物理日新月异，书犹未出，材料已旧；三因材料太多，选择为难。而且觉得作一书必有独到见解，或更好讲法，同新鲜的表演等等，自问全不如人；四因翻译名词为难，看者不懂，懂者不看。我教书几十年，但不敢出书，自觉没有过人的地方。中国物理，近年有长足进步，各国物理杂志也时见中国人的论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诸君，都是很努力的，我不能相与伦比了。

科学工作者们都知道，学术是他们的生命，科研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但为了奠基中国近代科学，他们选择了培养学生的教读生涯，而不是躲进“象牙塔”。不由想起当顾颉刚向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辞职以“定心研究学问”时戴季陶的一席话：“我们这辈人，像树木一样，只能斫了当柴烧了。如果我们不肯被烧，则比我们要矮小的树木就不免了。只要烧了我们，使得现在的树木都能成长，这就是好事。”正是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燃烧”，才培育了大量的后备人才，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这一代留学归国的科学家们来说，国内没有适合进行科研的环境与场所，他们首要任务是创造条件，科学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手段与途径，只有培养了一批新的人才，共同致力于学术发展，逐渐形成科研风气与科学共同体，真正的科学研究才可能进行。其实，李复几的博士论文对19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勒纳的火焰中心发射说提出质疑，李耀邦在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应该说都有相当的科研基础与科研能力，但他们回国后都未能在科学上有所作为，除个人因素外，更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所处环境。

另外，他们不能取得科研成就还与所受教育程度有关。国内教育而言，晚清由于新学初兴，国内科学教育还不系统，许多留学者基本上没有科学知识基础，这对其留学学习及其未来成长都有大影响。例如丁文江虽然曾留学过日本，1904年到英国还上了两年中学才考入大学。据其同学回忆说：“那时中国学校不像现在这样功课完备，留学生到外国时，常常一点普通知识也没有。”相对下一代，他们所受国外教育程度较低，获得博士学位较少，通过国外学习而具备独立科研能力的人更少。

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张剑著《从格致到科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2月版）

张剑，1969年生，四川省宣汉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变迁研究，对上海史、中西文化交流等也有涉猎，著有《科学社团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与同时代的中国》《赛先生在中国：中国科学社研究》《一个共产党人的数学人生：谷超豪传》（合著）等，发表论文90余篇，担任《中国科技史杂志》编委、“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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