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之后的东亚农业和农村社会 ——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案例及其历史意蕴-米儿火

本文全文转载于《经济导刊》2016年第11期。该文原载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 年第 3 期，收入作者著《流动与瓦解 :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年，126-142 页。

内容提要：在中国近期的学术话语和公众的印象中，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农业和农村的整体形象是 :三个国家和地区以强有力的农民组织和较充沛的公共投入为依托，在短期内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的过程本身充满了矛盾，现代化之后依然存在着来自其自身的各种问题。对上述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之后的农业和农村状况进行简要的概观，揭示其问题及其背后蕴藏的历史意义，有助于理解“现代化”话语的空疏和浮躁，破除迷思、迷恋和迷信，认识中国“三农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从文明史的综合视角观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这三个资源禀赋相似的东亚型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样板，实际上面临着大致相同的现实困境:其精致的农业难以满足大量消费时代的谷物需求，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农村面临着严重的凋敝和解体的问题。

粮食供应 :从基本自给到依赖进口

自给自足的“小农圈”

与北美、澳洲的大农场式经营或欧洲的“中农圈”相较，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农业属于典型的“小农圈”，即在过密的人口和有限的耕地资源条件下形成的小规模家庭农业。其主要特征是:第一，为了维持小农的再生产和社会安定，农本主义成为国家理念和执政方略，土地集中或“规模经营”受到抑制，几乎每一寸土地都被用于生产人们所需要的食物、燃料和衣物原料。第二，基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技术方面的限制，在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战乱或权力过度汲取的情况下，勤勉耕种的小农大体上能够满足温饱。第三，由于难以实现“大量生产”，除极少数特权阶层之外，社会整体的食物消费伦理较为朴素，“大量消费”被当作暴殄天物的恶行受到抑制。

这种关于“农”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在二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间普遍存在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基于解决战后食物短缺的迫切需要，同时也为了促进就业和社会稳定，三个政治体都在 1946-1952 年间先后进行土地改革，创立“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体制，增加对农业的公共投入，力图实现粮食的增产和自给。在 1960 年前后，日本和韩国都摆脱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日本的谷物自给率在 1955 年达到 88%，大米生产已达过剩状态，台湾在 1952-1960 年间的农业“黄金时代”变成农产品出口地区，粮食自给有余。

市场经济逐步强化了粮食的对外依赖

但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在市场经济主导下，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走上了农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的轨道，粮食对外依赖度不断提高。

三地粮食自给率在 60 年代出现大幅度下降(见表1)。日本和台湾地区在十年间分别下降了 37 和 47 个百分点，韩国在 60 年代后期下降了近 20 个百分点。到 80 年代中期，三地的粮食自给率均降到 50%以下，90 年代则进一步降到 30%以下，其中台湾近年来在20%左右。从谷物的绝对进口量来看，日本从 1965 年的 1000 万吨增加到 1973 年(世界粮食危机)的 2000万吨，已是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90 年代保持在2500 万吨左右。韩国的进口量从 1969 年的 220 万吨增加到 90 年代的 1500 万吨左右，由此成为世界第五大粮食进口国。2003 年，其国内粮食需求 2098 万吨，国内粮食产量只有 554 万吨。台湾的粮食绝对进口量虽然不大，但在 2002-2004 年间属于世界第九大进口地区，2007 年的进口量为 793 万吨，相当于岛内产量的 6.7 倍。

三地谷物大量进口的原因包括，较高的人口增加率，人均消费量的不断增长，以及粮食播种面积的持续下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交织导致如下后果:第一，伴随着收入增加和城市化导致的食物结构转型和“大量消费”社会的到来;第二，市场主导下的农业结构调整;第三，美国的“外压”导致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在“比较优势”和“产业分工”经济支配下，三地谷物尤其是旱作谷物生产不断被削弱，其对外依赖度，特别是对美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

