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

随着信息技术的升级和移动智能的普及，网络社会从结构形态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万物互联的共享平台，数字缔结的社会关系，线上线下贯通的消费模式，以流量获得和转化为表征的资源分配与竞争，均标志着互联网从一个单一的“技术实践”进化为一种全面的“社会转型”。在人、数据与技术的深度交互中，流量不仅与每个人的生活高度融合，体现为一种社会化的生活方式，而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重塑了社会生产的渠道和逻辑，成为影响个体行动、重构社会秩序的支配力量。它不仅深深塑造着个体或群体的价值观念、消费和认同，展现出一种微观控制权力，而且悄悄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组织关系，呈现出一种宏观整合机制。换句话说，流量“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这是否意味着“网络社会”已经发展到新阶段，孕生出“流量社会”的新形态？“流量社会”得以生成、维持并快速结构化的机制和动力何在？本文循着卡斯特的思想路径，将“网络社会”作为一种正在变动的社会事实，“把革命性的技术变迁过程摆放在该变迁过程发生与形塑的社会脉络之中”，探究流量如何生产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及其带来的非预期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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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网络社会到流量社会：当卡斯特遇见鲍德里亚

如果说韦伯对卡里斯玛社会、法理社会之界分，涂尔干对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之阐述，贝克、吉登斯对风险社会之前瞻，都是对前现代社会、工业社会的现代性诊断，那么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就是在仍旧占据优势的工业社会门槛里，对社会变迁做出的“望远镜式”的宏观考察。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跃迁，是学界描画出的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轮廓，很显然，这是立足于物质生产的形式去界定社会的性质，并未跳脱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辩证框架。然而，当工业社会日臻成熟，信息科技推波助澜，生产力的构成从单一走向多元，对社会形态的框定和解释便不再囿于物质生产领域，而更多地贴近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点滴及个体关系形态。诸如贝克预言的“风险社会”、卡斯特勾勒的“网络社会”以及鲍德里亚叙写的“消费社会”，均横越人类生产和生活诸领域，超越简单的生产决定论和物质中心主义，多从人的感知和认同来反思现代性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信息科技为核心的新技术和新经济，催生了一种“正在浮现的新社会结构”。卡斯特将此新社会结构概念化为“网络社会”。“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新信息技术范式为网络化逻辑渗透、扩张和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用卡斯特的话说，这个社会变迁和信息技术汇聚而成的新物质基础——网络，标示了一种支配性的社会过程，因而塑造了社会结构自身。

如果说卡斯特是把信息流动当作社会结构的主要线索，从“技术—社会”范式入手分析网络社会的构成方式，那么鲍德里亚则把消费视为“一种操纵符号的系统性行为”，从“物的消费”向“符号消费”的逻辑转变中讨论现代社会的解构与重构。

无论是“技术—社会”范式下卡斯特对“信息”的核心作用之强调，还是“消费—社会”逻辑中鲍德里亚对“符号”的象征意义之凸显，这些均是在主客二分的线性话语体系中重构现实世界的一种尝试。然而，卡斯特所描绘的网络社会图景是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出的技术花朵，时至今日，网络不仅是资本主义全球再结构化的关键工具，而且是人类社会关系重组的基础形态。网络不再是一个看不见的虚拟空间，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实体，它搭建的电商、社交、娱乐、资本诸共享平台整合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传播者和接受者、线上和线下，其所蕴含的一体化、均质化、普遍化逻辑消弭了“现实—虚拟”“技术—社会”“主体—客体”的二元区隔，超越了技术决定论和消费决定论的线性关系。由是观之，网络社会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卡斯特“技术就是社会”的口号式话语真正成为大众共识和文化实践。

上述技术、社会与文化之深刻互动，既预示着一种网络社会的新形态已崭露头角，也开掘出笔者分析正在成型的新社会的切入口。这个新的社会形态与近些年信息主义的扎根拓殖息息相关。具体来说，信息技术的进一步生长和创新推动了资本主义系统重组的历史进程。占有流动信息、控制信息流动不仅是生产商品、追逐利润、抢占市场的决定性工具（资源取向），其本身就是商品、利润和市场（资本取向）。

