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自党的八大以来，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表述除个别时期因特殊原因有较大差别之外，历次改变的只是个别语词，着眼点集中于需求增长与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彰显出我们党为民执政的基本特质和文明素养。十九大报告在传承这一基本特质基础上更突出了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并且把“不平衡”放在前面，抓住了当前各种具体矛盾的本源，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具体表现，这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性特征之一的科学认识，是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提出的指导党和国家各方面长期工作的重大战略洞见。

由于资源禀赋初始分布的差异，大国体系在经济发展之初走非平衡发展道路，有其必然性。邓小平同志基于中国过去长期实践，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两个设想（我个人将之称为“两个大格局”）——第一个大格局是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一部分人依法先富裕起来；第二个大格局是世纪之交的时候提出，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支持后发展地区，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对发展与富裕的先后之别的判断，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最终走向共同富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平衡目标的坚守。基于对两个大格局和“世纪之交”时间节点的把握，199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部署，要求抓住时机，着手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18年来，这一战略的效果是显著的，西部治沙、治水、修路、环保、教育、医疗及其他基本生活条件都有显著改善。但是，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长期因素仍然严重制约地区之间协调、平衡发展。

不平衡不仅仅存在于地区之间。改革开放39年来，国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国际地位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空前提升，作为一个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为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文明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了中国经验。但与总量增长及其速率相比，除上述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之外，城乡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各产业之间、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不平衡还很普遍。党中央深刻认识到这种不平衡及其对国家整体发展的严重制约，特别是医药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食药安全、环境安全、基本住房、基本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和公平分享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还有显著的缺口。为此，党中央早在2003年就提出“五统筹”战略方针（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概念，此后又提出和谐社会和“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建构。十多年过去了，上述结构性问题在诸多领域明显缓解，但与党的执政宗旨和人民的普遍愿望相比，缺口还很大，任务还很艰巨。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强调这种“不平衡不充分”，表明我们党真切地认识到其严重性、艰巨性及其对全局的影响。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另一重要表现，是我国目前还有9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和已经不再绝对贫困但仍“相对贫困”（每日生活费低于3.1美元）的人口6900万。党的十八大以来，累计减贫6500多万人，每年减贫人数在1300万人以上。在有效控制新的贫困发生率的条件下，消除贫困县，让绝对贫困人群总体上脱贫，并最大限度地防止脱贫后返贫，防止部分相对贫困人口转化为绝对贫困人口，这是当前及今后三年最紧迫的任务。所以，总书记要求全党全社会以“百倍的努力”来完成。全面小康是我党在成立百年之时必须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交出的一份庄重的答卷，这也更加凸显其非同寻常的政治意义，因此，被列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首。

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只有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才能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才能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公共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