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石智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人口与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张婷皮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占人类二分之一的女性，在走向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将对女性自身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发展性的时代命题。

人类社会的分工是基于生物性别展开，又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建构着性别的社会属性，使得性别逐渐嵌入到社会制度和文化价值体系之中，成为指导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同时也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结构性因素。从性别的视角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解释，目前主要有两种理论。一是女性主义，它是为结束性别主义和男性主导的性别制度，促进性别阶层平等，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与政治运动。李小江将女性主义概括为“站在女性立场”“为女人服务”。二是女性经济学，强调社会或企业通过更深入地了解和利用女性在市场中的作用，而获得经济实惠。但女性主义片面地关注女性发展的立场，女性经济学存在对女性地位提升的工具化认识等问题，这些理论均缺乏对女性地位提升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效应的客观解释和刻画。

01丨女性地位与社会经济发展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快速变迁的时代。变迁的时代要求相应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分析、解读林林总总的变化。我们沿着女性地位和女性研究的发展变迁，来梳理性别理论的历史变革。从14世纪的女性主义缘起、女性地位和形象的改变，到18世纪女权运动，19世纪妇女解放运动，再到20世纪女性经济学，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逐渐从女性自身，转移到女性地位提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见图1）。

女性经济学是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经济学研究。早在1969年Betsy Warrior在《Housework: Slavery or a Labor of Love and The Source of Leisure Time》一书中便提出：当前经济学研究缺乏现实基础，因为它忽略了女性劳动是经济生活的基础这一事实。女性家务劳动的生产和再生产构成了所有经济交易和生存的基础，但这些劳动既没有报酬，也不包括在GDP核算之中。因此只有建立一个基于事实、具有包容性的经济学分析框架才能为未来的环境和人口发展提供合理的规划依据。随后，在1970年，Boserup（1970）从性别不平等的角度分析了女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首次系统地考察了农业转型、工业化和其他结构性变化的性别平等效应，发现这些变化对女性产生了明显的负面作用，比如女性劳动参与提高，很大程度上源自低工资、低技能的制造业岗位上的就业机会增多，并非是源自性别平等。基于Boserup的观点，越来越多的女性经济学者探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政策对性别平等和妇女福祉的影响，他们发现公共卫生、教育的投入与女性无偿家务劳动有显著的负相关，并且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家务劳动工资化”的主张，以此来强调以往对女性传统工作和职业的低估。

随着信息与知识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逐步凸显，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Plank-Bazinet等（2017）发现增加女性在学术领域的代表性将会带来经济收益、科学发现增加和女性健康改善，因此合理化的投资女性可以带来更好、更有效的发展成果。此外，女性领导者还具有榜样效应，会影响年轻女性的职业抱负和受教育程度。虽然女性经济学的出现拨正了以往偏向于男性的经济学视野，寻求了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但女性经济学也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它过分强调了“理性”经济人，而忽略了社会对女性客观的认知，也没有提出营造有利于女性发展社会环境的宏观愿景。

02丨性别红利：一个分析框架

（一）性别红利的概念和内涵

本研究讨论的性别平等不是男女绝对的平等，而是社会性别的平等，是决定这些社会结果过程的平等，即机会、资源、权利和话语权的平等。女性地位提升则是以性别平等为目标，实现女性在教育、健康、经济机会以及做出有效选择和行动能力等方面的改善。女性地位从较低状态不断提升过程中所释放出的性别红利，并不是只会带来收入和消费的经济效应，它也会带来社会增益，这种增益体现在促进个人、家庭发展以及缓解贫困上。

我们认为，由女性地位提升带来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和社会参与率增加，不仅有助于宏观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微观上有利于女性个体素质提升和个人的综合发展，在家庭中有利于改善家庭成员健康、增加子女教育投入、消除贫困代际传递。具体的实践模式是：随着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地位逐步提升，加上人口转变带来了生育率的下降，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从家庭和生育中解脱出来，实现了经济独立和个人发展，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有利于提升家庭发展能力、破除贫困代际传递。我们将这过程称之为性别红利效应。

