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在北京图书博览会BIBF主宾国文学之夜活动中，韩国作家黄晳暎，还有中国作家刘震云，与读者分享了他们的文学精神与艺术创作。

黄晳暎的很多小说，都让人能感受到与奥威尔《1984》相似的震颤，比如《峡谷》。当然，与他小说一样丰富精彩的，是他的人生。这个作家和他的作品，包裹着太多变革年代里被疯狂挤压的人性。那种人性特点，不是孤立的，也体现了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国民性。

而在这次文学活动中，刘震云谈的，恰好就是国民性。他说，“中国的国民性自鲁迅时代以来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适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源于他对周边环境的恐惧感，今天我们身边这种恐惧感仍未减少。不仅没有减少，相反，中国人现在除了恐惧，还缺乏对未来的远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民性问题。”

这短短的几句话，相信可以在很多人内心激起巨大的共鸣。当然，不论在任何时候，谈国民性问题，都不是轻松的事。任何批评国民性的话语，都很容易招来太多鄙薄的口水。这一点，连鲁迅都不例外。这世间，又有谁还能像鲁迅那样内心强大，思想通透，表达有力？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始终没有人有勇气去正视国民性问题，也就不可能培育出更加成熟理性的未来一代。

“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适用”，刘震云这样说，还让人想到一个批评家，也算是鲁迅那个时代的人吧，叫钱杏邨。这个人早在1928年3月就写过那篇著名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那时，他就嘲笑鲁迅过时了，那种以幽默刻毒的姿态，展现黑暗的、无法把握的社会变动，已经不合时宜了。然而，此后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却用太多的事实在证明，阿Q时代没有死去。原因很简单，正如刘震云所说，生活中依然充斥着那种精神胜利法。

阿Q是个泛指，国民性是宏大命题，精神胜利法是复杂的方法论。周作人曾说：“阿Q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茅盾也说：“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在今天，面对这个社会呈现的世情冷暖人间百态，很多人在寻求人性解决各种问题的时候，面前站着的对象，恰恰还就是那个阿Q。对于阿Q的身份，现在人们也更认同一种说法——流氓无产者，纠缠着太多投机、怯懦、麻木的人性。

这个时代无数人的内心，也都会有一种无根感。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权利没有保障，经常会遭遇强权的欺凌，又寻找不到正义通道，久而久之，也就看不到一种可以安定内心的秩序存在。于是，对现实就越来越充满恐惧感。如同刘震云所说，还不止是恐惧，也缺少对未来的远见。在这种情况下，无数迷茫、盲目、麻木的现代人，也就在过着类似阿Q般游荡的人生。特别是，每当到这个时代出现那种“底层互害”现象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阿Q被曾经嘲笑过的王胡动手打了之后那种“无所适从”的状态。

“无所适从”，不同样就是这个时代各种阶层人群的表征吗？从某种意义说，在今天，阿Q精神的适用，甚至已经不止于所谓的“底层群体”了，而是在向更大的人群辐射。这样的国民性，其实才是更可怕的。比如，最近钓鱼岛问题引起很多民众激愤，一些人在砸自己同胞用血汗钱购买的日系车中，就找到了那种“革命”的快感。至于像陈光标那种扔钱给外国报纸做广告来做“保钓营销”的行为，更是被贴上“爱国商人”标签狂热追捧。这时候如果谁持有异见，至少会招来与“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相似的论调。

在现实中，有太多人都会不自觉地选择精神胜利法来给自己打强心针，来对现实生活的失败进行否定。可是，我们不得不悲哀地发现，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拥有一种失败感而泪流满面。拥有的爱情因为没有房子丢了，拥有的房子因为强拆没有了，拥有的上升通道因为潜规则堵住了，甚至连多年存放的养老金都有可能会沉入某个黑洞中，于是，无数人都只能一次次靠精神胜利法来赋予自己强大的心理机制，因为看不到制度性突破带来的道德性转变形成的理想秩序。

本来，在这个时代，只能靠文明与价值来实现改变和影响。然而，冷漠、麻木、迷茫，带来太多的恐惧与虚空，让我们还是不得不面对着一个未曾死去的阿Q时代。辛亥革命未能解决鲁迅那个时代的国民性问题，那么，这个时代正在和即将迎来的各个领域改革，能为解决国民性难题提供一次最大的契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