适应美国粮食战略的饮食结构转型

众所周知，三地在被纳入美国“核保护伞”的同时，也都处于美国“粮食保护伞”之下。战后三地普遍存在严重的粮食短缺，接受美国的粮食援助迫在眉睫。对美国而言，提供粮食援助既能强化其战略同盟关系，又能解决国内谷物过剩的问题。在提供粮食援助时，美国注重推广以美式饮食习惯为标准的营养学知识，以动物蛋白摄取量来评价国民饮食的现代化程度。这都加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国谷物的依赖度，有利于美国农业海外市场的拓展。以日本为例，1954 年颁布《学校给食法》要求为中小学生提供的免费午餐要包含面包、奶粉和肉类;同时，由美国资助的“流动厨房”在日本巡回宣传新的消费理念。由此形成的饮食结构“现代化”，即大量摄取面包、牛奶和奶制品、肉类等食物，实际上是饮食结构的西化。日本农业经济学家晖峻众三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胃口与美国的农业政策挂钩的起点，也是其粮食增产和自立政策后退的开始。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类似的饮食结构转型大致在 70 年代完成。

饮食结构转型主要地表现为肉、蛋、奶消费量的增加。以日本为例，如果以 1954-1956 年间的消费指数为 100，则 1970 年人均牛奶和奶制品的消费量达到381，肉类消费达到 436。此后人均消费量进一步增加，并在 90 年代中期达到饱和阶段。将 1995 年与 1960 年相比，牛奶和奶制品的人均消费量增加了 3.1 倍，肉类消费量增加了 5.7 倍(见表 2)。台湾的人均肉类消费从1961 年的 16 公斤增加到 1976 年的 32 公斤和 1991 年的65 公斤，30 年间翻了两番，90 年代末接近 80 公斤。

新的消费模式催生新的农业形态

肉、蛋、奶的大量消费当然以大量生产为前提，这意味着对饲料谷物尤其是玉米的大量消耗。人们直接食用的“口粮”减少了，而间接消耗的饲料粮大幅度增加了。相对于以稻谷为主的传统消费模式，新的消费模式需要与之适应的新的农业形态。三地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其标志是日本和韩国的《农业基本法》(分别制订于 1961 年和 1967 年)，以及台湾的《农业发展条例》(1973 年)所代表的农业政策转变。相关法规的目的都在于，促进农业经营从以粮食作物栽培为主，转向以蔬菜、果树种植和养殖业为主，以此增加农业经营者收入，缩小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关于园艺作物和养殖业的扩张，日本在 20 世纪 50年代后期开始推进，韩国和台湾地区在 60 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这意味着粮食生产的收缩，特别是作为主食的大米生产的收缩。而养殖业所需要的玉米、大豆、小麦等谷物饲料，尽管新的饮食消费模式对其需求量越来越大，但由于缺乏“比较优势”，因此其国内或岛内生产几乎被完全放弃，基本上都要依赖于对国外尤其是美国的进口。

粮食依赖进口的格局已然固化

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与美国的“外压”和境内工商业利益集团的“内压”密切相关。但从根本上说，这是顺应大量消费这一新消费模式的必然结果。没有贸易自由化而仅靠国内生产和供给(量少而且价格昂贵)，是无法满足大量消费需要的。正是面对这种困境，日本在 60 年 10 月对 121 种农产品实行了自由化，按种类测定的农产品自由化率从 1959 年的 43%增加到 1963 年的 92.1%。在 70 年代初的数年间，台湾进口农产品年均增加 23%，其对内部市场的保护主要限定在关系“粮食安全”和文化象征的大米、牛肉等少数农产品。即便不少农民组织和农林族议员都强烈抵制农产品市场开放，韩国农民甚至采取了割腕、自焚等极端形式表达抗议，但农产品市场的全面开放在 1993 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后已成定局。台湾在 1995年开始调整粮食战略，由“粮食自主”转变为“供需平衡”，实质上是通过进口来确保粮食供应。日韩两国的大米市场，也从原来的禁止进口转向通过关税措施和进口指标进行调控。这种格局到 20 世纪 90 年代已经固化，它们都已经被锁定在结构性的对外粮食依赖中。