反过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组过程历史性地塑造了信息主义，资本的网络化、数字化使信息数据的资本属性凸显无遗，使网络社会朝向信息资本主义阶段迈进。信息数据和货币资本已无需中介便可转化，我们的经济从金融资本主义悄然转向数据资本主义。

恰如卡斯特所预言的，信息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个技术经济的重组过程中历史性地融合在了一起，新的社会形式从这个历史性的融合中产生了，“由这个变迁过程浮现出来的新社会既是资本主义的，又是信息的”。这个正在浮现的新社会就是“流量社会”，它既是信息资本主义在具体社会层面的反映，也是信息流动、商品生产与消费、资本流通与积累深度结合的变种。

形象地说，流量社会是卡斯特和鲍德里亚在当下的相遇。它表明，无处不在的网络化生存和无孔不入的符号化消费在万物互联时代深度融合，构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整合逻辑——流量逻辑，改变了个体的思考方式和行为选择。那些泛滥的消费符号借助于数字化媒介和信息流动，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展开了一场悄无声息的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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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的流量逻辑及其支配下的个体

（一）流量逻辑的生成及其作用机制

不同于网络社会的是，流量社会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已经独立于传统的商品生产和服务，其本身成为热门的生产和消费领域。流量既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竞逐的目标，又能够像商品一样被创造和消费，同时，流量还可以标示特定对象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使其获得和货币资本一样的价值属性。更重要的是，流量蕴含的深层逻辑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塑造着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看待世界的眼光。

流量逻辑的生成与信息流动、符号消费这两个流量社会的构成要素密不可分。在流量社会，“信息赶不上媒介的发展”这一卡斯特式断言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信息不再是信息本身，而是“制造”流量的重要材料。发达的网络媒介使信息的解构越来越彻底，也为信息重组创造了便利，但网络媒介只对信息进行重塑和改造，至于何种符号可以从信息中被提取，再选择用怎样的方式对符号进行重组，最后以怎样的面目和形式呈现于公众视野，并与公众互动，这些均受到消费主义逻辑的支配。质言之，流量是通过信息数据对各类包裹着消费动机、欲望和需求的符号组合的可视化评价。

那么，为什么流量发挥的作用如此巨大呢？作为借助网络形成的信息流动、汇集形式，流量几乎涵盖了一切能够进入网络空间的内容：话题、信息、文本、视频、图片甚至人本身。换言之，作为一种社会关注度的表现形式，流量把一切事物纳入评价范围，并赋予它们公众讨论的热度和信息数据的峰值。但是，流量是数据产生、流动和聚合的即时呈现，因此其变动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相较于给物质商品“标价”的货币，流量的流通、评价功能更为灵活，并产生了一套独特逻辑。

首先，流量展示的并不是符号组合本身的价值，而是此种符号组合博得的关注度，换句话说，哪种类型和形象的信息迎合了大众兴趣和内心需求。流量最初表现的是受众内心的偏好和冲动，但当流量被消费裹挟，它不再单纯属于受众的表达，而成为投资者进行资本游戏、引诱公众消费的手段。在此过程中，流量展现的不只是双方在信息获得数量、速度和范围上的不对称，更是双方获得某些关键信号后的博弈和拉锯。与货币会贬值升值，物价会不断波动一样，流量的投资充满风险，在网络超级覆盖性的作用下，其波及范围和破坏力度会更大。

其次，流量的流通范围和扩散能力极强，却无法像货币一样等价兑换、转借和通用。作为一种标示和评价介质，流量本身只是一个虚拟数值而非等价物，因此无法如货币一般在整个社会实现交换和通用。这是由于信息数据无法脱离其标示对象而存在，它所呈现的每一个事物在特定时点的流量值均是唯一的，在社会中只能传播、扩散却无法被转借和兑换。

