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的时代。国际上通常的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按照上述标准，我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目前，我国65岁及以上老人所占比重已经接近10%，而根据2013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预测，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将提高到18.2%。人口老龄化问题关乎我国未来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必须对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及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以便及时调整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加以应对。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成因

表面上看，人口老龄化产生的原因比较简单，即出生率下降、人口寿命提高。但是，受社会发展的客观因素影响，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形成背景有一定区别。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既受到人口转变的一般因素影响，也受到计划生育的特殊因素影响。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一般因素：人口转变规律

从理论上讲，人口转变是指在现代化进程中，人口的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逐渐向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转变的过程。一般来说，按照出生率和死亡率的高低不同，可以把人口转变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第二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增长率；第三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人口增长率。从国内外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来看，人口转变的起点一般是高位均衡阶段，而终点则是低位均衡阶段。可以简单理解为，人口转变进入低位均衡阶段时就表明人口转变基本完成，同时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开始逐渐进入老龄化阶段。根据国际惯例，可以认为2003年是我国人口死亡率变化的拐点。综合考虑“自然增长率标准”和“死亡率拐点标准”这两大标准，在2006年我国就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殊因素：计划生育政策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那么我国人口转变过程持续的时间可能会更加漫长，由此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也会更加缓慢。纵观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原因在于两个方面的“夹击效应”，一方面是政府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生育率的降低，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家庭生育决策的改变。从70年代末期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开始，通过三十多年不断的宣传和教育，并辅之以相应的经济手段和一定的行政手段，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初步估计受该政策影响我国少生了4亿人左右。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我国是世界上生育率下降非常显著的国家之一，并完成了从典型的高出生率国家到低出生率国家的转变，这充分说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我国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老年人口的基数大

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这个规模跟现在的欧洲三大国（德国、法国、英国）的人口总量是相当的。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可以预计，到本世纪中叶的时候，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可能达到4.5-4.7亿，这取决于今后的出生率包括生育政策的调整。当然，我们的高龄老人还有失能、半失能老人也多，也是总量大的一个特点。

（二）人口老龄化速度快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未富先老”，另一方面是老龄化的增速快。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比较高，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也比较缓慢，所经历的时间长达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从而为人口老龄化做好了准备，能够很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可以说是“未富先老”。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的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左右，而发达国家是在人均GDP达到5000-10000美元水平时进入老龄化的。并且，今后我国将经历一个老龄化率急剧拉升的阶段。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老龄人口比重提高了3个百分点。而2010年之后的40年，每十年老年人口比重将分别提高4.7、8.0、5.2、5.3个百分点。到2030年时，我国的老龄化水平将和2010年的德国水平相当，到2040年时，我国的老龄化水平将和2010年的日本相当。

（三）老龄化进程不平衡

不平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城乡的不平衡，农村老年人口比例高于城镇，农村老年人口比重15.6%，比城镇高4.7个百分点。二是区域不平衡，东部快于西部，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而整个西部地区直到2012年才进入老龄化社会。如果按照户籍口径，现在上海老龄化水平已经达到了27%，而西部地区如西藏和新疆还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三是结构不平衡，我国出生人口存在大起大落的现象，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现象比较突出，老龄化进程也有明显阶段性的不均衡。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次生育高峰，第一次是1950-1957年，第二次是1962-1972年，第三次是1981-1990年，在第一次出生高峰和第二次出生高峰叠加的时候，老年人口比例将一下子急剧拉升提高8个百分点。

（四）老龄化承载基础弱

首先，制度准备不足。我国的养老政策体系处在初创和完善阶段，近几年，我国修订老年权益保障法，部门和各地出的法规规章以上的规范性文件有二百多项，然而实际上在一些领域还是有空白。其次，资金准备不足。社会养老保险作为一项兜底的保障措施，按照当前的征缴和支出水平，以及考虑到欠费、统筹、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局部地区存在收不抵支的风险。再次，人才准备不足。我国的养老和护理员工作收入比较低，职业认同感较差，而且由于规范化培训尚未广泛推开，人才供需缺口比较大。同时，养老机构的管理人才也较为匮乏，经验不足。最后，设施准备不足。2014年我国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养老床位数只有26张，而发达国家是50-70张，其中还有一部分是社区照料中心的一些非护理床位。

三、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考虑到可能的生育政策调整，预测到21世纪末，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将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快速发展阶段、急速发展阶段、缓速发展阶段及高位稳定阶段。

（一）快速发展阶段（2015-2021年）

从2015年到2021年为快速发展阶段，同时我国人口处于轻度老龄化阶段。在此阶段，我国老年人口迎来第一个增长高峰，将增长到2.58亿人。这一阶段增加的老年人口属于“50后”，他们的思想观念、收入水平、生活方式不同于“30后”、“40后”，不仅消费能力强，而且只有少部分人赶上计划生育，大多数有3个及以上子女。这些子女是“50后”老年人经济来源的主要补充，但这些子女目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不太可能为其父母提供家庭养老服务。不过，他们是发展老龄金融的重要客户群体，这一阶段是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黄金战略准备期。