（二）性别红利的三个维度

1.女性地位提升与个人发展

性别红利以服务女性、提升女性地位和实现女性自身价值为出发点，将自由和平等看成发展的目的与手段。我们沿用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将发展视为扩展人们享有实质性自由的一个过程，而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促进发展的有效手段。提倡性别平等或者提升女性地位的核心目标，是向女性赋权，从根本上提高女性的自由，才能进一步扩展她们的可行能力。

女性地位提升带来的个人发展效应，本质在于提升选择性的自由，即女性在为实现目标而作出选择的能力，包括对职业发展的选择、对婚姻的选择、对家庭决策的参与等各个方面。目前对于女性是“走出家”还是“回归家”尚存一定争论。我们对于性别红利的探讨，并不拘泥于女性劳动参与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而是关注以性别平等为目标的女性地位提升，使女性更有自主意识和能力选择自己的生活。“走出家庭”认同其就业参与和社会参与带来的经济价值，“回归家庭”认同其家庭参与带来的劳动价值，不给女性角色设限，全面认可和释放女性的社会价值。

2.女性地位、缓解贫困与家庭发展

在短期，女性地位提升有助于增加家庭的生产力和收入水平。性别不平等根源于文化或制度的结构性安排，如果女性和男性同等的参加劳动、依据贡献分得收入，那么将会带来直接的家庭收益，比如增加劳动人手，或带来额外的收入。

在长期，女性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增加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实现可持续的减贫效应，也有助于防止贫困的代际传递。女性地位提升有助于改善家庭的综合发展能力。一般来说，母亲对家庭付出的时间与精力多于父亲。母亲作为一个家庭中对孩子投入和开发的直接实施者，其素质对家庭成员的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会影响子代的健康。在预算约束有限的情况下，相对男性而言，女性会倾向于在营养、健康、教育等方面增加消费，尤其是会增加对子女的投资。

3.女性地位提升与经济发展

女性地位提升与宏观经济增长的首要联系，是曾经作为劳动力被忽视的、饱受家庭和生育压力的女性参与社会劳动所发挥出的潜能与价值。在许多国家，女性就业率的提高是近期经济增长的原因，而不是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一般来说，在人口较大比例由不从事生产劳动的老年人、儿童和女性组成时，单位劳动负担比较重，人均生产能力较低，不利于经济增长。儿童很难短期内进入劳动力市场，老年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能力会进一步弱化；而占劳动年龄人口一半的女性，处在生命周期中最具生产性的阶段上，如果能对这部分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开发和利用，将会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源泉。

性别不平等作为一种外在的限制，阻碍了妇女获得管理职位或社会参与的机会。管理职位上的性别歧视，导致有效的管理人才减少，从而降低总的生产效率，同时也会导致人均收入下降。经验研究显示，女性比男性在脑力工作具有相对优势，随着经济发展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转型，女性的优势也会日益凸显。如果所有女性都被排除在管理岗位之外，那么每名工人的产出将减少大约12%；如果所有女性都被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那么人均收入的损失将是40%。2008年，普华永道（Price water house Coopers）发布了报告《在互联世界中成功是什么？》，提到赋予女性力量就是赋予地球力量；德勤则直接指出“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会持续刺激经济的增长”。因此增加对女性的培训，提升女性的领导能力，赋予女性更多的机会，会带来更高的回报。另外，女性参与家庭决策，会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这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积极影响。

