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我会简单讨论一些文科生的认知缺陷。通俗话来讲，理科生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而很多文科生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用稍微学术点的语言讲，他们用常识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观点建立在很多未证实，有别的解释的假设上。假设错误，观点可能完全错误。把建立在诸多假设上的观点当作真理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这种认知缺陷会造成流毒甚广的社会政策。

切入点：性教育。今天，我和叫 @Patrick 的知乎用户吵起来了。

他的观点是普及性教育合理因为这样能保护孩子，咋一听是对的。“性教育介绍性行为本身就是很合理的，否则遭受侵犯的孩子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是被侵犯，也就谈不到告诉监护人”。之后他还攻击反对超前性教育的我和闲吟客为“用心令人反胃，一望可知”。

我反对过早的性教育。理由如下：

年龄过小的孩子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小孩不具备判断能力，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18岁以前必须有监护人。孩子幼儿园，小学接触性教育后万一觉得新奇好玩去模仿书中内容咋办？研究证实人们更倾向于传播新奇的内容。家庭好的孩子有父母监督管教。但是单亲家庭，流动儿童没有父母的及时呵护，他们能保护好自己吗？12岁以下孩子不用负刑事责任。孩子如果被校园恶霸性侵了法律也管不了。美国性开放，白人有钱人家的孩子和亚裔保守家庭的孩子能管好自己，贫困的非洲裔群体倒了大霉。过去五十年里，我们观测到美国社会性观念开放的同时，非洲裔单亲家庭率从25%涨到了75%。而单亲家庭率很大程度导致了贫困的隔代继承。性侵背后还是社会结构和权力问题。很多遭受侵犯的孩子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被侵犯，而是因为出自社会地位弱势的家庭反馈给大人也没用。这背后还是权力关系的问题。幼儿园小孩被打了会告诉家长，被性侵了也会告诉家长，因为孩子知道疼。意识形态因素。这些无条件支持性教育的不少人在拿美国日本做榜样。之前北师大出版的性教育教材就有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说性别是社会构造）。这些人不会提到的是，美国现在动辄几十个性别，加州图书馆邀请头上长满犄角的女装大佬来给小孩讲性别。

这是我想到的潜在的问题。真正要推广性教育的话，这些问题都必须做出相应的调研才是对学生群体负责任的态度。详情请见我当时写的文章

zhuanlan.zhihu.com/p/31363840

他拒绝回答我的质疑并且开始跑火车往别的话题上扯。

启示：一个疫苗在上市前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证明有效，对人体的潜在危害可控。而一些文科生高举道义大旗的政策主张既没有考虑实际效果，也没有考虑潜在影响。这是不负责任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们认知水平的缺陷，即观点建立在很多未证实，有别的解释的假设上。

具体在这个问题里，在他看来，孩子具有性行为知识后，在面临性侵的时候就会有自我保护意识。他没有考虑到孩子家庭处于弱势地位，反馈给大人也没用（单独的性教育无法达到保护孩子，及时制止性侵），也没有考虑到潜在风险（孩子觉得新奇好玩，模仿书中内容）。在教育问题上，我们的教育砖家搞减负，搞高考改革。弄得最后基础自然科学人才缺乏，教育部变禁学部。

然而这种认知缺陷比比皆是。今年疫情在中国肆虐时，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杰出教授周雪光周保国曾大肆批判中国zf，质疑我们的体制，把zf的决策称之为“荒谬”的。然而当疫情席卷欧美的时候，他又变了一副模样，对瑞典不负责任和彻底失控的群体免疫政策称之为“不同方向的实验，不应以成败论英雄“。然而这个社科类杰出教授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政府治理，发表过多篇学术著作。周保国的观点是建立在很多未证实，有别的解释的假设上的。当疫情来临，他的学术理论的可信度跟就像瑞幸咖啡的股价一样土崩瓦解

他把国内疫情的情况归结于政府运营模式是“由上而下“，而西方是“由下而上”。他把高度复杂的集群行为简化成二分的模式。他不懂或没有考虑政治极化在非政治领域的蔓延（戴口罩政治化，两极化），资讯串流的不可预测性（假新闻的泛滥），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不均匀传播（防疫信息），由下而上模式中少数胁迫多数的可能等等。从价值观上讲，他并没有实事求是，下结论时有严重意识形态导向，他对国内疫情和瑞典疫情的评价存在双重标准，缺乏作为科学家的基本素养。

在邓肯瓦茨看来，这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社会的复杂性。还在用自己日常生活中导航用的“常识”来理解和判断复杂的社会事物。回到瓦茨的观点。其实我们很了解自然科学，而并不了解社会科学。经济专业发展了二百年，我们却还不理解贫困的本质。很多人会认为社会问题不是“Rocket science(火箭科学)”而来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决策。

（未完待补充）

我们理解每个个体的行为不代表我们就清楚或者能判断整个集群的行为。这里引入一点复杂性。请读者想象一个画面，一群鸟在飞行。飞行途经是不规则，无法预测的。鸟群没有预先设计好的飞行轨迹，每只鸟的飞行轨迹只受周围的几只鸟的轨迹影响。每个个体只需要遵守几个简单的规则，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整体的演变。

再引入Michael的观点：

第一，有些事物的存在并没有合理性，只是出于偶然。存在不代表合理。

人们的行为不是自身决定的，很多决定是被群体裹挟的。有些社会准则是没有实际意义，但少数可以裹挟多数。传统理论认为社会准则是有利于保护社会群体的 "存在即合理“。但是有很多社会准则并没有实际意义，起到保护社会的作用。不少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是病态的，比如封建社会的裹脚，对同性恋的迫害，非洲的阉割礼等等。一个社会，只要有少数人相信这一准则，是有可能强迫多数并不相信的人接受的。在这个多主体模型里，每个主体需要决定是否遵守和强制执行一个少数极端分子支持而被大多数人反对的社会准则。学者研究发现在一个社交网络完全连接的世界里，极度不受欢迎的社会准则无法形成自行强化的资讯串流（cascades of self-reinforcing）。然而，如果主体的视野局限于周围的邻居，初始极度不受欢迎的社会准则是可以在当地涌现并且散播出去。

第二，看似有联系甚至强相关的事物可能并不相关，甚至重新运行一遍可能完全相反。

如果有平行世界，那么同样的起始位置再运行一遍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我们的世界里A和B正相关，但在平行世界里A和B没关系，甚至A和B负相关。而Michael实验的一个推论就是越强相关的东西越不可预测，反倒没有内在关联。他甚至认为在社科研究里，有时候统计学里的p值的没有意义。因为越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越可能是意外。比如在这个研究里确实是党派立场影响观点的站队，p=0.05但是在另一个世界里可能p=0.5,可能p=0.005。

研究:“文化战争”泛指一些本应是个人生活选择和私人价值观变的问题与政治党派性相关联。作者的实验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5000人的线上实验证明了“观点串流”？（opinion cascades）依赖于最初在这个议题上的党派站队。越大的分歧反倒越不可预测。

实验设计：

1。先测每个人的党派倾向性

2。随机分配到10个世界，每个世界480人。他们收到一个问卷，问卷里包含20个政治和文化议题。而这些议题在现实中美国的政党并没有明确的立场。

3。8个世界是影响世界，这些世界里，参与者能看到之前的参与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党派倾向性。剩下两个世界是独立世界，参与者看不到别人的党派立场

在独立世界里（每个人独立做判断）议题的政治倾向性并不明显，而在影响世界里就高很多

在这个实验里甚至有20%的概率双方会“换家”。

（未完待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