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俄罗斯拥有十分独特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不仅决定了俄罗斯人与他国人民不同的处世哲学和社会价值观，而且直接影响着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传统政治文化受到了国际形势和俄战略环境剧变的强烈冲击，受其影响，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键词] 俄罗斯；政治文化；对外政策

[作者介绍] 马风书，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俄罗斯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它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广大的疆域和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缘优势，而且有着独一无二而又极为深厚的政治文化和 社会文明。这种特有的政治文化不仅决定了俄罗斯人与他国人民不同的处世哲学和社会价值观，而且也直接影响着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常常使其在国际舞台上以一种特立独行的面貌令世人刮目相看。俄罗斯政治文化既有其历史延续性，也曾几经变迁，包含了不同时代的积淀。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地缘环境、国家实力、政治结构和社会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的空间和资源大大缩减，这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及其对外政策的性质、方向和风格产生了重大影响。

政治文化特点

所谓政治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关于政治生活的 心理学”，“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

由于独特的地缘环境和历史进程，以及不同时期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文化影响，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特点。

第一，东西方文明在这里既相互交融，又相互冲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欧亚文明。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尼·别尔嘉耶夫指出：“东方与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俄罗斯发生碰撞，俄罗斯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之中。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俄罗斯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它将巨大的东—西方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与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2]俄罗斯政治文化的这种特点与其历史上的三大事件直接相关：(1)“基辅洗礼”和基督教被宣布为国教。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皈依基督教，并宣布基督教为国教，同时命令全体基辅市民到第聂伯河集体受洗。“基辅洗礼”是俄罗斯第一次向西方靠拢，它使尚在形成中的俄罗斯接触到了当时欧洲文明最发达的部分，并与欧洲文明建立了直接联系。(2)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1241年，蒙古人征服了俄罗斯大部分国土，并开始了长达240年的蒙古统治时期。蒙古人的征服和统治迫使俄罗斯民族接受了东方的制度模式和思维方式，使刚刚走上西方文明之路的俄罗斯在政治上调头东向，并为俄罗斯文化和思想注入了难以清除的东方血液。(3)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开明专制”。从彼得一世开始，“持续的、大规模学习和赶超西方的改革构成了此后两百多年俄国历史的主要内容”[3]，“他促使野蛮的俄罗斯人采用西欧成果”[4]，并最终使俄罗斯从一个偏居东欧一隅的穷国一跃成为欧洲强 国。

叶卡捷琳娜二世推动俄罗斯在西方化道路上继续前进，并将法国的启蒙思想引入俄罗斯，导致了俄罗斯自己的启蒙运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西方化与东方化的兼容与对抗成为俄罗斯政治文化最显著的特点，也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东西文明互动的过程中，西方化始终未能彻底战胜和压倒俄罗斯的东方性，俄罗斯社会对西方价值观念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心理。无论在西方化的道路上走得多远，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和集体主义理念在俄罗斯始终未被动摇，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最多也只能得到“开明君主”的赞誉。毋 宁说，俄罗斯的每一次西化改革都是西方因子在其东方本体上的一次嫁接，其结果是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了其东方性。东方化往往成为西方化的条件，西方化则进一步巩固了东方化。“一方面，它在形式上或文明的某些表面成分上成为西方文明的近亲，但另一方面，在本质上又与西方文明的核心进一步拉开距离。它用西方的物质文明将自己武装得更像俄国。”[5]“俄罗斯文化具有‘一种欧洲的意识和一种非欧洲的无意识’。”用约瑟夫·德·梅特尔的话说就是：“撕下一个俄罗斯人的脸皮，你就会发现一个鞑靼人。”[6]

