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社会主义发端于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社会民主主义。它曾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有共同目标及实现方式，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等。但自19世纪末以来（除两次大战外），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的深刻影响下，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保持了相对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及20世纪末以来全球化的冲击，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几经嬗变的外在动因，并与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当然，他们也不乏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理性分析民主社会主义嬗变的深层原因及现实境遇，有利于我们认清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摒弃西方社会思潮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干扰。

一、民主社主义嬗变的主旋律是现实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以来西方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现实资本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成长的土壤和根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在对现实资本主义的不断改良中几经流变，从而不断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精神。

1．第一次转变：由革命性过渡到改良性，但仍追求社会主义的制度替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第二次科技革命推动了欧洲资本主义大发展。工人阶级通过合法斗争不断取胜，工作环境和生活状况逐步改善。于是改良主义、议会斗争、合法斗争开始在工人运动中生根发芽，进而要求以“改良”取代“革命”。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于 189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全面修正马克思主义，抛出改良主义理论，从此赋予民主社会主义以改良的性质，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目标，但坚持社会主义仍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伯恩施坦认为“如果社会民主党抛弃事实上已经过时的口号，而毅然决然地按照它今天的本来面目以民主社会主义‘改良政党’的态度出现，那么这个势力定会较今天更为强大”。“米勒兰入阁事件”成为“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但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新变化的足够理解”，“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在新的条件下问题的复杂性”，依然用教条主义解释这一新问题，“而教条主义是不能战胜修正主义的”。一战爆发后，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右两派由于对战争的看法存在分歧而走向分裂。右派支持本国政府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导致第二国际破产。

十月革命胜利后，左派从社会民主党中分离，另建共产党，且于1919年3月成立“第三国际”，形成了以苏俄共产党为核心的共产主义运动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对立。1923年5月，伯恩施坦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和考茨基中派在德国汉堡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最终与共产主义运动分裂。从此民主社会主义以更加灵活、实用的政策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千变万化，并将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以“民主”来引领社会主义，迎合二战前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到20世纪40年代，欧洲先后有十几个社会党通过多党平等竞选，取得执政地位。

这期间，社会民主主义由暴力革命方式走向和平过渡，并获得发展的原因在于：（1）斯大林的独裁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共产党被抨击为“民主的敌人”和“法西斯主义”，需要民主社会主义来“挽救”社会主义。（2）在二战爆发后，各国社会党人与共产党共同行动，制定反法西斯主义的纲领、策略，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赢得国人的好感和选举中的支持。（3）战后美苏冷战形成，欧洲执政或参政的社会党为获得美国支援，追随美国。同时也批评苏联共产党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导致与共产党再次分裂，希望成为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势力”。（4）社会党人提出“政治民主要用经济民主来加以改善”等观点，迎合了战后各国经济振兴的愿望。

2．第二次转变：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制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从1951年至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社会民主主义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历史观来建构其理论体系。这一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几乎是持续稳定地发展，为民主社会主义提供了生长的沃土。实践上，执政的各国社会党深化“民主”改革，推进福利国家建设。1951年6月社会党国际成立，通过纲领性文件——《法兰克福宣言》。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与目标，推行民主多元化和社会改良主义，主张“和平长入”之路。自此，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彻底分道扬镳。《法兰克福宣言》在政治上把社会民主党由“工人党”转变为“人民党”、“选民党”，否认其阶级性；在经济上，主张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在社会政策上，把普选和议会作为获得执政的手段；在社会目标上，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价值追求而不是客观发展规律。其价值观以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提出的“自由、公正、互助”为核心，以伦理社会主义取代制度社会主义追求，在理论上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拒绝共产主义。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艾希勒宣称，社会主义是“道德必然性”，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的乌托邦”。民主社会主义基本放弃“阶级性”和革命道路，迷恋人道主义、古典哲学、新康德主义、基督教等伦理依据，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只需通过道德说教或道德的自我完善。

