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一段时间，对社会现象和其背后的原因，以及个体如何在动荡变化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自我调节很感兴趣，想就着这些问题讨论一下~

一、回顾这段时间吸引眼球的社会现象——

1、「小镇做题家之惑」——贫富差距拉大，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虹吸效应。

虹吸效应即获得了财富的个体，更容易留在大城市，获得良好的人际交往圈，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体验，发展潜力大；而未获得财富的个体，更容易居住于二线以下的城乡或在大城市勉强温饱，没有更多余力投身于个人成长，同时后代可进行个人探索的可能性有限。财富差距逐渐变成了接受教育的水平差异、视野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等。这种差异进一步造成了代际之间的正向螺旋和负向螺旋。仿佛没有搭上改革开放快车快速积累财富的一代人，他们的后代也只能被迫看着虹吸效应的负面效应在自己身上重复上演。「二舅」的发酵与其说是让我们看到命运打压下人如何倔强生活，不如说是在二舅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2、「内卷之惑」——内卷程度增加，过去进办公室可能大专现在要硕士。

虽然受到教育的水平不断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逐步攀升，但是为人们设置的岗位的基本能力要求往往不需要那么高的学位。同时学位也没有做好为人们走入职场而铺设道路的准备，如很多讲授管理的老师并没有企业的实际管理经验，如很多学校的学生因学业要求难以在上学期间进入自己梦想的职业进行实习尝试。很多人卷是卷了，卷到最后发现付出的是大量的精力时间，做的是重复的劳动，对自己的认知没有更多的拓展和更新，而更多是对于程序的应付和对自己的应付。即使成功就业，也有学校所学无法应用，就业岗位和目标期待差异过大的磕绊。

3、「收入之惑」——不同行业薪资差别过大且因为保密原则或行业性质容易造成近亲繁殖或入场壁垒过高。

近期小红书某「中金男」被老婆展示了每个月8w的月薪，引起了众人的关注。网络上开展了一场薪资是否要保密，不同行业薪酬差异过大的公平性讨论。

有的人认为能够进入「中金」需要很强的学历背景或者人脉背书，能够为企业带来足够的利益，自然也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回报；但有的人认为同样的基础能力、高考成绩的个体进入不同行业，收入有十倍差距是不能够接受的，是社会分配体制的问题。

市场经济，默认了这种用资本对人进行衡量和异化的模式，这类企业为股东负责是主要出发点，用高薪资吸引更多的人才投入到对应的行业，确实客观上促进经济的发展、GDP的提升。我们也可看到现阶段占主体的国有经济和单位，以促进基建和人民基本生活为出发点，更多考虑年资和保持管理者及员工的薪资差异不过大。所以如果在纯市场经济的企业获得高收入，明眼人可以知道其中付出的个人时间和精力；如果在体制内获得安逸，明眼人也知道收入必然是相对不那么诱人的。

但是，中国的金融，特别是国家背景下做资本运作相关的企业，却正好卡在了两点之间，给了用人民的钱满自己的腰包的感觉。毕竟和实打实做产品的实业家相比，金融行业从业者并不直接产出改变人民生活的产品。这种畸形是一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阵痛，是中国金融融入世界市场过程中的一个畸变，当它的公平性被多次提及时，离不断调整也不远了。

只要把握正确的方向，最终的相对平衡是可以达到的，只不过可能有一代人会承受阵痛的后果。

4、「心理疾病之惑」——消费主义盛行，符号化工具替代了实际感受。

名车名表豪宅代表着身份地位，曼妙的身材精致的脸庞代表着青春活力，每一种情绪每一种身份我们似乎都可以在市场里找到适合的象征品牌。慢慢的，我们实在的存在转变为这些象征符号，甚至只有通过象征符号，我们才能够感受到实体自己的存在。