第二，天然的不安全感、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和与之相联的扩张性与帝国情结(大国、强国意识)。早期的俄罗斯地处东欧大平原，没有任何保障自身安全的天然屏障，就像没有护栏的婴儿车，而且“俄罗斯国土曾被敌人包围”。[7]正因为如此，它经常受到来自波兰、瑞典、德国、法国、土耳其和蒙古的入侵，饱受奴役之苦。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经历使俄罗斯民族自古就形成了本能的不安全感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而且“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进的西方进行接触，除上述不安全感之外，又加上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得更好的社会抱有畏惧心 理”[8]。因此，消除这种固有的不安全感和畏惧心理，就成了俄罗斯历代统治者孜孜以求的战略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向外扩张，最大限度地扩大疆域，把“婴儿车”造得越大越好，同时建立令人生畏的强大帝国。寻找出海口的愿望和寻求与世界商业及文化中心加强联系的需要，也是促使俄罗斯侵略扩张的重要因素。这决定了“‘俄罗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思想、帝国思想”[9]。为此，它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军队，并且用使俄罗斯亚洲化的方法战胜亚洲，用使俄罗斯欧洲化的方法战胜欧洲。[10]纵观俄罗斯的历史，军队在国内一直拥有很高的地位，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外扩张、建立军事强国、追求帝国势力和威望，一直贯穿于俄罗斯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的全过程。

第三，宗教虔诚与救世主义理念。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在其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道德的因素永远比智力因素占优势”。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国教，不仅与其民族文化融为一体，而且深刻影响着俄国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虽然近代以来俄民族文化经常受到西方思潮如唯物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的影响和冲击，但东正教在俄政治文化中的地位从未被彻底动摇过。许多著名的俄罗斯思想家，如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未能摆脱东正教的影响。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东正教承袭了基督教感化天下、普济众生的“救世”精神和使命感。俄罗斯人认为，东正教的首都拜占庭是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世界独一无二的领导，拜占庭灭亡后莫斯科则成了东正教唯一的保卫者和首都(“第三罗马”)。“在俄罗斯人心目中，俄罗斯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还因为肩负着某种神圣使命而注定要成为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国。”[11]因此，“俄罗斯民族是带有神性的民族。富有世界性同情心是俄罗斯民族的特征”[12]。这种强烈的宗教意识和救世主义理念成了推动俄罗斯大规模向外扩张的思想基础。

影响分析

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对其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俄罗斯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往往左右摇摆，反复不定。对于较自己发达的西方，俄罗斯既羡慕、向往和热爱，又对西方价值观充满了仇恨和拒斥心理。这种矛盾深刻体现在俄罗斯许多思想家身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从亲西方开始，以反西方告终。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承认自己是“憎恶欧洲的人”、“敌视欧洲的人”，但又满怀深情地讴歌欧洲：“对于俄罗斯来说，欧洲如同俄罗斯一样地珍贵；欧洲的任何一块石头都是可爱的和珍贵的。如同俄罗斯一样，欧洲也是我们的祖国，啊，更大的祖国!我对俄罗斯的热爱不能比对欧洲的热爱更多。……近一百年来俄罗斯的存在都不是为了自己，而只是为了欧洲。”[13]俄罗斯抒情诗人勃洛克在描写俄罗斯人对西方世界的感情时写道：“俄罗斯是个难解的谜。欢乐与忧伤，都充满肮脏的血，她望着，望着，望着你，以仇恨和爱恋的目光……”[14]这种复杂情感一直延续至今。俄罗斯作家С·索洛韦伊在其1999年发表的《俄罗斯人与西方：在憎恨和诱惑之间》一文中写道：“俄罗斯人向往西方的消费标准，但也不要指望俄罗斯会采用它们的经验和政治经济模式。诱惑加憎恨——这就是俄罗斯反美主义的两个方面。”[15]正是由于这种复杂而矛盾的思想感情，俄罗斯往往在积贫积弱、面临危难之时毫不犹豫地倒向西方，积极发展与西方的关系。而一旦势力加强，或者西方价值中某些深层的东西开始冲击俄罗斯根深蒂固的传统，它就会离开西方，并试图征服西方。因此，俄罗斯向西方学习、与西方发展关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战胜西方、“拯救西方”。