此段时间，民主社会主义沉醉于资本主义社会，获得鼎盛发展的原因在于：（1）从二战结束到1973年石油危机，英美等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下，基本处于高就业率、高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繁荣时期。这些有利于各国社会党直接实行或推动政府调控，扩大治理空间，实施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公正、平等、互助”的精神，并得到社会的支持。（2）欧洲社会党长期执政，其福利国家政策让国民普遍受益，收入差距缩小，劳资矛盾缓和。国民普遍认可政府的责任，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产生了“将无止境地增长的田园诗”。（3）各国社会党“左”派标识的“社会理想”与现实资本主义之间形成悖论。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性又适应形势，不得不寻求西方易接受的伦理价值来自圆其说，同时为还击势力上升的新自由主义的冲击，也需要伦理而非无序。如“哥德斯堡纲领”就是“回到康德去，而不是回到黑格尔去”的表现。（4）社会党国际有组织有策略的积极领导，扩大了民主社会主义的影响力。70年代开始，社会党国际把民主社会主义推广到亚非拉美地区，在第三世界国家积极发展组织，扩大会员党。并且通常每3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分析形势，调整对策。

3．第三次转变：抛弃社会主义，右倾新自由主义，提出全球治理方案。苏东剧变后，民主社会主义遭到资本主义世界的抨击。尽管在90年代中期后势力“神奇回归”，但其发展基本进入步履维艰阶段。不得不面临着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社会结构变化、新自由主义等社会现象的严峻挑战。同时欧洲各国社会党与右翼势力竞争加剧，出现“左”“右”翼轮番执政的“钟摆效应”。各国社会党纷纷变革、调整政策，最终迎来社会民主主义复归，走上“第三条道路”。托马斯•迈尔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社会主义已成了“空洞的概念”，表面上要同原苏东的现实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实则通过抛弃名称中的“社会主义”，突出民主主义色彩，丢掉“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布莱尔和吉登斯的倡导和推动下，“第三条道路”逐渐为西欧各国社会党所推崇，成为缓解新自由主义冲击的应对之策。其新内涵概括为“新经济、新福利、新政治、新治理”，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减少国家干预、减少社会福利等，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一条道路，纠正以往民主社会主义片面注重社会公正，影响经济效率的弊端。布莱尔指出：“‘第三条道路’是通向现代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和成功之路。它并不是左派和右派之间的简单妥协……而这样做的目的是摆脱过时的意识形态。”另外，社会党国际发现很多国内政策失灵，是因为外部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因此，从社会党国际二十大到二十三大，陆续出台了全球化治理的对策和纲领。

民主社会主义这次实现大的转型的原因有：（1）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苏东剧变后，西方世界群起攻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此尴尬处境下发展被动，急于要划清与“现实社会主义”的界限，而不得不与当时实力上升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靠拢，寻求更多的发展空间。（2）社会党国际转型“第三条道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抛弃意识形态的羁绊，表现出更加务实的一贯作风，其目的是为迎合中间阶层，争取选票而谋求执政。（3）面对全球化和全球性问题的冲击，社会党国际提出全球治理主张，以应对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美国单边主义、生态问题的威胁。但其基本价值观没有多少改变。在强调“平等、自由、公正、团结与和平”中，提升“平等”与“和平”的重要性。制定可持续发展、人权和民主行动准则，以显示自己与时势共进增强竞争力。

二、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成就与困境

民主社会主义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反映了世界工人运动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演进中不断整合的过程。其“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的角色，对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二战后，民主社会主义成为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的影响及自身的局限性，民主社会主义不断失去身份特征，皈依资产阶级，向新自由主义靠拢。正如拉尔夫•达伦多夫所言，“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终结”似乎到来。因此，应科学理性地看待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和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日渐式微的地位：

