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稳定的生存方式，它体现了人的本质、超越性和创造性，从深层制约和影响着个体行为和社会运行。现代性作为一种新时代的意识，以理性为核心，以技术为工具，摆脱了宗教传统的束缚，在现代社会所有层面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尽管现代性体现着人类产生至今最高程度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其本质仍然是文化的，它是作为现代社会主导文化模式而存在的。现代性为人们带来的启示是，只有在不断的反思和追问中，人类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本真存在。

关键词：文化;现代性;文化模式;理性;技术

一、文化的总体特征

(一)文化的本质特性

文化是历史凝结成的人的生存方式，它的各种规定性在最深层的意义上体现着人的特性和本质存在。从生存的角度而言，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人类生物结构的先天不足使其无法同其他生物一样，通过本能去适应自然求得生存，而不得不采用辅助手段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如动物为了御寒可以长出皮毛，而人类则学会了缝制衣服。根据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从低到高依次为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1］(P40－53)人类特有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其可以满足各种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需求和满足，正是人类这种与动物的被动进化截然不同的创造性的生存方式，注定了文化具有永无止境的超越性和创造性。

文化作为人的“第二自然”，其本身就体现着人的各种本质。“人的本质是类本质、群体本质和个体本质的有机统一”［2］，类本质决定群体本质，群体本质由个体本质构成并作用于个体本质，个体本质又是类本质存在的现实基础，是一般本质的个别存在。作为类的存在物，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就是劳动，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3］(P58)。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个人力量的薄弱促使人与人之间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这就决定了人的群体性存在，处于同一社会关系中的人具有相同的规定性，而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则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对于每个个体的人而言，其本身就存在着区别于他人的特殊规定性，表现为人的个体本质。

从类本质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人特有活动的产物;从群体本质来看，文化是群体行为的结果，并对个体产生影响;从个体本质来看，每个人的行为都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事实上，文化通常将这三者整合起来，表现为稳定的社会文化，对个体提供公认的、符合时代和民族特点的社会价值规范。几乎所有地域的文化都对个体行为有着各种各样潜移默化的规定，从衣食住行到人生观、世界观，个体生存的方方面面都要通过社会文化的检验。兰德曼认为，“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人创造了自己”［4］(P6)。文化对个体的影响表现在，它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已经内化于个体自身的价值体系之中，个体的所有活动都是在自觉地符合社会文化要求的前提下进行的，一旦个体行为发生偏离，他首先就会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否定和排斥。

社会的运行是由个体人的活动组成，因此文化对个体的影响最终将产生对社会的影响。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发展，文化的意义也发生着改变，人类不竭的超越精神和创造精神赋予了文化无限的生命力，使得文化(culture)由最初表示“耕耘”“挖掘”等具体的文化行为发展成为具有本体意义的文化范式。与政治、经济等社会活动并行的具体文化不同，本体意义上的文化是指在社会运行层面体现为各种社会活动运行机理和图示的文化，它从深层制约和影响着个体与社会活动的生存方式，是社会发展、历史运动不可忽略的重要内涵，而不是与政治、经济等相并列的领域或附属现象。本体意义上的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不是二元分立的外在并列或附属关系，而是一种机理和图示的内在的依存关系。当我们谈论政治文化、法律文化、商业文化等时，并不是说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化，而是说“文化作为内在机理性的图式和精神性的价值等，无所不在地渗透到一切存在领域，成为人的活动和社会运行的内在制约力和驱动力”［5］(P25)。在很多历史条件下，经济运行和政治体制所遇到的棘手问题正是源于深层的文化机制的问题。韦伯在这种意义上将文化称为“社会精神气质”，认为它是支撑并关涉到任何一项伟大事业成败的无形力量。

