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诸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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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奇特的世界制度已经存在五千年了，……中国一直是这个世界体系的枢纽；……而西方在19—20世纪的崛起则只是一个插曲，应该被视为‘中国中心’的短期间断。——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直到18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所起的关键作用是，直接把中国资料提供给欧洲的“知识界”（Republic of Letters, 直译：文人共和国），……他们将中国描述成欧洲政治的近代化的典范。——维也纳大学教授乔治·莱纳
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儒学在欧洲产生了“中国热”……，伏尔泰、魁奈、莱布尼茨、沃尔夫和马修·廷达尔等人，都着迷于儒家伦理和社会学说……；从而儒家政治蓝图……成为现代国家的理想原型。——英国汉学家雷蒙·道森
图 考试～文官制度是人类社会的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英国于1850年代在东印度公司试行，1870年代在其本土及大英帝国采用。美国于1880年代引进之，其余西方皆效仿。
（一）论政治文明：中国原创与西方滥用
国家、文字和发展三者互为条件，相辅而行，缺一不可。
历史上的民族国家的产生绝非易事，现代人难以想象。国家形成的实质是超越血缘和扩展地缘，而它形成的机缘则是两股相反的力量交叉平衡的结果：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
人类社会中的第一批民族国家是战国七雄，传统中国两千年一直都在努力超越这个“不必要之恶”，而使“天下”不断扩大。除了中国及其影响范围之外，世界历史上的人类族群都是部落或部落联盟。现代民族国家的群起而并立，开始于18世纪的欧美，这是中华“全球天下”的初级阶段——世界战国。先否后喜，大明终始。
16—17世纪的欧洲处于宗教失控和国家难产的“阵痛期”（战乱不止）。它在17—18世纪从中国获得“文化协和”（儒家思想→启蒙运动），因而结束宗教战争、完成世俗化和建立民族国家。
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说：“在17世纪，当赴华耶稣会士传回第一份报告的时候，大半个欧洲陷于宗教战争的血泊之中。……绝望中的西方人从中国看到了秩序观念和可持续性、以及基于智慧的国家机构和有效组织。”
美国鲍登学院教授比伊特·陶茨进一步指出：欧洲人希望从中国“寻找有组织、有秩序的知识和生活的原则”；……欧洲人读到耶稣会士和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著述，“有助于在这片饱受战祸的土地恢复理性、秩序和稳定”。
如上所述，西方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是通过“中国启蒙”、因而达成“武力争胜与文化协和的交叉平衡”的结果。但自从19世纪初，西方则强化“武力争胜”（帝国主义）和弱化“文化协和”（儒家思想）；后者被虚构的“西方传统”（文艺复兴、古典希腊）所取代，旨在使前者合法化。没有“文化协和”也能巩固民族国家？这是因为在地缘优势（海洋地缘）的条件下，西方的内部矛盾可以纾解于外，从而其社会自动出现“妥协、有序、理性”。这种情况到21世纪则发生逆转，因为“陆权”压倒“海权”的缘故。
｛公式｝民族国家的形成：武力争胜⇆文化协和。弱化前者、强化后者：“天下”→大同（传统中国）；反其道而行之：“帝国”→大战（现代西方）
图 美国民主与灭绝土著，后者是前者建立的必要条件。
（二）西方的传统与制度都是最近发明的
至于欧洲各个国家政治的历史与传统，那都是伪造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1917—2012年）所说：“许多我们所认为的源远流长的‘传统’……都是最近才发明的。没有什么比英国君主制更能体现‘古老’，但这是19世纪末的现代形式的产物……。”
按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琳达·柯莉，英国民族国家身份是被发明的，其过程始于1700年左右，而持续了很久。