1．用实用、灵活的态度制定与时共进的内外政策，但缺乏长远的发展目标。社会民主主义的生命力在于能洞察时势，及时调整政策，走务实路线。在其价值多元化上，实用主义是其核心内容。托尼•布莱尔在《第三条道路：新世纪的新政治》中说：“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们的方式是‘永恒的修正主义’。是在认清发达工业国家社会所发生变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寻求实现我们目标的更好途径。”这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一脉相承。民主社会主义从淡化意识形态、宣扬指导思想的多元性，到抛弃制度社会主义，甚至最后得出“运动就是一切，结果并不重要”的过程看，是其自身发展与顺应时势的需要。战后，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与欧洲复兴的大局相一致，认为保持经济的增长和持续繁荣是社会真正稳定、进步的前提和基础。各国社会党积极推行凯恩斯主义，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重要任务。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欧洲主要国家基本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高度发达和完善的福利制度。但“福利社会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权利结构和阶级差别，也不能消灭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带来的各种弊病。

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使其有很强的适应性。在政治上赞同西方民主制，争取选民，以求执政合法性；在经济上放弃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根本改造，实行混合经济，通过社会再分配改革，实现社会公平。剔除被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所证明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同时把社会平等、公正、互助、团结等价值注入变化中的资本主义社会，以保持自己的身份认证。“实现政治优先于经济——即共同利益优先于无限制的竞争和利润追逐——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挑战下，社会民主党走“第三条道路”，最后与新自由主义政党几乎一致。这种改良为社会民主主义在现实社会制度中赢得了生存空间，增强了党的群众基础。但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党对自己的前途和发展方向缺乏明确的定位和长远目标，导致出现信任危机，选民容易转移他方。而改良主义最终不能摆脱资本主义的樊篱和弊病，医治不了资本主义的沉疴。另外，民主社会主义实用的“政治技巧”越来越失去自己的身份特征，前景堪忧。

2．推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建设和社会发展，但难以超越资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渗透于和平、自由、公正、平等和团结的价值观之中，承袭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最初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但 50年代后，资本主义民主已变成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民主是指有权利更迭权利。”在国内，各国社会党致力于扩大公民的普选权，从政治权利扩展到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民主政治的目的是发展经济、扩大就业、改善人的状况，“政治不是纯粹的权利角逐，而是令人信任的公益服务”。为培育和保障民主，社会党国际希望人们把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各国社会党都注重落实公民在基层和其他层次上享有的权力。民主社会主义代表中下层人民的利益，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人争取了自由和平等，限制了少数人的资本特权。但其民主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工具，而不能超越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之外和触动资本主义的根基。由于更多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民主社会主义逐渐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丧失最初的革命性和批判性，使其发展日益受窘于现实。

当然，民主社会主义对西方社会发展也功不可没。民主社会主义在实现公平与效率上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和思想，有益于西方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党国际认为，实现民主的焦点是社会公正，极端自由主义直接影响福利制度和公平，“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对社会方面的问题熟视无睹”。纵观战后社会民主党和欧洲工运，均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并推进到其国际政策。“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参与、环境保护等等相关目标仍然是其政治责任”。社会党国际呼吁工业化国家应向发展中的“民主国家”提供有效的和及时的援助；反对专制独裁政府，支持世界民主运动；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通过了争取全球民主行动计划等。但这些都是站在民主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一般民主立场上做出的价值判断，缺乏现实基础和可行性，而且在不少方面具有消极作用和危害。

尽管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探索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既追求社会主义的某些价值，又努力避免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病。但其改良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性质，最多充当其改革和批判力量之一。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在现实中不能超越地发展和危机的悖论。因此我们不能盲目迷信民主社会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公正。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正是在“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的诱导下，搭设议会讲坛和竞选，苏共用和平的“民主”的方式拱手让权。最后，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只是作了新自由主义的跳板。民主社会主义的抽象价值观，往往是演变社会主义的最好幌子。

