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把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的中国社会定性为“封建社会”,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定性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正如李慎之指出,“封建”二字,满目皆是,流风所及,一切传统的东西,包括风俗****惯,都成了“封建”的东西,如坐花轿、拜天地、裹小脚、烧香祭祖、求神拜佛等等一概称之为封建思想、封建迷信。50年代一位卫生部长还把中医称为“封建医”,姚文元甚至把中国原来的封建概念改为“分封”,即使早年博学明辩、晚年强立自反的冯友兰虽然过去不用“封建”二字,也难于完全洗掉那个时代给人们的思想所造成的污染。只有“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恪才没有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经“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1]

现在终于有冯天瑜、李慎之等先生作“封建”之正解。

“封建”一词,初见于《诗经》颂商的诗篇:天命降监,下民有严,不僭不滥,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所谓封建,就是殷周的分封制度,以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其本义就是“列爵曰封,分土曰建”[2],即封土建国、封爵建藩。19世纪中叶西力东渐以降,日中两国以封建的概念对译西洋史学术语feudalism,中国古代这种封建政治制度,才被衍为一个表述普世性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的新名称。冯天瑜认为,这种封建泛义即“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治”不仅与封建本义即“土地由封赐而来,不得转让买卖,政权分散、诸侯林立”脱钩,而且同封建本义所指示的方向相悖。就是说,封建衍义与相对应的西义feudalism(封土封臣、采邑领主、人身依附、超经济剥夺)大异其趣。用这样的新名“封建”作词干形成的新词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主义、封建时代等等,也随之偏离正轨。因为关键术语失准,一部中国历史的宏大述事,也就失却构制网络的坚实纽结。[3]

冯天瑜梳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主张。

范文澜主西周封建说。其所说的“封建”,虽然已经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之中,但仍与封建本义(封土建国)保持联系。他一再论证周初封建爵禄贡赋是有定制的,肯定“分封诸侯时,已规定封建制度的剥削方式”。

郭沫若、翦伯赞主战国封建说。他们所说的“封建”,已经对封建的本义加以泛解。郭氏将土地“归为私有”、“地主阶层出现”、“专制帝制确立”等与“封建”本义相背反的要素作为“封建制”的内涵,认为“废封建,立郡县”的战国时期“开始了封建社会”,秦始皇是开创“封建制度的元勋”。翦氏先主西周封建说,后主战国封建说,认为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社会。他们所说的“封建”既脱离“封土建国”本义,也与西方史学关于中世纪制度(feudalism)的含义相去甚远。

侯外庐主两汉封建说。他力辩“封国”并非封建制,认为“周代封国之所以不能认为是封建,主要由于它没有‘农村为出发点’的经济基础”。实际上,他是把“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这一宽泛的前近代社会的特征视作划分“封建”的主要标准,同样是对“封建”的泛解。

尚钺、唐长孺、王仲荦、何兹全主魏晋封建说。他们不赞成将封建泛化,而是从魏晋的封土采邑、门阀制度、佃客的人身依附诸形态认定其封建性。这是以封建本义为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