“……英国是一个被发明的国家，并不比美国早多少。”德克萨斯—奥斯汀大学教授迈克尔·林德说：“当人们由语言转向传统时，很快就会发现：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古老传统”都是最近发明的。泛西方的“世界历史”是虚构的！
人类学家范笔德（Petervan der Veer）指出：“英国人深信自己的优越性，于19世纪下半叶发明了他们的最古老的传统。”
这里的“发明”有两层意思：一是西方传统与历史都是后来伪造，一是它的国家与制度都是最近塑造。
那么，如此伪造和塑造的原型在哪里呢？弗朗西斯·福山说：“秦朝中国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圣智学习：比较政治》指出：“早在欧洲人考虑基于功绩的‘文职行政’之前的两千年，中国就已经完善了的此种官僚机构。”
至于所谓的“（古希腊）雅典民主”，那是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的杰作。耶鲁大学教授弗雷丁格指出：
我想澄清我对“西方”概念的看法 ，……“虚构”的运作范围与它的政治形象是联系在一起的。…… 特别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以后，西方通过“复兴”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构建了它的“祖谱”与“传统”，来作为现代西方政治的自我理解的基石……。也就是说，“古代”民主政治的诞生是西方的杜撰；……把“古希腊”塑造成欧洲文明的源头，符合西方的文化与经济利益。……我将这种由虚构而产生的西方政治血统、以及政治民主与帝国统治的形象，称为“生成文法”（generativegrammar），用它来宣讲现代西方的政治行为、对外暴力和文学抒发。
图 19世纪伪造的“古希腊民主”。
（三）欧洲“中世纪”是周朝封建制的翻版
欧洲各个民族国家主要是在18世纪形成的，之前的一两百年是转型的阵痛期——宗教战争，再往前则是原始部落社会；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世纪封建社会”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请读诸玄识网文《“文艺复兴”是真的吗？近代意大利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谈一谈“中世纪”政治制度〕。
（纽约布鲁克林大学教授）伊丽莎白·布朗在1974年提出：我们应该拒绝使用“封建制度”，因为它是被构建的特性。……“‘封建制度’是一种智力构建，它被16世纪末的古文研究者所发明；而后，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发展，并且强加于‘中世纪’。“封建制度”（Feudalism）这个词是在19世纪才开始出现在法语、英语和德语里。”
西文“封建”的词根（feud）原本是指血亲或部落仇杀，这正是所谓“中世纪”的特质；但在18—19世纪，该社会与词语皆被偷换概念，而成了今天的“常识”。
关于中古欧洲的本来面目，人类学家葛拉克曼（Max Gluckman, 1911—1975）指出：“世仇暴力（Feud violence）不是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而是一种社会结构——非国家的部落秩序原则。……这个在原始性的‘封建’部落中发现的机制，同样适合于中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血亲。”
追根求源，耶稣会士利玛窦、卫匡国和杜赫德等人的中国历史著述，详细介绍了周朝的封建制与贵族制，这便是欧洲“中世纪”的原型。布鲁斯·科门斯说：“华夏的封建景象产生了中世纪欧洲的相当浪漫的意向”。即德里达所言：“汉语写作概念成为一种‘欧洲幻觉’。”
针对17世纪的成千上万的教派与部落的混战，耶稣会士与欧洲精英借用了中国文化来救治之；其对症下药的一个方面则是引进周朝的封建制与贵族制，让社会有序化和制度化，这是其建立欧美民族国家的前奏。另一方面，17—18世纪掀起的“中国风”（物质文化），也使贵族爵位以及绅士、骑士和淑女都变成了时尚。随后，西方干脆用新事物冒充其“旧传统”；而与霍勒斯·沃波尔和托马斯·珀西滥用中国资料，杜撰哥特文学《奥特朗托堡》和《英语古诗遗产》，则异曲同工、异涂同归。
（四）欧美政体实际比传统中国落后得多
西方是怎样塑造国家与制度的呢？美国圣母大学的許田波著《中国古代和近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其中写道：