工作本身，也不再代表着生活，而变成了获得资金以购买虚拟象符号的工具。于是，荒诞的是，我们想要快乐，所以我们「刷抖音」，所以我们「去蹦迪」，所以我们更新着「新款游戏」，在一次次多巴胺和肾上腺素分泌当中感受着我们想要的快乐；我们想要「安全感」，所以我们「购买住房」，所以我们努力「升职加薪」，所以我们努力地让「子女按照我们计划中的道路行走」，好像在这种物质投入和实体控制中，我们能够得到它。如何得到「快乐」和「安全感」呢，只有通过「钱」，通过努力工作获得「钱」，才能兑换这些符号。而这些符号带来的快乐随着满足的频次增加而消退的更快，于是我们追求更极致的符号和更多的时间投入。

但如果我们降低这些虚拟符号的价值，也就降低了获得更多钱财在人生当中的重要性排序。快乐不来自于APP、不来自于某种场合，不依赖于某种游戏，而来自于真正了解什么是你人生的快乐源泉。安全感也不是房子、地位或者是对子女的控制，而是知道自己的快乐来源并且有能力让自己真实的行走在自我成长和自我满足的道路上。在不断充斥着各种符号的消费主义社会，和以薪酬为主要回报方式将工作工具化的社会，做到足够的自我觉察和澄清，是一个较为困难的过程。

5、「男女矛盾之惑」——其中非沟通原因和角色视角原因的矛盾，其实是社会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

台湾最近重新走上大家关注的中心。佩洛西访台当晚，一番讨论以后，我男朋友认为我会成为「汉奸」。

原因是我认为佩洛西访台，军方并没有直接正面冲突是正确的选择，而男朋友认为未经官方认可美国擅自入台，已经打破了红线，需要实际行动。

我认为当前的不行动并不一定意味未来不行动，没有直接军事打击不代表着没有行动，且行动是有时间选择性和强度弹性的；男朋友认为如果突破红线而中方不行动，会引发国际社会一边倒的负面舆论，对中国不利，需要的就是最直接的行动，而且已经有了那么多的舆论造势，难以接受佩洛西顺利访台的结果。

我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经济发展还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随意发起和美国的战争，这样不利于解决主要矛盾；男朋友认为，如果这个口子一旦打开，不用说国内矛盾，国际上中国再也没有能够和美国对抗的可能性。

我说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案，男朋友说对方都在你头上拉屎了，还能有什么办法？

我说，提起打仗我看到了哭泣的母亲，男朋友说哭泣也要打。

我和他理论「一个中国」是原则，但是是否要打仗是有不同的标准，而红线是针对标准设置的，我觉得佩洛西访华确实是踩了我们的红线，是和我们的标准违背，但是是否颠覆了我们的原则还有待讨论。比如我要找个男朋友是原则，但是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可能随着我的年龄变化有不同的标准，而「作为我的男朋友，你每天睡觉这么多多」最开始是踩着我的红线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相互尊重」原则是不变的，所以虽然我以前的标准是「男朋友白天学习晚上睡觉」，但是我可以变化我的标准为「在双方生活习惯的基础上相互尊重，只要共同生活目标完成，你可以有自己的生活习惯」。男朋友说——你这是诡辩，原则标准和红线就是一个意思，他们来访台湾就是侵犯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后来，他一晚上生气的睡不着觉。最后，我们决定谈恋爱的时候不谈政治，并且讨论到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截止即可。

这个小例子，其实是男女角色不同带来的视角不同，以及我们对同一个概念的理解不同带来的沟通效率低下，你以为不是他以为，他以为不是你以为，你看见的他看不见，他看见的可能对你也不重要。

这些角色和沟通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充分尊重的互相沟通得到解决和互补的，或者通过暂时搁置，毕竟他们并不涉及家庭的基本生存问题。难以解决的是那些解决权不在我们身上的男女问题。

从唐山事件，到网上甚嚣尘上的女权讨论，再到二胎三胎不断开放也不见生育率不断体现。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矛盾的背后，是个人劳动收入不如既得利益者资本收入，导致个人奋斗积极性下降；孩子获得良好教育机会需要学区房，而奋斗者无力支付学区房的现实坎坷；是制度缺乏对女性养育孩子和重回职场的保护和支持；是社会文化价值单一和人们追求价值多元之间的冲撞；是人们对于养老问题和退休时间延长而产生的衰老焦虑导致的结果。