但是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并不是女性地位提升就会促进经济增长。如果女性地位提升后，市场上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也不会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学者发现，在女性受教育水平非常低的国家，女孩入学率的增加对该国人均GDP的增长率没有影响，反而在女性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妇女教育入学率的进一步提高，可以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许多东亚国家，通过发展女性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上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为了使得这种具有竞争力的出口行业兴起和发展，需要给予女性平等的受教育和就业权利。而在南亚很多国家，由于教育和就业方面的性别不平等，降低了国家在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中利用（相对廉价）女性劳动力的机会，所以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对这个结果的一种解释是，性别不平等在低发展水平社会是一种轻微的资源配置扭曲；但在高发展水平社会是一种严重的扭曲。也就是说性别红利释放，需要前提条件,即充足的就业机会。在农业社会中，女性地位提升的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显，在工业或后工业社会中，女性地位提升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性别平等有助于提升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那些更多依赖女性劳动力的产业往往获得更大发展。也可以理解为，在女性地位从较低水平向性别平等趋近的过程中，大量新增劳动力或潜在生产力的释放，恰逢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有助于新型经济体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在宏观层面，这是性别红利的核心内涵。

03丨结论与讨论

从性别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提出的性别红利分析框架，是以女性主义思潮和妇女解放为基础，同时根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与规律。它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对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性别问题和发展理念的变革，而且重点在于以一种新的视角去理解家庭、社会、经济发展甚至是文化传统的变迁。我们认为，随着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女性地位逐步提升，加上人口转变带来了生育率的下降，越来越多的女性得以从家庭和生育中解脱出来，实现了经济独立和个人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女性个体素质提升，劳动和社会参与率增加，不仅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有利于增强家庭发展能力、破除贫困代际传递，性别红利效应也随之凸显。性别红利不是简单的概念拓展，更重要的是对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深入的理解，为从社会性别角度来分析和看待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域。

性别红利是对人口红利理论的延伸和拓展，但就低生育率这个层面上两者存在悖论：低生育率有助于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增加有效劳动供给；而长期的低生育率必然会导致下一阶段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从短期来看，生育率下降会带来性别红利释放的机会窗口。生育率的降低可以节省儿童保育时间，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增加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可以寻求较好的工作，获得更高的经济地位。总之，在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人口转变带来的生育率下降，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和社会参与率，为促进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这是性别红利的重要体现。从长期来看，低生育率会减少未来劳动力的供给，导致人口红利的消失。生育率的下降会带来下一阶段劳动力蓄水池的紧缩，加快了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消退和关闭。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上的矛盾冲突也易导致对孩子的陪伴以及家庭教育的缺乏，阻碍了素质型人口红利的持续释放。对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高生育率带来的数量型人口红利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性支撑。我国劳动力规模自2010年出现了持续下降，劳动力供给从结构性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当前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加重了社会和学界对人口红利开发的忧虑。我们认为，性别平等是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全球共同追求的美好愿景。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性别红利会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性别红利分析框架，对分析当前人口经济发展态势以及反贫困有着重要的作用，在公共政策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例如，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女性是脱贫攻坚的重点。一方面，针对女性开展的扶贫项目，不仅关系女性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有助于实现家庭真脱贫、稳脱贫的长期效果。另一方面以提升女性地位为扶贫抓手，还有助于加强家庭人力资本投资，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许多专家就认为应该采取政策让女性愿意生、想生，解决不敢生的问题。其实这种就事论事的做法就把女性放到工具性的地位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女性个人价值的实现、从男女社会性别平等的角度，让女性认识到这是她的个人价值实现的组成部分，让大众觉得生育孩子是一个社会性的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在政策实施上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认同和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性别红利如若完全等同女性红利，将会产生“反向歧视”。目前普遍存在的男性人数多，但男孩的教育程度比不上女孩的现象，不仅不利于男性的发展，也不利于女性今后的发展。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更有可能实施身体和性暴力，更不太可能参与儿童教育。所以教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性别平等意识的培养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性别红利的经济效应，或许可以在短期内实现，但社会效应——这类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改变所带来的增益，则是一个漫长的实现过程。未来有一天可能会达成性别平等，但那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长达一个世纪 。关于性别红利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尝试赋予性别红利更全面、准确的内涵，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分析框架，以为今后深入研究性别红利打下夯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