最后，流量产生的社会影响具有突出的维持能力。作为瞬时性与传播性极强的媒介，网络赋予流量无法控制的变动性和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流量热点一旦出现，便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控制，同时，尽管流量所标示的事物可能随时退出网络，但该事物造成的影响却会在波及范围内持续发酵，因此，流量影响很难通过外力控制，它只能被引导或者在一段时间后自行消亡。

（二）流量逻辑支配下的个体：从节点人到流量人

相较于网络社会，流量社会中的个体显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网络是网络社会形成和运转的物质载体，而网络最基本的构成单位是节点。网络形态决定了节点的内容和形式。网络中的个体实质上是无数节点的总和，每一个节点都有对应的网络空间，而这些网络空间是塑造个体身份和群体认同不可或缺的场域。正因此，笔者将网络社会中的个体称为“节点人”。置身网络空间的“节点人”都会扮演网络角色、开展网络行动去构建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

进入流量社会，“网络处理的是数据流，流是循环于节点间连接线路上的信息串。”数据流取代节点一跃而成为网络社会的关键要素。更重要的是，资本推动的商品生产和消费借助快速流动的信息数据蔓延开来，甚至信息流动速度和规模本身已成为可供消费的商品和可能变现的资本。网络空间已经被消费主义渗透和侵蚀，成为被流量“明码标价”的消费场所。无一幸免的人们或主动选择成为海量数据之中的一个分子，或不知不觉地成为被影响和引诱的潜在流量源。

这些被流量逻辑操纵的个体，已经显现出“流量人”的属性和特点，即个体成为流量的俘虏，其行动轨迹被注意力争夺所牵引，他们既创造流量又反过来被流量控制。

一方面，信息流量及其调节能力可以转变为等量的货币资本，追求信息的积累、规模（即所能获得关注度的多少）和流动速度，以提高信息技术来促进信息生产和信息处理两个面向的互动循环，提升处理信息更高层次的整合度和更高频次的流传度，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亦是“流量人”的自我价值追求和社会资本来源。

另一方面，“流量人”将信息流动等同于权力的生产。信息流动不只是组织和生产中的一个要素而已，而是支配了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全部过程。信息流动与社会生产间的“接合”（卡斯特语）已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经验。

从“节点人”到“流量人”的转变，预示着网络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也意味着个体生存状况的深刻变革。作为一个新事物，“流量人”缺乏历史经验的继承和制度环境的护佑，其表现极不稳定，极易受到大众情绪的撩拨和消费资本的操纵；其生存极其脆弱，容易受到信息资本主义的裹挟和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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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社会的实践形态：分层、消费与审美

（一）社会分层标准的变化与流量权威的产生

韦伯式分层标准参照的是看得见的、物化的因素，依据机器生产的基本原则，适用于商品生产取向的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的分层标准强调一种“名实相副”的对应性。具体来说，权力的分配离不开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声望的获得与知识储备、道德涵养、生活方式密切相关，财富的积累则源于商品生产创造的价值及其转化。

在流量社会，流量日益成为一种新的分层标准，超越了韦伯式的三维划分方式。流量社会的“声望”并非基于一个人真实、完整的自我。按照戈夫曼关于角色的“前台”和“后台”框架，受众关注的是网红博主建构和展示出来的“前台”“人设”，而不是“表里一致”的完整个体。流量社会的“声望”在数据资本推动下，更加注重的是包装、修饰之后的角色表演，而传统意义上的“声望”的真实积累过程则被排斥在流量之外。

财富的获得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而是资本市场、信息媒介、社会大众利用信息数据多维互构的结果。

最后，从权力维度看，流量权威的“制造”明显有别于传统权威的形成过程。科层权力并不属于具体个人，而是源自职位需要以及个人对职位的依附，人隐身在职位和身份之后，权力只是暂时地为人所用。与之迥异的是，在流量社会，流量权威遵从的不再是科层制原则和个人对职位的依附，而是主体黏性。所谓黏性，意指流量只与产生它的主体有关，是基于主体被建构的符号和内容文本所引发的信息聚集，一旦主体退出信息场，这一流量权威就会瞬间消失。