所以，非沟通和角色分工上的男女矛盾，只是面上的表现；里子里，是就业、住房、养老、看病和上学等基本民生问题还未得到充分解决。

二、社会现象背后，是对分配制度的反思

按劳分配，是在社会公有制的基础上，根据个人在集体中产生的有效劳动结果进行报酬分配。中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相对贫富差距更大程度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但这会引发以下几点矛盾：

（1）个人的投入与所得不成正比：由于个人的投入是由在集体中产生的有效劳动，经市场经济体制衡量客观价值后，才转换为实际劳动所得的。

公司原因：当中冗长的转换环节，很容易因公司整体战略无法贯彻或无法响应社会需求，导致个人的投入无法得到兑现。比如虽然员工努力996，但是产品上市后并没有满足市场需求，所以承诺的预期股票或分红便无法兑现。

管理原因：上级的领导风格和绩效反馈方式，让个人的努力方向和努力方式难以完全指向公司战略。太多优秀人才因为和上司的领导风格不匹配，或是因为上司只会画大饼但并不会以身作则，高高在上不断甩锅的沟通方式而挫伤，从而降低了工作投入到工作所得的转化。

专业原因：选择的职业发展方向，本身在社会价值链上较为靠后，不是飞上风口的猪。虽然「生化环材」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并不低于很多「金融、计算机」类的专业，但是该专业在整个市场上，相对处于较为成熟的价值链位置，很难有短期内较大的经济回报。

国际分工原因：由于原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制造业在国际生产链条当中，主要承担相对基础的工作，主要增值部分如价值品牌议价和核心科技技术，都掌握在强国手中。所以，导致部分工作虽然在优秀公司，有优秀的制度，专业也能够发挥个人特长，但是产出的价值收益却流入了别人的腰包。

再分配不足的原因：上文已说，一定阶级的存在是为了唤发大家的生产积极性，话糙理不糙的「好好学习出人头地」就是很明显的学习动力的体现。但是，当「小镇做题家」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所得并不如资本增值所得，或者说为了资本增值而工作的人所得时，价值观的崩塌势必造成社会活力不足，自我情感抑郁。这就要求国家能够针对以上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包括征收房产税，包括人才公寓和人才补贴等等，包括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和对垄断产业的限制等等。

（2）劳动的意义被肢解：个人没有了从自己劳动中获得足够的积极反馈，导致心理疾病或对自我及体制的质疑。

采集时期的人类，工作就是在生活。他们所制作的每一个工具，所设计的每一个仪式，都可以实实在在的变为生活当中的某个更精致的食物制作过程，和家人社群联结祈祷明年生活更好的幸福愿望。这个过程和我们下班以后的放松生活有什么不同？亲手做一顿饭给可爱的自己和家人吃，和家人一起计划并执行一个有趣的旅行计划。

一直在想，过去的采集和农耕社会人们没有足够的内驱力以提高生产力，随着人口膨胀人们才逐步走上了提高生产力的道路，由封闭转为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生成阶级，而一定的阶级进一步促进着生产力的发展。但当生产力的发展到达一定水平后，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更高的幸福感，特别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消费主义和对个人生活意义的剥夺，是对幸福感带来极具毁灭性的存在，该何去何从？我们越来越强调着精细化管理，也越来越把人变成一个螺丝钉，甚至让人们需要绞尽脑汁寻找工作的意义。而工作，本应是生而为人最美好的事情。

按劳分配，听起来当然比过去的分配制度，特别是地主对农民压迫下的分配制度，要先进高明的多。但是，正如上面到的各种问题，按劳分配在实际实施当中也有各种问题，该如何去做？

三、怎么做？

我希望能够从个人微观角度和国家制度角度来讨论，只能谈一谈应对方案。解决方案，则是一个需要国家智囊团们通过历史视角政治视角经济视角加上心理学视角的共创过程。

1、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心理定势和行为定势，需化定势为弹性。

举个例子，我们更习惯用手机来玩游戏打电话看视频，而很少把手机当做锄头来用；我们在听到关于自己专业相关的内容或感兴趣的内容时，往往更为关注，这就让我们形成信息茧房，并随着「抖音」优秀的信息推送能力而越发强化；当你突然从高强度的吸烟过程中戒断时，往往会有很强的心理压力和复吸欲望。这种心理定势在个人发展当中，会起到很大的限制作用，让我们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实际落地执行中都有不小的偏差。