第二，俄罗斯的荣辱兴衰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 方联系在一起的，这决定了它的对外政策往往以西方国家为重。自从俄罗斯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后，它所遭受的侵略、面临的威胁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起起落落也与西方密切相关。而在东方，俄罗斯的地位要巩固得多，它对东方的领土扩张基本上一帆风顺。落后的东方国家用一种畏惧和惊恐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强大的、侵略成性的邻国，而俄罗斯则用同样畏惧和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比自己更先进的西欧国家。这使它把西方看作对自己的最大威胁。而“由于西方一直是俄国安全最主要的威胁根源，同时又是俄国实现强国梦的榜样”，所以“俄罗 斯外交的主要活动方向，甚至外交战略的轴心就是它与西方强国的关系”。[16]

第三，由于西强东弱，俄罗斯外交在西方往往表现为合纵连横、利用矛盾、维持多极均势；在东方则更多地表现为强权、扩张、掠夺和控制。“纵观几百年的俄国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俄国走向外部世界的方法，一是如果时机可能，则实施疆域拓展战略；二是在与其他强国打交道时，努力编织合纵连横、互相制约的多极均势体系。”[17]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是一个亚洲色彩浓厚的落后国家，不论在地缘政治方面还是在地缘经济方面都不占优势。它之所以 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强国，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充分利用了当时欧洲复杂的力量结构和多个强国相互牵制的局势，频繁、熟练地运用其非常擅长的外交艺术，分化列强，利用矛盾，从中渔利。恩格斯对此曾指出：俄罗斯外交界的“作用超过了俄国所有的军队；正是这一帮人使俄国成为巨大、强盛和令人恐惧的国家，并为它开辟了称霸世界的道路”。[18]相反，面对东方更弱小的国家，俄罗斯则大力推行霸权主义和武力扩张，并以签署不平等条约来巩固扩张成果。外交在俄罗斯的东方政策中成了军事行动的附属物和最后总结。

第四，运用宗教或意识形态为其对外政策服务。作为一个“神性”的、宗教的民族，俄罗斯离不开某种统一的宗教或意识形态。这是使俄罗斯社会统一、政权巩固、政局稳定和实施强有力的对外活动的重要基础和支柱。俄罗斯民族历来推崇大一统，习惯于作为一个整体，以集体主义思维来判断事物。因此俄罗斯民族必须有一个能够为全社会所认同、突出集体主义并包含有俄罗斯民族伟大使命的宗教或宗教式的意识形态，不管这种意识形态是以教化的方式还是以强制灌输的方式为群众所接受，否则，俄罗斯必然会陷入混乱和衰落。1917年以前，东正教是俄罗斯国家的三大支柱之一，是其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安定、进行“神圣”扩张的精神源泉。十月革命后，“世界革命论”成了指导苏联制定对外政策、开展外交活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被强行灌输给人民并掌握了人的灵魂之后就成了某种神圣的东西，一种充满神秘使命感的政治理念。在俄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意识形态取向一再成为制定对外政策、进行对外交往的重要资源和支配因素。

冷战后的变化

同任何文化一样，俄罗斯政治文化亦具有历史延续性，其基本内容和特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但它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的变迁、地缘环境和国际关系的演化，其中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印记。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版图、实力、地缘环境和国际地位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版图大大缩小，从最强盛时的2200万平方公里缩减到目前的1707.5万平方公里，沙皇时期几个世纪的扩张成果几乎丧失殆尽，其西部边界收缩了几百公里，回到了大约16世纪末的状态。其经济总量在十年内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约6%，工业生产下降了70至80%，投资下降了80%以上，人民的生活状况明显恶化，军事投入和军事实力严重萎缩。由于从东欧撤退以及东欧各国纷纷倒向西方，加上中亚、高加索一些民族的独立和北约东扩，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地缘政治中心更加暴露和危险。在国际舞台上，俄罗斯的地位也大不如前，不仅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难以发挥关键作用，而且其自身利益不断受到别国的蔑视和侵犯。这种严酷的现实不可能不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产生强烈冲击，它对俄外交政策的影响也与过去明显不同。

