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文明社会

一、“文明三要素”的历史局限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直是指导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经典。在“文明”的定义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接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认为文明起源的实质，就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解体，逐渐建立起国家组织的历史进程。

在认定国家形成的标准上，学界最初受到英国学者柴尔德对两河流域文明的研究和丹尼尔综述文明起源与形成重要著作《最初的文明》的影响，提出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若此，中国在殷墟时期才出现国家，形成文明。

恩格斯

二、文明化的中国标准

20世纪80年代，面对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更多考古学者认为，如果以殷墟为中华文明的“起点”，将低估了距今5000多年即已开始的中国史前社会。

在1991年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文明的概念、文明起源的特点和模式等进行了探讨，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多源一统”的观点，认为文明起源研究不应局限于“三要素”之有无，只要有足够的考古证据，就可以认定国家的出现、文明的形成。

21世纪初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并持续开展，提出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取得广泛共识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何尊

其一，生产力高度发展，人口显著增加，社会分工明确，专业化生产高级物品。考古证据为大型水利设施、大规模农田建设、大量粮食的集中存储，出现制玉、糅漆、丝织和高等级陶器制作等高级手工业。

其二，阶级和等级分化的制度化。考古证据为墓葬悬殊的等级化，出现随葬品丰富的“王墓”，以钺使用制度彰显王权和军权，以具有宗教内涵的玉器彰显宗教权力。

其三，出现都邑性城市。考古证据为城墙环绕超过2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遗址，规划严密，有宫殿、仓储、仪式场所等需要耗费大量人力与物力兴建的大型公共设施，为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

其四，区域聚落等级化发展，呈现城乡差别。考古证据为在1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形成都邑、主要中心、次级中心和一般村落的多级聚落结构。

其五，文化的发展。考古证据为玉器和刻画图像反映的“天极宇宙观”及相关天文知识，各种复杂建筑、高级手工制品、复杂的符号系统等。

其六，各地区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发生密切交流与互动，共享文化精粹，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基础。

良渚复原想象图

前五项内容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公认的文明认定标准，但其考古证据则契合中国考古资料，第六项更着眼于中国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按照此“中国方案”可以认定，中国史前各地区在距今6000—5300年前后同步发展，各地区之间相互交流，形成可以被称作“最初的中国”的文明体，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年前后，形成早期国家并持续发展。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