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魂”和“脉”，它有助于我们从本质层面认识社会存在的结构、了解社会运动的秘密和预判社会发展的方向，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发展问题的规律性认识成果。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注重运用这一理论来认识和化解前进道路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其中，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此理论的认识具有一致性和代表性。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继续巩固并弘扬这一理论传统，对于巩固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提升党执政的科学化水平、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深远的意义。

对于毛泽东来说，马克思主义还是个“新事物”，但是，与当时党内一些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理论家不同，毛泽东十分注重从规律层面分析国内外和党内外的许多重大问题，所以，他不仅能够准确地把握到社会矛盾，看到矛盾存在的状态，而且能够科学地定位社会矛盾的发展态势和转化进程。正是因为这种理论上的成熟，他才成功领导了多次战略转移和战略反攻。归结起来主要是：

认识和处理问题必须从规律性层面入手。毛泽东从来都主张要透过问题看本质。他曾指出，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正是基于这种思想高度，毛泽东才表现出了超越于常人的纵横捭阖之气，强调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更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会被错综复杂的战局绑住手脚。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善于引导和转化。重视矛盾、区分矛盾、转化矛盾是毛泽东的一贯思维，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上。他曾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不承认这些矛盾，我们就会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只有不断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社会才会逐步和谐。所以，当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后，回避这个矛盾我们就会在社会治理问题上陷于被动或产生缺位。反过来说，只有直面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愿望，我们的群众基础、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大大增强。

对于邓小平来说，如何摆脱政治偶像崇拜，替经济发展松绑，实现国富民强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他强调，在重视毛泽东的社会矛盾思想的同时，必须直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存在的客观性，最重要的是，“生产力”是社会基本矛盾的核心要素，与此相关的改革手段和制度建设则是化解这一矛盾的积极举措。具体表现在：

提出结合时代条件研究矛盾的必要性。邓小平指出，他十分赞同毛泽东对社会矛盾的提法，但是，指出这些基本矛盾不等于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变化了的社会条件来理解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点与对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肯定并不冲突。在认识到经济发展已经取代政治斗争并成为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他大胆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切先进的方法都值得学习。“姓社姓资”争论的结束，改革开放事业的起步都可谓这一理论立场现实结果。

学会用改革的方式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既强调革命，也强调改革，但目的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社会的进步，只是二者适用的社会条件有所差异。邓小平指出，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不同的实际，对党的执政逻辑有不同的要求，在和平发展的社会条件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该全面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和改革的思想，并用其指导各项事业的发展。按照邓小平的思维，党领导的改革应该是重点与全局的统筹兼顾，进一步说，生产力及经济基础的改革是突破口，而思想观念和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跟上。他曾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因此，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并不冲突，全党必须将发展生产力的经济目标与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从本质上联系起来，我们尤其要看到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束缚作用，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两个百年”的目标才能顺利实现，所以，改革也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保障。

党必须重视制度建设，要用制度体现理论。邓小平曾回忆说，“文革”是他一生最痛苦的时期，但是，我们不能将这场浩劫仅仅归责于个人，而是要从体制和机制上找原因。因为制度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只有好的制度作保障，悲剧才不会重演。他曾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变色；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道路的探索必须和制度的建设结合起来才能确保长治久安。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不可动摇，作为新时期的共产党人，必须通过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来深化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信仰。为此，我们需要强化如下认识：

要看到社会矛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社会历史领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可能的实质领地，它凝结了马克思对物质利益问题、阶级分化问题、资本矛盾运动的重大思考，以及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构和动力的本质理解。无论社会形态怎么变化，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不会停止，只有从社会治理的宏观和本质层面入手，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规律性、现实性才会逐步凸显。重视这一理论，对于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有重要意义。

要善于运用这一理论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养料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受其启示，毛泽东最先看到了亿万万群众革命的意愿以及团结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必要性。运用这个理论，毛泽东驳斥了“必亡论”和“速胜论”，提出了“持久战”的主张，并最终领导人民创立了新中国；运用这个理论，邓小平否定了“两个凡是”，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从而解放了思想，富裕了国人；运用这个理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继续攻坚克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前进。

要善于运用这个理论分析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在融入世界的广度和深度上，中国社会已是今非昔比。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重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往”，而且要注重其后的“非经济交往”，尤其要善于把握“非经济交往”的内容、形式和界限；还要重视“非经济交往”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反作用，尤其是要明确，这种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我们要善于运用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分析和研判全球经贸格局的本质，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迸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