第一，由于实力急剧衰落，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情结渗透了更多的历史怀恋和渴望复兴的色彩。帝国(或超级大国)的建立必须以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基础，在俄罗斯历史上这主要是指军事力量。俄国几次向西方学习和进行西方化改革，直接目的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冷战时期，“被称作苏联的俄罗斯”(布热津斯基语)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领导者的地位。它实力超强，影响遍及全球；它是东方世界的霸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共产主义信仰的捍卫者。这种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威望极大地满足了俄罗斯民族的帝国欲望，大大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使帝国意识极度膨胀。冷战结束后，俄罗斯未能从这种令人目眩的帝国意识中迅速摆脱出来，而是幻想同美国并肩领导一个新世界，只是在经历了种种挫折和失望之后幻想才终于破灭。俄罗斯政界也认识到，美国所希望的并不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强大对手，继续追求某种“超级大国”的目标只能是妄求，俄美“‘平等伙伴关系’构想从一开始就是不现实的”，“俄罗斯目前只是一个衰弱的地区性(欧洲)大国，它只保留了一个全球标记——拥有核武器。”[19]布热津斯基更认为：“俄罗斯现在是一个贫穷的、原始的国家。除了几个城市，俄罗斯很像印度。”[20]但是，几百年来俄罗斯已经习惯于被当作一个世界强国来对待，其帝国情结不可能一夜之间消失，追求世界强国的地位和作用依然是俄罗斯始终不渝的战略目标。而在经济上实现复兴，军事上巩固超强地位，精神上强化对苦难的忍耐和“对俄罗斯近三百年来大国地位的回忆”，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普京执政后已明确将复兴俄罗斯经济、恢复俄罗斯大国形象和重塑民族凝聚力作为他的努力方向。这必然会对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由于旧的意识形态已经崩溃，而新的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尚未形成，因而俄罗斯社会陷入了某种程度的思想混乱，从而也使俄罗斯失去了推行“救世主义”的信念。推行“救世主义”，通过对外政策向外推广和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明体系，“需要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就是该文明自认为是人类文明最优秀的代表，自认为负有拯救和改造世界的‘天赋神职’。这时，意识形态就融合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价值观念就成为国家利益的一种化身”[21]。沙皇时代的东正教和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思想都曾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体现。冷战结束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俄国彻底崩溃，东正教在经过苏联70多年的压制后也不可能重新成为俄罗斯社会的主流意识，世俗化的进程已将宗教的作用限定在一个狭小的空间。1988年至1992年，莫斯科曾试图在某种“全人类价值”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对外政策，结果证明太富于幻想。此后，出现了诸如“自由主义”、“左翼社会主义”、“西方主义”、“民族主义”、“欧亚主义”、“激进主义”、“新保守主义”、“政治权威主义”、“平民主义”、“国家主义和强国思想”、“经济实用主义”等十几种社会思潮，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为全社会所接纳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思想。叶利钦曾号召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们为寻找和创造新的国家思想而奋斗，俄半官方的机关报《俄罗斯报》还为此悬赏2000美元。“但能为国家所接受的国家思想仍然没有找到。”[22]俄罗斯人认为，在上述各种思潮多姿多彩的表面下，国家实际处于意识形态“真空”状态，许多重大问题，社会无法作出回答。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俄罗斯必将陷于精神危机。这在目前表现得异常明显。塞缪尔·亨廷顿甚至形容俄罗斯已成了一个精神分裂和精神“沙漠化”的民族。[23]与思想领域的窘状相对应，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也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动力。