从过密到过疏 :“小农圈”的转变

如前所述，东亚小农圈原本以小规模的土地和过密的农业、农村人口为前提。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吸收过剩农村人口，是三地的重要任务。

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导致“过疏化”

在日本宣告“战后结束”的 1956 年，通向城市和工业地带的“就职列车”已经开行，每年带走数十万的乡村青年。1965 年以后，原本负有家业继承义务的长子也开始流出;到 1985 年，长子流出型已占到流出男性的一半以上。农家子弟中选择农业就业的人数，则从 1955 年的 26 万人减少到 1965 年的 6.8 万人，1975 年以后进一步降到一万人以下。

适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韩国和台湾地区从1960 年开始也出现了离农、离村趋势。韩国的工业聚集于北部少数城市地区，因此韩国农村人口的转移较日本更多地表现出“离土又离乡”的特征。据统计，1965-1995 年间，韩国农村人口的流失数量达到 1096万人，其中单身流出者 611 万人，举家迁居者 485 万人(包括一百万个家庭)。

在 1950 年的台湾，农村人口达 571 万人，占到总人口的 76%，其中剩余劳动力达到一百万人左右。196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浪潮使得每年大约有 10-15 万人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外迁的比例在 1969-1973 年间年均达 5%，在 1973-1985 年间仍达 1.7%。在台湾最重要的四个农业县嘉义、台南、云林和彰化，1959-1978 年间迁出的人口都超过 20 万人。

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出，使得过去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迅速消解。从就业结构来看，日本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从 1950 年的 45.1%下降到 1970年的 17.8%，台湾地区和韩国也分别在 70 年代和 80年代降到 20%以下。到 90 年代，三地农业就业比例都降到 10%以下，2008 年则都不到 6%，农业就业人员合计不足 500 万人。与此并行的是农家人口的减少，日本到 1990 年农家人口数量较 1960 年减少了一半，韩国 1990 年比 1965 年高峰时的 1581 万人减少近六成，台湾 1990 年较 1972 年的 623 万人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至 20 世纪末，日韩两国农家人口占其总人口的比例均不足 10%。总之，经过大致 20-30 年的时间，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都完成了高度的“非农化”过程。

农村年轻人的大量流出，使得曾经过密的农村迅速出现“空洞化”现象，农业劳动力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台湾地区和韩国分别在 1973 年和 1975 年左右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本一些山区早在60 年代初就出现了“过疏化”。日本政府曾经先后于1965 年和 1970 年制定了《山村振兴法》和《过疏地区对策紧急措施法》予以应对，但到了 1974 年，全国市町村的三分之一仍属于“过疏”地区。韩国和台湾地区在 1980 年代也出现了类似问题。

空洞化和老龄化使农业再生产陷入严重困境

在“过疏化”问题不断严重的同时，标志着农村活力丧失的老龄化也逐渐明显。以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为口径，日本农家人口的老龄化率在 1970 年为11.7%，根据日本国土省 2006 年的调查，农家人口的老龄化率已超过 30%，老年人口超过村庄总人口 50%的“极限村落”的数量达到 7878 个，占过疏化地区村落总数的 12.7%。而当年韩国农村的老龄化非常惊人，2007 年达 32.1%，高出全国水平 22 个百分点，超过了日本农村。与农村人口老龄化相比，更严重的问题是农业就业人口的老龄化。如表 -4 所示，韩国和台湾地区都超过了 40%，日本则超过了 60%。2010 年日本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年龄高达 66 岁，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农业史的奇迹。

农村的空洞化和高度老龄化意味着农业再生产陷入严重困境，农村家庭走向崩溃，老年人孤独的过度劳作由此造成了严重的耕地抛荒问题。台湾的统计资料表明，其耕地复种指数从 1965 年的 189%跌至 2000年的 106%，其中北部和东部地区均不到 80%。当年台湾全岛作物种植面积只有 90 万公顷，仅及高峰时期的 54%。日本的农业普查资料也显示了类似的趋势:2005 年全国耕地的 9.4% (38.5 万公顷)处于弃耕状态，部分地区更是高达 18%左右。与此相关，那些实现了职业或地理空间转移的农村非农户持有的耕地在 2005年占耕地总面积29.7%，这些耕地大多处于抛荒状态。