总之，作为一种新的分层标准，流量不仅包含诸如“声望、财富、权力”这些传统维度，还对韦伯式三维标准进行了演化和变异。流量抹杀了等级划分的领域性和多样性，它极具渗透性地打通了三维分层标准之间的隔阂，将其统一为一个直观显示的数字。流量分层标准的确立，意味着重新评估人或物的价值，居于流量金字塔顶端的事物同时享有财富、权力和声望混合的利益集合，但它们依赖的不再是固定的组织规范和常规的生产劳动，而是消费娱乐的刷屏人气和数据积累，它们享有的利益源于流量制造的符号形象和数据资本。流量分层既是看得见的，也是看不见的。

（二）消费形态变化及注意力经济的形成

流量社会的大众消费与信息流动在算法科技的推动下实现了捆绑，围绕流量逻辑展开的消费过程正以纷繁多样的面孔进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流量消费使消费者的整个生活和社交都是厂商营销的对象。面向消费者生活圈和社交圈的网络营销加速了消费主义对个体日常生活领域的渗透和殖民。

当人们展开衣、食、住、行、用等日常行为，都习惯性地点开网页查阅销售量和评价状况之时，流量逻辑已悄然渗透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使标榜与众不同的符号消费汇入大众不约而同的趋同潮流。

从消费行为的发生来说，流量逻辑是一种与市场逻辑不完全一致的深层影响机制。市场逻辑强调实用价值取向，追求商品价格和价值的相符，而流量逻辑追求的却是关注度和影响力，凸显公众注意力取向。流量其实代表了在符号爆炸的社会，某些符号组合形式的胜出，而符号组合的增殖和创新经常会对市场逻辑产生冲击，甚至改变市场风向。由此，市场和资本甚至成为数据流量的俘虏，流量逻辑成为和市场逻辑、道德逻辑并置的第三种形态。如果说农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土地”，工业社会的核心资源是“能源”，那么信息社会的核心资源就是“注意力”，其基本组织形式亦有别于工业社会的科层制，而是基于流量数据的“名人体制”，即将注意力作为稀缺资源，收益呈递增态势：你越有名，就越有价值，随之吸引更多的注意力。

注意力经济的本质就是流量经济。在流量社会，信息是无限的但注意力是稀缺的。作为注意力的具象化，流量是标示事物价值和价钱的一种社会安排。除了影响消费行为，在一些情况下流量还会影响资本进退、市场选择，创造出新的消费热点，流量、消费和资本的互构成为推动生产的关键性力量。由此观之，流量消费已经超越了传统消费的市场主导逻辑，其背后是资本运作和符号消费的合谋，是信息资本主义的胜利。

（三）颜值正义与社会审美取向变化

当商品消费从实用性转向符号性，人对审美的定义也发生极大变化。在网络中，身体成为被娱乐消费大肆侵占的场所，个体消费总是从修饰、塑造自己的身体开始。围绕身体展开的身份构建（“标签”）和角色演绎（“人设”）成为个体消费、取悦自我的基本方式。而这些带着“标签”、“人设”的人物形象又借助网络媒介进入受众视野，成为他们关注、对照和模仿的对象，这是自我身体的二次消费。在消费对身体的反复浸润中，流量是信号和动力，即人们在构建身体的网络形象时，一切都是服务于如何获得关注和创造热度。

从身体本身来说，人的身体实践有两种形式：即工业社会中作为资本的身体实践和后工业社会中作为偶像的身体实践，而这两者均涉及身心投入。对身体实践的价值进行估价和衡量，前者依靠生产原则，即多劳多得；后者基于流量原则，即被关注的越多就越有价值。“皮相审美”就是流量社会围绕身体实践的审美新趋势。而“颜值正义”的网络流行语正是皮相审美的极端诠释，即“长得好看就是正义的代表，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正确的”。

皮相审美的形成动力何在呢？它并不只源于身体的美感（颜值取向），更多在于外部环境的形塑（社会取向）。“男色消费”就是女性视角和皮相审美彼此建构的消费形态。一方面，随着女性市场地位的崛起及其消费能力的提高，对女性审美的迎合成为趋势。另一方面，凭借互联网和消费主义的合谋助推，性解放浪潮对女性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女性通过性解放被消费，性解放通过女性被消费”。