3.探索全球化问题和颁布全球治理纲领，但缺乏操作性而流于形式。80年代后，社会党的国内政策愈来愈受到全球化的掣肘，国家丧失了控制自身事务的权威，政府不能再奉行独立的经济政策。首先，单边主义、恐怖主义、能源问题、生态问题、金融风险、全球贫富差距等全球问题日益需要国际合作。为迎接挑战，社会党国际开始调整其纲领，目标“是使其社会公正和民主的传统价值观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任务、政治形式和政治工具”。其次，各国福利制度面临危机。福利国家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全球化使福利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正逐渐失去效力。福利危机意味着“社会民主党世纪的终结”。西欧社会党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全球化一方面增强了跨国公司的力量，增强了对交换市场和国际组织的操纵能力，但同时也会削弱政府力量、选民利益和民主化进程，因而，必须采取重大措施，政治民主必须压倒经济垄断和金融寡头。”再次，全球化对民主、和平和人权的威胁。“9•11”之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政策加剧了地区危机和军事冲突。社会党国际认为公正与和平的国际秩序必须建立在民主、人权和法治基础上，还要正视严重的男女不平等问题，市民社会的团结问题，新保守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泛滥等导致的前所未有的失衡、绝望和普遍的不公正等社会问题。

社会党国际适时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对策，指出新的全球调控与监管机制势在必行。必须改革旧的国际机构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同时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治理体系来补充，配套更加民主、透明和有效的全球治理规则。提出改革安理会的构成和机制，强化联合国的作用。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金融体制，加强对全球流动资本扩监管，等等。社会党国际认为，全球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它包括民族国家、区域、次区域、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市民社会等，要求建立世界各大国和地区政治实体共同参与解决全球事务的多层次、多边和多极的全球治理模式总之，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理论的实质是由一国凯恩斯主义走向全球凯恩斯主义。

社会党国际探索‘全球治理’思想具有合理性和进步作用，但大多停留在理论建构上，其操作的技术性还存在很多缺陷。由于民族国家在享有不平等的权力、实力和机会，在国际资源分配、利益表达、规则制定等方面，弱国小国将受到更多的局限。国际治理中不平等的发言权也有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强国或实体干涉别国内政的新工具。因此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主张因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而流于形式，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三、结 论

无论如何，民主社会主义都以竞争者的姿态出现在现实社会主义面前和资本主义世界里。作为改良主义、折衷主义、实用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生存根基是资本主义社会，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不断克服其弊端的衍生物，对二战后欧洲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民主社会主义不能摆脱发展困境，也不具有普适性。

从上文看到，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了一些成就，源于其灵活的策略和顺应时局。二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社会党上台执政或参政，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调控加上社会福利国家建设。70年代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经济进入滞胀阶段，社会党实现公平的福利建设目的捉襟见肘。民主社会主义重公平轻效率的弊端暴露无遗。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之风到处吹拂，民主社会主义遭来一片批判之声。一些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没有效率，“滋养懒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政策制造了对生产投资者的“新的不公平”。90年代中期后民主社会主义的复兴，大多得益于“第三条道路”的改革。但其代价是损失社会主义价值特性，偏向右派。为迎合选民，英国工党甚至废除了一直坚持的公有制条款，推行“积极的”新福利政策。此举导致传统弱势群体选民的流失，并带来社会党在欧洲选举中的负效应。从民主社会主义的起落看，民主社会主义只是暂时的政策选择，而不是必然趋势。前苏联和非洲一些国家，一心皈依民主社主义，结果事与愿违。在新世纪，民主社会主义又试图通过全球治理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式治理世界，在民族利益、阶级利益、强权政治作用下，其结果只能是幻想。可见民主社会主义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开不出“灵丹妙药”，更不能充当“救世主”。

中国也没有民主社会主义生长的土壤和根基。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改良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妥协的结果。这种改良思想随凯恩斯主义成为现实，借助于“政府看得见的手”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没有产生民主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并且要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也没有“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植入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中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而且我们已走出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走上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观念，有“四个文明”的建设服务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既没有历史的前提，也没有现实的基础。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的生根、发芽、成长，应归功于欧洲较为深厚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实践证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