（二）急速发展阶段（2022-2030年）

从2022年开始到203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迎来第二个增长高峰，也是21世纪老年人口增长规模最大的一次，由2.58亿增长到3.71亿人。老龄化水平在2024年达到20.3%，开始过渡到中度老龄化阶段。到2023年前后，老龄人口将超过少儿人口，标志着我国从主要抚养儿童的时代迈入主要抚养老人的时代。这一阶段的老年人口主要是“60后”。这批人经历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子女数量锐减，城市老年夫妇平均不到1个子女，农村老年夫妇平均也只有2个子女左右。这批人思想观念开放、生活方式现代化、经济实力也比较雄厚。

（三）缓速发展阶段（2031-2053年）

从2031年到2053年为缓速发展阶段，我国人口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在此阶段，我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人口总量开始减少，老年人口增长态势放缓，由3.71亿人增长到4.87亿人。这一阶段增加的老年人口大多是“70后”，他们中很多人拥有巨大的老龄金融资产，将是老龄产业的直接消费者和间接消费者。在此阶段，我国老龄产业发展进入成熟期。

（四）高位稳定阶段（2053-2100年）

从2053年到2100年为高位稳定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我国人口持续处于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增长期结束，由4.87亿人减少到3.83亿人，人口老龄化水平始终稳定在1/3上下，高位运行，形成一个稳态的重度老龄化平台期。

四、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联合国有关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无声的革命，足以影响或改变未来。毫无疑问，人口老龄化将成为我国基本国情的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长期的变量。

（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老龄化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潜在经济增长率面临下行的压力。特别是人口红利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低这一比较优势下降乃至消失，将明显影响制造业出口利润。2012年是我国劳动力供给的一个拐点，15-59岁人口第一次绝对减少了345万。按照目前的趋势预测，2010年到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由9.4亿缩减到7.1亿。其次，老龄化使人口结构老化，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倒U型，由于退休金的替代率下降速度更快，最终导致全社会储蓄率下降，影响社会资本的形成，也会使消费能力下降，导致需求不足。在此情况下，政府财政面临收入减缓和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的双重压力，将严重制约政府直接投资和间接引导投资的能力。

（二）人口老龄化对结构调整的影响

完成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现代服务业等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任务都需要调整劳动力的结构，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从常理上讲，企业更倾向于向年轻的员工投资、对年轻人进行培训，而老龄化将使劳动力结构老化，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意愿降低，从而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力个体的生产率呈现先增后降的变化态势，一般是在40岁达到顶峰，此后明显下降。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位数将快速上升，到2030年45岁以下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四分之一，劳动力将整体老化，将对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创新驱动的影响

新常态下，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必由之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劳动力的绝对数是在下降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速从前些年的25%下降到近两年的20%，去年则进一步降至15.1%。因此，只能从全要素生产率上做文章，特别是在创新上做文章。而人口劳动力的老化将影响社会活力，明显弱化全社会创新创造能力。从需求方面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而人口老龄化可能不利于消费领域新产品、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年龄越大，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就差一些，不愿意接受新生事物。

（四）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

首先，老年人口增加将使政府公共财政在基本养老金、退休金、保险费补贴和医疗方面的支出增加。据测算，2015年到2050年期间，全社会用于养老、医疗、照料、福利与设施方面的费用占GDP的比例将来可能会接近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其次，人口老龄化改变家庭结构和规模，抚养比上升，削弱家庭的养老功能，导致家庭养老的风险增加，家庭的代际矛盾显性化。在这种情况下，2013年我国修订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年轻人要常回家看看。从全社会的角度分析，如果生育政策不变，未来我国劳动人口和老年人口之比将从上世纪90年代的7:1发展到本世纪中叶的不足1.5:1。社会抚养结构的变化将深刻改变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格局，容易诱发代际之间利益分配的矛盾。

五、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应对

首先，要把老龄社会作为21世纪中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认真对待。政府有关部门及全社会必须充分认识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严峻性，树立老龄意识，增强应对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挑战的紧迫性和自觉性。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把应对老龄社会的挑战列入未来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一。

第二，要充分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必须把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发展战略。要立足当前，在完善政策、加大投入、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同时，健全和完善老龄工作体制，切实解决制约老龄事业发展的体制性问题。

第三，要加快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在2030年人口老龄化最严峻时期到来之前，要在全国城乡基本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城乡老年人养老、医疗问题的妥善解决。

第四，要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制定老龄产业行业发展规划，颁布实施国家对老龄产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立老龄产业发展管理体制。立足城乡社区发展养老服务业，培育老年服务中介组织，培养专业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队伍。同时，大力研究开发老年消费品，培育老年用品市场。

第五，要加强对老龄社会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研究。建立综合性国家级研究机构，组织相关学科研究人员，把人口老龄化和老龄社会作为国家的重大宏观战略课题，立项进行攻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