聚焦到一个人一生的几个重点问题：上学，就业，结婚，看病和养老问题。如何才能够在现有的制度体系当中，打破心理定势，更好的关爱自己呢？

首先意识到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的滞后性：选了某个专业，但是等进入到就业市场时，可能已经过了风口期；买了某个学区房，可能孩子上学时划区发生了改变；等着早日退休但是退休年龄又推后了；结了婚才发现长得好漂亮的老婆竟然除了漂亮啥也不会。

再要意识到个人对自己的理解是由浅入深的过程，提升自我觉察能力，这种自我觉察能力对于选专业，何种方式教育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对象有重要的作用。比如选什么专业：风口的变换速度原来越快，所以与其选择风口，不如选择能力维度。即整合自己擅长和喜欢的职业选择方向，需要的是什么具体的能力，并不断提升自己的相应能力。市场个人需求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是可以被发掘和创造的。

最重要的是，给自己提供备选方案，增加应对风险的缓冲弹性。比如获得个人价值感的途径，不能只是从家庭维度或者从工作维度，这样一旦失去孩子或者职场受挫，个人价值感便会失去底层支持。较好的方式是做好一个动态平衡，在不同的年龄和发展阶段有一定侧重点，但是转换侧重点的方向标要放置在自己手中。比如女性面临着工作和生育的矛盾，有些备选方案是选择工作产出随年龄提升，有年龄势能的专业，如教师、咨询师等；有些备选方案是寻找一个可以接受把大部分精力放到家庭养育上的对象，这样如果自己事业有成，只需要完成第一步的生育步骤，后续的养育重头戏男方可以打配合。

2、制度也有一定的「心理定势」，需将个人智慧凝结成制度的智慧，导人向善。

看看我们人们选择的不同社会制度，都是由于其比更低的体制能开发更多的资源，即主要由技术变革，不管是从采集到农耕，从农耕到资本主义，开发更多的社会资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让工业技术走入万家，阶级问题让社会资源的开发面临最大的阻碍。过度分工，让身为「螺丝钉」的人们难以在生活当中找到工作的价值意义；阶级分化，释放了人性当中的自私自利的部分。这也是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的原因。

我们意识到了，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毕竟技术的拓展应用远比让人们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要难的多。那些因为技术革命而获利的人群，渐渐把开发出来的社会资源独占，而造成了以上的虹吸效应。

这种定势在不同的企业类型中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比如体制内的「升而不降」，比如家族企业的「关系比能力更重要」。社会制度在运行中也有这样的问题，即改变是困难的，特别是当一块蛋糕已经分给了某些群体后，如果再想调整，特别是减少这块蛋糕的量或是改变分配对象，难度非常之大，因为往往人们会将「未来应该属于我的蛋糕也看做我的蛋糕」。另外，虽然地位难以完全继承，但是财富是可以继承的，或者思维方式是可以继承的，这让人们的相对流动性进一步降低，制度带来的促活性也进一步受到抑制。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人本性为己。为己是好是坏？一定范围内是好，一定范围内是坏。

人类进步的责任不是单靠社会美德来维系，更要靠社会制度。好的制度是导人向善的制度。

所以中国在转型，一方面扩大内循环，产业升级，乡村振兴，让更多的人获得更平等的发展，特别是基础的教育平等；另一方面是让人们获得更符合个人需求的高质量工作机会；最后，在生产力发展较高水平，生产产品足够富裕的基础上，减少贫富差异。

所以未来需要让人们在不断增长的知识和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的智慧之间保持平衡。希望我们不要用自己发明的技术摧毁了人类自己的文明，因为智慧，往往只掌握在一部分人的手中，他们将这种导人向善的智慧嵌入到社会规则制度体系中，才能引导更多善恶面皆有的民众更多的释放善良和个人能动性。

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步，是让这些智慧能够在制度中真正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