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春秋延续周礼，最讲究君权神授，忠君事君，诸侯的存在是拱卫为周天子的天赐皇权，皇权则赋予诸侯土地、人口、普通人是诸侯的附属产品，没有人的属性，只有贵族才有人的属性，是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士人。

儒家：之所以论语强调与人为善，是因为儒家重视名正言顺、天道王道，保障森严的等级秩序正常持续的运行是可以切合皇权的利益，而儒家则通过皇权获得政治资源红利，人善就会不争，教人和谐相处，与世无争，安分于自己的阶级就不会闹事，不会冲击皇权，反过来也要求皇权在享受优势资源的同时也要适当分出一些蛋糕来稳定各阶层，从而形成阶层固话，就像美国的民主党一样。在春秋时期，社会风气在周礼的影响下是以严格的阶级划分、利益分配来确定的，百姓负责织布、种地、养牲口，然后上税养诸侯，诸侯再上税给天子，天子以皇权为名赐予诸侯稳定的地位和权力，诸侯再给自己的“打工仔”一点生活保障（稳定的社会秩序）让他们继续给自己干活，形成一个生态闭环。

变化：到了战国时期，随着田氏代齐和三家分晋，以及周天子处于稳定的绥靖妥协（这是重点，周天子为了一时的安稳破坏了维护自己的长期利益体系），各诸侯品尝到闹事、造反的甜头，野心开始膨胀，各个都想问鼎中原，于是才有了“礼乐崩坏”，这时候诸侯要抢天子的蛋糕，就要开始屯兵，于是既有的利益分配体系打破。

此时，知识分子的目的也很简单：出人头地，变成权贵，所以各国知识分子都互相倾轧，国内混不下去的就去国外混，诸侯用人就看你能不能帮他谋求土地和人口，战国时期是没有礼义廉耻的，卫鞅去了秦国变成了商鞅，魏国张仪去了秦国推出了连横，儒家的那套秩序理论面对造反的贵族反而成了自我削弱，所以在战国时期是法家主导，社会风气是弱肉强食。

所以不要对道德抱有一厢情愿的幻想，道德是约束人行为的，在社会稳定、政治清明、资源丰富、分配均衡的时期道德才有用，在社会动荡、政治腐败、资源匮乏、分配不均的时候，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而且这还有个时限条件：道德往往在朝代末期崩溃，在新朝初期兴盛，就是因为在朝代末高度内卷，互相倾轧，老百姓往往是最受伤害的，而新朝打破了旧的利益分配体系，建立新的利益分配体系，为了维护新的分配体系，对官员的行为严格约束，对老百姓修生养息，而老百姓在动乱中迎来新的朝代，自然也渴望平稳和秩序，此时的道德风气自然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