欧洲人航行到亚洲后，耶稣会士竭尽全力学习中国文明。他们尤为羡慕中国政治，因而在这方面著述甚丰。……来自中国的新知识传到欧洲，使启蒙思想家们惊讶地发现，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贤已“想他们之所想，做他们之所做”。中国的影响力在普鲁士尤为强大。……1693年，欧洲第一个文官考试制度出现在柏林；顾立雅 （Herrlee G.Creel, 芝加哥大学教授）相信“这个灵感来自中国”，……难怪它类似于中国古代模式。
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开辟了欧洲新纪元——完成世俗化与文明化。首先是源于儒家的“以人为本、天赋人权”蔚然成风，从而全面否定教会神权、贵族特权和君权神授（受孟子的“人爵天爵、民贵君轻”的影响）；以致爆发了美国革命（1776年）和法国革命（1789年）：前者建立了摈弃神权与贵族的新国家，后者使西方的“体制争端”延续了近百年。“启蒙目标”是实现儒家式的理想国——“天下为公，选贤举能，有教无类，学优则仕”；到19世纪下半期，由于英美等国逐个采用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及文官制度，而似乎能够臻于理想。但另一方面，西方乃与儒家“行王道、反霸道”背道而驰，走上了帝国主义与世界大战的不归路。
比较古今中西的政治。历史中国分为三个阶段：1.前传统（夏商周：封建制与贵族制）；2.过渡期（战国七雄与秦朝统一）；3.传统时代（儒家治道，大一统，“天下”越来越大）。对照西方，虽然启蒙思想家憧憬中国的第三阶段（文士治国），但西方中心论说它是“东方专制主义”，而自诩达到政治文明的极致。然而，中国传统政治是“有专制之名，行民主之实”（举贤任能、德治无为、乡里自治、王道怀柔）；18世纪以来的欧美政治则相反：以对外制造“非理性”来保持其内部的“理性”（美其名曰“民主”）。后者严重依赖“地缘政治”：具有海洋性优势的国家，其生存竞争的重心在外，因而内部宽松有序。但到21世纪则走向反面，因为大陆畅通而海权式微。
质言之，欧美政治较之传统中国落后了两千年，仅属于第二阶段——“过渡期”（战国七雄），其特点是“组织力、易动员、排他性、应战型”；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如此，所以今天下曰“世界战国”。
（五）现代国家制度是华夏政治的衍生物
西方是在18—19世纪学到或复制中国国家制度的。丹麦学者雅各布森指出：伏尔泰和魁奈“明确建议欧洲国家应将中国作为它们的政治经济的榜样。”就连西方中心论者黑格尔也承认：“（西方）他国每每把中国（制度）当作一种理想的标准，就是我们（德国）也可以拿它来做模范。”
西方不能原创民主和法治，更没有这方面的传统。民主和法治属于“人的社会”的特性，而近代以前的西方则是“神的社会”；后者只有“神权”与“神约”，而不存在“人”的权利与人自己的“约法”。例如，巴比伦祭司社会和它的“汉谟拉比法典”则是自相矛盾。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及其立法都是伪造的。再说，西方在1450年之前没有文字；而在1650年之前，其文字不能表达知识和法律。中古欧洲是个原始部落与神禁的社会，哪来1215年英国《大宪章》！。
实质上，民主与法治及其反面（专制）都是伪命题，只有满足特定条件，它们才能短期成立。当社群遭遇生存危机的时候，人们会依偎专制；国族的对外竞争取得稳定优势（其内部缓和），就有可能出现民主与法治。后一种情况仅是殖民扩张和海洋霸权及其影响力的副产品，被夸耀宣传而已。毋庸置疑，开拓边疆和灭绝土著则是美国民主的必要条件。
在海洋时代、世界联通之前，各民族都囿于其内部环境，因而治理社会的难度极大。几乎全是神权禁锢，唯有中国例外——具有现代政治的雏形和理想。“东方专制主义”有名无实或是权宜之计，而大部分情况则是：儒家的“良民自治”为主，政府的“有型管理”为辅；后者却由“有教无类、学优则仕”的精英承担，又不对外侵略扩张，哪来专制！
现代世界的政治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政治的蜕变或退化，只因地缘政治优劣而表现不同：或是牺牲外部世界而大放异彩，或是承受内忧外患而被妖魔化。
到21世纪，随着陆权反超海权，“性恶民主”的负面从向外变为对内；这样一来，西方与西化则是自食其果、自取其祸。
图 “美国将会变成霍布斯邦”（TheUnited States will become Hobbes State）——在对外霸权受阻的情况下，矛盾就会返回内部：相争相害，万人枪战，国土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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