个体只要具备了一些模式化的符号组合和角色演绎，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网红”，审美在此被彻底卷入资本运作之中，受众欣赏追捧的不再是独特的艺术和创造，而是沉溺于一种由大量文化符号刺激产生的晕眩。

大众审美成为一种功用性美学，流量成为主导审美活动的参考性指标，但遗憾的是流量所能展示的只是哪种人或事物更受欢迎，而不是它更有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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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社会的认同建构及其潜在风险

（一）流量社会的秩序整合与认同建构

信息流动成为人们展示、交流、联结的材料和工具，参与式文化在这一时期悄然兴起，而认同亦成为一种基于个体体验和信息流动的暂时性同意，即人们因为对于某个人、物或议题有共同兴趣、相似看法而短暂地结合在一起。有别于工业生产时期的功能性整合，暂时性同意是一种策略性整合，其中心明确、整合迅速，但议题变动性、成员流动性极大，内部关系脆弱、无法长期维持。

流量逻辑“制造”的暂时性同意拓展了福柯“全景敞视”之思想界限。进入流量社会，多数人监视多数人的全景模式被打破，多数人观看少数人的“窥探文化”成为主流。在流量资本推动下，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少数人”脱颖而出。在此，认同不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对某个具体事物本身的认同，这就形成了鲍曼所谓的“衣帽间共同体”或他在康德“审美共同体”基础上提出的“钉子共同体”，即一种依据焦点对象建立起来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的认同感并非来自真实互动，而是源于对流量营造的注意力中心的依附以及对这一空间氛围的认可。

虽然线上沟通促进了更为开放的讨论，赋予人们表现真实情感的机会，却始终伴随着极高的“线上友谊终结率”，一句不愉快的话便可能导致切断联系——永远切断。但进入到流量社会，这种终结率不再是问题的关键。人们在与某个人交流或进入某个圈子时，关注的不是自己能否获得稳定的社交关系，而是这个圈子的热度和氛围是否符合自身预期，或通过社交平台上自己获得的粉丝数量和发布内容的浏览量来评估自身价值。

（二）流量社会的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

1.流量鸿沟离散社会凝聚力

流量鸿沟既是数字鸿沟的延续，也是数字鸿沟的变异。流量鸿沟杂糅了技术接入、使用和知识获取上的诸多差异，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状况。在流量社会，互联网成了一个大型商场，信息化的万物互联和商业化的信息互动是一个交织伴生的过程。市场化的流量逻辑使人际隔阂和社会壁垒不再仅仅是信息获得的不对称（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而是对信息符号的差异化改造和不同解读带来的认同差异（各种使用者之间）。流量鸿沟是存在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细微而明显的裂痕。

一方面，基于算法的搜索引擎和信息推送使个体只能顺着其结构使用主流网站，定制性的流量信息也绑架了用户，使他们只能囿于自己熟悉的内容领地，而无法知悉新领域和异见者。这导致信息传播更易被资本捕获、被政府控制。另一方面，网络社交虽具有显著的开放性，但交往动机已经转移，人们不再把交流视作关系建立的必需过程，也不再把建立稳定关系看作交流的必然结果，而是将其视为一种获得赞同和寻求共鸣的手段，只要议题消失或观点分歧，这种脆弱的联系就会迅速终结，从而加剧社会不稳定。在特定社交群体中，一些人只愿意和兴趣相投、意见一致的人交流，圈层壁垒无法打破，社交的排斥性不可避免。这一切貌似自我兴趣使然，实则被流量资本圈限。

2.流量权威操纵公众注意力

互联网市场化对于用户的追求“倒逼”网络资本向大众“靠拢”。作为资本化身的流量权威所固有的黏性和传染力是这种“靠拢”的直接体现。受众一旦被某一流量权威吸引，他们就会自愿进入到以此权威为中心的空间，成为创造流量数据的劳动力（“数据劳工”），实现流量再生产。流量对时空的抽离及其跨界属性，使流量权威可以跨越领域界限（“出圈”），成为持续生产（“炒”）和反复消费（“蹭”）的对象。