(二)文化模式的发展和变迁

文化的内涵之丰富、外延之广泛使得文化的发展呈现纷繁复杂的样态，传播论甚至认为人类文化是“物质文化和习得行为从一起源社会散播到其他社会”［6］(P53)的结果。目前关于文化发展的两种主要观点分别是文化进化论和文化相对论。前者受达尔文进化论中生物自然选择机制的影响，认为文化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都是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且会影响将来的历史过程。在对待低级阶段文化的态度上，泰勒认为“民族学的职责，就是要揭露那些粗糙的古老文化的遗留物，那是一些恶劣而且时时令人讨厌的遗留物，它们已经变成了有害的迷信，一定要把它们消除”［7］(P756)。文化相对论则认为，每个民族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历史，每一种生活方式也都是独特的，衡量文化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任何一个文化都有其存在价值，文化之间没有优劣之分，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本尼迪克特指出，文化之间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它们作为整体适应于不同的方向。它们追求的是不同的目标，路数也不一样，在一个社会中的目标和手段不能按照另一个社会中的那些东西来评判，因为本质上它们是不可比较的”［8］(P206)。

本尼迪克特文化相对论的产生基础是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模式，即以部族自身社会价值取向为核心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如生活、交往、习俗、常识，等等。卡西尔将这些文化形式归结为“符号”，他认为任何生命体都具有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前者用于接受外部刺激，后者用于对这些刺激做出反应，人类的特殊之处就在于除了上述两个系统之外还存在“符号系统”，人能够通过语言、艺术、神话、宗教等符号来认识世界和自身，而动物则只具有生物本能。符号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正是人的本性所表现出来的特性，因此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9］(P34－37)从这个角度而言，每种文化模式中都包含多种符号，符号的内容不尽相同但都遵循着同一核心价值，即这种文化模式的核心价值。从总体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文化模式都在最深层的意义上体现着人的本性，这是文化模式最根本的核心价值。

基于文化模式产生的这一基础，我们会发现每一时代中都存在着以某种方式体现人本性的文化模式。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经历了三大文明阶段:原始社会、传统农业文明、现代工业文明。“在原始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神话、图腾、巫术等构成，物我不分的表象化、直觉化的文化模式;在农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经验、常识、习俗、天然情感等构成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在工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以科学、知识、信息等为主要内涵的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10］(P66)在从人类产生至今所出现的这三种文化模式中，每一种模式都是前一种模式的产物，弥补了前一种模式的不足，淘汰了前一种模式中阻碍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容。每一种文化模式也都以前一种模式为基础，发展出了更能体现人类超越性和创造性的生存方式。在这种进化式的文化变迁中，人的主体性意识在不断增强，对自然及自我的认识和掌控能力不断提高，更加接近自在自为的本真存在，体现着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二、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模式

(一)体现人本性的进一步复归

据汉斯·罗伯特·尧斯考证，“现代”(modern)一词首次出现在5世纪末，用来从时间上辨别“当时”(the present)。［11］当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时，人类的生存方式开始日益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活的发展都较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而产生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即是“现代性”的出现。现代性一词早在11世纪就诞生了，其拉丁文(modernitas)的意思是“当代时期”。现代性最早出现在艺术、美学中的古典主义与现代派之间的争论，后来被用来对抗旧思想并介入了基督教新约与旧约对立的辩论，从此“现代性”就意味着与古代的对立以及优越于古代的地位。［12］从存在的角度而言，“现代性”的优越性更多地体现为人类摆脱了原始自然和宗教权威的统治和束缚，更加接近了自己的本真存在。在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自然知识匮乏，人们一方面被自然牢牢束缚，另一方面对自然缺乏了解，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表现为:人视自然为人力所不及的神秘力量，从宗教的角度，采用善恶观、因果报应和神的旨意等方式来解释自然。这种理解方式既掩盖了自然的真实特性，同时也使人的一切活动笼罩在了神秘的宗教权威之下，否定了人的自在性、创造性，扭曲了人的本质存在。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就在于“自由、创造性、社会性、超越性、目的性”［10］(P30)。“现代性”的出现解放了极度压抑中的人性，恢复了人类自由和创造的本性，确定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促使人更加接近自己的本真存在，处于人类产生至今最为先进的发展与进步状态，体现了文化模式最根本的核心价值。