“新娘”不足成为社会问题

如果说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导致了农业的衰退，更具深远影响的是农村“新娘”的短缺。在 1970 年代末的日本、80 年代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农村，“新娘不足”都成为社会问题。以日本为例，据农林省年调查，在农村家业继承人的诸多“烦恼”中，有 32.9%的男性选择了“婚姻问题”，列在所有烦恼事项的首位。到80 年代后期，在 5000 人以下的“过疏化”地区，婚龄期男女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有报告显示，2000 年前后农家继承人中单身男性较为多见，其中 31-34 岁年龄段单身比例占四成，36-40 岁年龄段单身比例近三成，而超过 40 岁的男性中单身比例也达到 20%。

农村的“新娘”同时承担着食物再生产和人口、家庭再生产的多重功能，以“新娘”短缺为背景的农村男性结婚难问题，不仅仅是当事者或农家的“烦恼”，更关涉到农村家庭和家庭经营后继者缺失、乃至村落社会存续的问题。反过来，它进一步促使农村男性青年外迁，加速农村社会活力的丧失，加剧农业和农村人口的再生产困境。90 年代以后三个国家和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减少，显然与此有较大关系。

“东亚模式”的悖论及其历史意蕴

以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和急速的城市化为支撑，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经历了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大致 30 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农业和农村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的转变，这被统称为“东亚奇迹”。

对“东亚奇迹”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成功，也不应只是聚焦于东京、大阪、首尔、台北等巨型城市的高度繁荣。与工业品的大量出口并行的粮食大量进口，与巨大城市的过密化形成对照的农村地区的过疏化，以及与农村的凋敝相伴的粮食和人口再生产困境，也属于“东亚奇迹”的一部分，而且赋予它以文明层面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为一种畸形的结构和悖论，既显示了其强劲的一面，也呈现明显的脆弱性。这两种对立属性的并存，可以看作“东亚模式”或“东亚资本主义”的特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导致这种悖论的，是基于比较优势的经济逻辑来融入既有的国际分工体系，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特别是种植业。这导致产业和人口高度集中:在日本向三大都市圈(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集中，尤其向东京“一极集中”;在韩国向首尔和釜山两大都市圈集中，尤其向“汉城(首尔)共和国”过度集中;在台湾向“大台北”集中。推动这种高度集中的动力不只是市场的驱动，还包括政府的拉动，后者以韩国的“工业优先，大企业优先，大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最具代表性。

由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体量不大(人口总计不到两亿人)，得益于 1980 年代以来全球化的加速，它们可以凭借较强的购买力从大量进口粮食、同时也进口农业劳动力(“农业研修生”)和“新娘”，这使得其畸形的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导致的农业和农村领域诸多问题没有根本威胁。这主要是由于关于粮食安全的担忧尚未变成现实威胁，农村的衰退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缓。比如，由于外籍新娘的嫁入，三个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不少“国际化”的村庄，其中韩国农村 2003-2007 年登记结婚的男性中，迎娶外国新娘的比例从 19%增加到 40%。这种变化为那些暮气沉沉的乡村增添了少许活力。

这种做法固然符合经济的逻辑，但同时也意味着将其内部畸形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后果向外部转嫁。以日本为例，其每年进口的大量农产品相当于占用了 1200 万公顷的外国土地、消耗了 640 亿立方米的外国水资源。前者相当于其国内农地面积的 2.5 倍，后者超过了中国黄河的年均径流量。近年来为应对世界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粮食危机，韩国和日本等竞相开展海外圈地运动。然而，这并不总是带来“双赢”的结局，它在给当地资源和环境造成冲击的同时，也侵害了当地贫困农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