第三，面对冷战后迅速崛起的东方和日益一体化的西方，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和畏惧感开始在东西两个方向上同时出现，其对外政策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在历史上，西方代表着先进，东方则意味着落后。面对比自己更强大和更发达的西方，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感受着来自西方的压力和威胁。冷战结束后，西欧联合进程快速发展，在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政治一体化和东扩也正式启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各国也在改革中迅速崛起，综合实力大幅提高。与此相对照，俄罗斯则在“休克疗法”中一蹶不振，其实力第一次在东西两个方向上都显著下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俄罗斯周围的国家和地区在发展速度和发展活力上第一次超过了它。而未来多极世界的一些极正在直接靠近俄罗斯边界的地方形成。”[24]这使俄罗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压力。不仅北约及其成员国被认定 为对俄国家利益的主要威胁，而且“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也获得了一定市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蔑视以及俄罗斯与东方国家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存在，更加剧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和畏惧感。“在美国，人们期待着俄罗斯被战胜者式的行动，这种行动俄罗斯政治学家普什科夫称之为‘德日模式’。美国将俄罗斯追求与西方建立伙伴关系的努力理解为俄罗斯放弃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不反对北约东扩、与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永远保持一致立场、归还日本库页岛等等的许诺。”[25]布热津斯基甚至“建议使俄罗斯变成一个自由的联邦，由欧俄部分、西伯利亚共 和国和远东共和国组成”[26]。就是说，在布氏看来，俄罗斯的继续分裂符合美国的利益。北约东扩以及美国对前苏联各共和国的渗透引起了俄罗斯日益强烈的不安，俄对西方国家的真实意图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中俄之间、日俄之间历史遗留的领土纠纷以及新出现的所谓中国向远东地区“移民”等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俄罗斯某些人士的忧虑。这种来自两个方向的威胁感促使俄罗斯对其外交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一方面，它开始将合纵连横、利用矛盾、维持多极均势的策略同时运用于东西两个方向，在西方国家之间和东方国家之间寻求一种最佳的平 衡点，同时在东西方之间实行均衡外交和制约外交，以求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

第四，冷战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整个世界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西方化”的倾向，对于俄罗斯来说，西方化是其实现复兴的必然选择，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是其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冷战结束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西方的价值观念、认知标准和体制制度随着西方先进的商品和技术迅速传入世界各国，东方因素普遍受到削弱或限制。这是冷战后世界发展的明显趋势，只不过这种趋势在不同国家的表现程度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历史上，对外战争的每一次失利或挫折都会引起俄罗斯的改 革，而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向西方学习，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实行西方化。尽管俄罗斯不认为冷战的终结是它的失败，但冷战的结束确确实实使它落入了一个十分困难的境地。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化是其必然选择。曾几何时，俄罗斯新领导人认为，告别过去，“向西方看齐”，走一条西方式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就会在一两年内踏上文明和复兴之路。因而在经济上实行了激进的、富于幻想的“浪漫改革”，在对外政策上则完全倒向西方，一厢情愿地投入西方世界的怀抱。然而，“西方派”浪漫改革的失败却又引起了某些东方因素的复归，也刺激了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的复活，俄罗斯政治威权主义的加强正是这种思想变化的表现。但是，面对以西方化为特征的全球化趋势，俄罗斯已不可能再回到从前。尽管主张东西方并重的思潮在俄罗斯极有市场，但西方化的价值取向仍比较明显。它整体上仍在西化，只是速度、方式有所不同。反映到它的对外政策上，就是将西方作为其外交的重中之重。实际上，在俄罗斯的整个对外战略架构中，它更注重与西方的关系，更期望西方的接纳，发展与东方的关系是为了进一步推动西方化，“与中国的关系对俄罗斯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预备队”[27]。俄罗斯要加入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争取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都离不开西方的支持，而与东方的合作并不能完全补偿俄罗斯被西方排挤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与西方的合作首先是指与美国的合作。正因为如此，某些俄罗斯人士指出：“在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中，没有什么比俄美关系更为重要的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俄罗斯外交活动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美关系的状况。美国因素在俄罗斯外交中仍处于首要位置。”[28]

在历史的长河中，俄罗斯在每一次沉沦之后似乎总能获得一种凤凰涅般木式的再生。其中俄罗斯独特的政治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前俄罗斯重回世界大国的进程中，其政治文化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