3. 流量审美掏空文化创造力

进入流量社会，信息流量成为社会审美的筛选和分级标准。消费行为逐渐受制于流量筛选机制，其集中表现为呈现在大众面前的热销品都具备极高流量，消费过程由个体对商品服务或消费符号的自主选择变异为流量逻辑支配下的被动选择。

同时，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分级标准，流量几乎打乱了原有的基于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分层体系，这导致很多想要获得社会影响和物质财富的人，不再遵循原有的秩序标准去积累实力，而是选择一些博人眼球的、猎奇的形式来迅速在流量社会占据优势。文化内容生产从文字印刷转向视频直播便是直接证据。占有极高流量的事物并不一定有真正的价值，它只反映了人们对某种符号营销的偏好。

大行其道的皮相审美已然蔓延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带来了过度强化的外在审美，使人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在视觉上的效果和表层的情绪体验，最终导致精神审美的缺席和审美内容的空洞。长此下去，文化创造的内生动力和内在美学将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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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在数字时代，我们如何给方兴未艾的网络社会重新“画像”，廓清网络社会已然“脱颖而出”的新形态？贝克对19世纪早期以来至21世纪门槛上的欧洲社会做出了“望远镜式”的宏大观察，其研究方式“不是沿着社会研究的经验路线进行的”，但提出的仍是“包含了一些立足于经验的、投射性的社会理论”，试图实现这样一种理论抱负：“在仍旧占据优势的过去面前，改变正开始成形的未来”。他前瞻性地指陈：“现代性正从古典工业社会的轮廓中脱颖而出，并缔造了一种崭新形式——‘风险社会’。”同样，我们可以说，网络社会已经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化，“流量社会”正在形成。流量已不再是网络社会发展的一个要素，它成为了社会本身，我们每个人都深陷其中。

与以往其他社会类型相比，流量社会的最大特征在于，它并非基于生产力变革产生，而是消费主义和信息主义“合谋”对社会的深度殖民。它以数据流量为标准，以注意力捕获为手段，通过参与式文化和体验式消费将每个人转化为集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于一身的社会类型。在这一过程中，一切物质、议题、话语均被编码为信息数据，再被解码为文本和符号，借由流量筛选机制被重新编排投放市场。作为融合网络社会和消费社会的新形式，流量社会以其算法工具和注意力至上的原则，把具有极强生产力的信息技术和凸显个性的消费选择彻底混溶，重新建构出一套全新的整合机制。流量逻辑的统治力使我们终于明白：“为何信息是我们社会组织的主要成分，以及为何网络之间的信息和意义流动构成了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线索”。

在流量社会，符号爆炸走向了符号竞争，自我表达蜕变为自我经营，商品销售变成了网红推广，散布于社会角落的数据流量已经引发了从个体到组织的流量焦虑。对于个体来说，如何通过自我展演和形象建构来获得关注，已经成为了线上线下行为的主要动因；对于组织来讲，如何在短时间掌控流量动向，使其满足政治维稳、经济扩张的各种需求，成为了它们采取措施的关键所在。诞生于网络社会的流量终于实现了对社会本身的规训和重构，所有进入网络的个体无论是否将自己塑造为流量中心，都已经成为了流量社会的一份子，即通过寻求赞同来建立社交关系，被动接受在流量筛选中胜出的文本和商品，多样化的审美最终被同质化为价值消解和关注度至上。

总之，作为一种微观控制权力，流量已经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指出的，“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称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动作。”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流量社会中的个体都既是这一权力的缔造者，也是实践者和被形塑者。至于这一社会形态将如何发展，仍需要持续考察和研究，但这一点是明确的：我们唯有跳脱出技术决定论和物质中心主义的狭隘阈限，站在网络社会和消费社会这两种社会形态的交汇地带，对当下社会进行“望远镜式”的尝试性描摹，才能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做出有价值的预测，而提出“流量社会”这一概念的意义正在于此。

原文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全文约22000字。为方便阅读，以上内容为作者主要观点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