(二)理性精神和科学技术对人超越性和创造性的提升

“现代性”所体现出理性的自觉和反思精神，是现代社会理性存在的根本特征。哈贝马斯指出，“现代”要想表明其自身是彻底面向未来、同“传统”是彻底对立的，就必须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为自己建立起完备的规范，而唯一能巩固其地位的权威就是理性。［13］(P179－180)理性是古希腊精神的内核，既包含人独立思考、逻辑推理和明智选择的能力，也包含作为宇宙之本原和世界之灵魂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秉赋。“古典意义上的理性包括心智和人伦两个层面，如康德提出的‘先验理性’和‘道德理性’，它既是认识的又是审美的，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既是超然的又是热情的，既是主体的又是客体的。否定古典意义上的理性就是反人性”［14］，而现代意义上理性对人性的推崇则是通过反对神性来实现的。

启蒙运动以文艺复兴之后科学观念的传播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为基础，以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统治为目标，运用理性来破除宗教迷信，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使人摆脱蒙昧状态，达到思想上的自由，实现人性解放，完成了对理性的现代诠释。启蒙运动的结果导致了宗教权威统治的解体，使宗教社会逐渐向世俗社会转变，世界解释模式得以多样化，实现了“现代”对“传统”的破除和否定，进一步确定了理性的力量。“理性”由此成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理性精神的指引下，科学技术因表现出理性所要求的独立思考和逻辑推理，成为了现代性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沈湘平将现代性分为五个主要阶段，“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启蒙时期的现代性、德国唯心论的现代性、19世纪到20世纪初含混的现代性和当代的高度现代性”［12］。在这五个阶段中，“科学”和“技术”始终担当着重要的角色。马克思·韦伯用“祛魅”来形容宗教权威统治的解体、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的状态，他指出“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15］(P29)。大卫·格里芬认为“这种祛魅的世界观既是现代科学的依据，又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先决条件”［16］(P1)。现代社会的科学和技术，已经表现出现代性所推崇的理性文化精神，能够帮助人们把握世界万事万物规律，使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创造性不断增强，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以及由资本全球流动而形成的全球交往，人们的生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同时，人的超越性也得到提升，人不仅超越了自然的束缚，还超越了本能的束缚。在人类的群体生活中，一方面，作为个体的人在本能的驱使下不断追求自身各种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由人类群体所构成的社会，在满足人类共同生存需要的驱使下，对个体活动采用契约等形式进行限制和制约。这种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正是现代性所体现出的重要精神内涵。

(三)现代性对生活世界的多维度影响

现代性自身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并不亚于“文化”及相关问题的复杂性。韦伯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精神的视角研究现代性;尼采批判现代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虚无主义;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性导致了人“无家可归”的状态;利奥塔认为现代性标志着一种“元叙事”，即用普遍原则统合不同领域，形成普遍的思想意识与价值规范;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现代社会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詹姆逊将现代性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则从“现代病理学理论”和“未完成的构想”这两个角度开展现代性研究。关于现代性理解和界定的多样性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它表明现代性是“多维度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它是渗透到现代社会所有层面的根本规定性而不是其表面或某一侧面的特征”［15］(P27)。

在人类生活的世界中，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社会世界，现代性都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佘碧平认为现代性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自然世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至对自然的控制。第二，在社会历史领域，人类应当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的和进步的，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协商达成社会契约。［17］(P2)衣俊卿则更加重视现代性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指出:“现代性作为‘脱域’之后的理性化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模式不仅要作为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渗透到个体的和群体的行为和活动之中，而且必然作为自觉的制度安排而构成社会运行的内在的机理和图式。”［18］在经济运行层面，传统社会自在自足的自然经济演化成为受内在科学理性和计算原则支配的现代经济。在行政管理方面，前现代社会与家庭活动为基础的传统管理模式，转化为专业分工，采用规章制度等形式进行科层化管理和监督机制的现代管理模式。在公共管理方面，私人家庭制度与集权国家专制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相互制约的公共生活领域和公共权力领域。

现代社会的理性存在是以个体意识的产生为前提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出现同传统社会如此巨大的差别，是由于现代性催生了人的主体意识，产生了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念，体现为以主体性、个性、自我意识、创造性、社会参与意识、批判精神等为特征的理性化人本精神的存在，这种人本精神是理性化、契约化社会文化形成的直接原因。在传统经验文化模式下，个体的独立性、创造性、个性要让位于群体的经验性、宗法性，因此作为个体的人是按照经验、常识、习俗、惯例而自发地生存的。在现代社会理性文化模式下，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得到发展并走向自觉，作为个体的人以自由自觉的状态生存，并且这种状态是现代社会公民普遍的生存状态。正是个体意识的普遍觉醒，使得“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断裂才实质性地发生，现代意义上的人才真正产生”［18］。而现代社会文化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平衡个体的自由发展与以自由个体组成的共同体的合理合法发展之间的关系。

三、现代性的启示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模式，同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的文化模式相比，更加丰富了人的物质生活，解放了人性，提高了人对自然和自我的超越性和创造性，体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高阶段的生存状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理性的过度扩张，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已经使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理性不再体现人性，而是压抑人性。马尔库塞指出，技术理性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在物质领域把人变成纯粹的经济动物，以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人感知幸福、自由的唯一尺度，把物质享受作为人的本质之所在。第二，在精神领域对人同样实施同一化、专业化、标准化控制，其标志就是文化工业的产生。文化工业的出现是工具理性在精神领域统治的必然结果，其目的就是在思想、意识领域灌输技术理性统治的合理性、永恒性。［19］(P108)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在，“经济运行系统、行政权力系统、社会控制系统等在法治和契约的支持下逐步从生活世界中独立出来，突出的表现是市场机制和现代国家的形成，是理性化经济运行体系和科层化行政管理体现的形成。其结果是生活世界从总体性的、包容性的社会文化生活世界或文化共同体下降为与各种系统具有同等地位的社会下属体系”［20］(P246)。

启蒙现代性给人们带来的希望之光使人们忽视了现代性的弱点，对理性和技术的过度依赖，使得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前景以及人类的终极目标产生理论化、系统化的规范模式导向，形成理性意识形态。这种理性精神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文化，人们从内心深处相信理性万能、理性至善，相信理性是绝对的力量和人类实现本质存在的保证。伽达默尔由此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专家在技术起支配作用的过程中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人物”［21］(P64)，人们期望通过专家做出实际的、政治的、经济的决定，使得由理性和更合理的社会关系左右的社会能够通过各种计划安排来实现。人们对理性和技术的过度崇拜，不仅超出了理性本身的能力，更加强化了以“制作”为本质的技术对人性的否定，现代性也因此开始偏离了其解放人性的本意。

但总体而言，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的文化模式，其所有的方面，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只能是人类发展之路的某个阶段，对现代性的全盘否定和对启蒙现代性的复归既无法改变现代性的后果，也无法即刻实现人的最终梦想。现代性所带来的启示表明，文化发展能够促进人类进步，但只有在不断的反思和追问中，人类才能最终实现自己的本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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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ltural Essence of Modernity

CHEN Ying

( School of Philosophy，Heilongjiang University，Harbin 150001，China)

Abstract:Culture is the stable way of life condensed in history． It reflects the essence，transcendence and creativityof man and constraints and influences individual behavior and social operation deeply． As a consciousness ofnew era，modernity has profoundly influenced all levels in modern society based on the ration as the core，thetechnology as the tool to get rid of the shackles of religious traditions． Although modernity embodies the highestdegree of transcendence and creativity since human being appeared，its essence is still culture and it exists asa dominant cultural patterns in modern society． The inspiration of modernity is that human beings can eventually achieve their own authenticity only by constant reflection and questioning．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院

文章来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4(02):59-6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