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回答了“诗写什么？”的问题。“诗言志”命题的核心是“志”，“诗言志”命题明确指出了诗歌写作对象为“志”，“志”是诗的内容，“志”是“诗”所要表达的中心目标。从诗”与“志”的关系来看，孔子在楚简《诗论》中说 “诗亡离志”，明确了没有“志”，就没有了“诗”。“志”是“诗”的本根，“志”是作为诗的核心。那么什么是“志”呢？

许慎的《说文解字》据篆文将“志”分解为“心”和“之”两个部分，释作“从心，之声”， “之”在甲骨文里有“往”的意思， “志”相当于今天的意向。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据大徐本录作“从心之，之亦声”，“志”亦可解作“心之所往”或“心之所之”， “志”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意念。闻一多先生则将“志”分解为“从止从心”，取“停止在心上”或“藏在心里”的涵义，闻一多先生在《神话与诗》之中作了考证，认为：“志”的含义经历了三个阶段：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

闻一多先生认为志到了汉代主要是第三个阶段的含义，志主要指的是人的志向和怀抱。其实，“志”在第一第二阶段具有的“记载”的含义，我们今天依然使用，比如我们说“地方志”“语言志”“志书”等时，就是这个含义。“志”在第三个阶段的“怀抱”，既可表示心所蕴集，亦有志向或意向的指称，是指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我们将《说文解字》和《说文解字注》的两种解释结合起来，用“怀抱”一词解释“志”也能包容意象和意念。

朱自清先生强调：“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 []指出在礼乐文明制度确立后，和“诗”相联系的“志”主要指和政教、人伦规范关联的人的志向和怀抱。“志”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就是和个人的思想感情交融的志向、理想、思想，偏重于人的内心世界的理性方面，在先秦时代儒家所说的“怀抱”之“志”，主要的是指关乎国运盛衰的政治、伦理、文化、风俗的社会意识，在儒家经典中的“诗言志”，主要表现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利内容，重于理。但是“志”因具体情况不同，有巨大的差异性和包容性。

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在诗人的审美观照下得到升华，进入自我超越的境界，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可供传达和接受的诗思。

“志”即使在儒家典籍中也有着不同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的其他内涵，在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时，也没有排除感性的抒情，而是有着广阔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伸缩性的。我们先来看在《论语》中孔门对话中有两次“言志”的记载：

一是见于《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一是见于《先进》：（曾析）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后来在《庄子·缮性》中有这样一段话:“古之所谓得志者，非轩冕之谓也，谓其无以益其乐而已矣。今之所谓得志者，轩冕之谓；轩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傥来，寄者也。寄之，其来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其乐彼与此同，故无忧而已矣。”后来有论家据此将“得志”分为“荣身之志”和“适性之志”两种类型。子路的“志”表现出对友情的珍重，曾析的“志”是一种对诗情画意人生境界的追求，并以生动的生活形象表述，都没有多少功利性的社会意识大目的，不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比照《庄子·缮性》上面这段话，子路和曾析的志都是没有济世怀抱的适性之志，是富有个人情感体验的志，文字表述非常抒情，但这两次“言志”，都得到了夫子的肯定。可见，“志”有丰富的个别差异性，且这种丰富性差异性从孔子开始就被包容和承认。

“志”作为“心之所之”的意向，“志”的理性成分是与社会政教、人伦相关联的怀抱，“志”的这种理性成分对诗人的整个情意指向情意活动起着重要的指导与规范作用。但“志”又是“心之所止”，“志”的发动过程需要情意在诗人的内心蕴积，诗人的“志”的形成包含大量的感性因素，“志”作为诗人内心的情意活动本身是具有感性特点的，正是承认志的这种感性特点，“志”的这种兼容理性和感性的特点，使得“诗言志”为后世留下了无限的可阐释空间，使得“诗言志”的命题变得更富于弹性，能适应后世人们丰富、复杂的生活感受的表达需要。

“志”的具体内涵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有伸缩发展和丰富变化。战国中期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钱泳则认为，“志人人殊，诗亦人人殊”。 []我国古诗中的“志”，也是非常丰富的，如《离骚》中所说的“屈心而抑志”、“抑志而弭节”， []这个“志”的内容虽仍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有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再如屈原在《怀沙》中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 []中的“志”，实际是指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宋玉的《九辩》，以着力摹绘秋意衰飒的景象与作者困顿失意的处境，表达 “贫士失职兮志不平”。《楚辞》中的《远游》、《卜居》、《渔父》、东汉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魏末阮籍《咏怀》表达的都是适性之“志”或超世之“志”，到了东晋玄言诗中适性之“志”或超世之“志”的表达更为广泛。

袁枚提出了“志”有“一日之志”、“终身之志”、“事外之志”、“诗外之志”和“即事成诗之志”等。同时，从“发乎情，止乎礼。”来看，古代诗学中也承认人的欲望，只是更为强调用礼义调和人的精神与物质统一，在现实生活中，文学活动在礼乐文明活动和“志”的升华中共生。“志”的这种多样丰富性，也为中国诗论后来的“情志并重”“诗缘情”等阐述提供了可能性开放性，为后来“情志合一”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毛诗序》从 “志”的运动过程，作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的更为具体的阐释。“志”作为诗的生命本根，《毛诗序》用“发乎情，止乎礼义”[]来概括诗“志”的感性基础与理性规范间的关系，说明“志”是一种以理性为导向的情感心理，情与理的结合成为 “志”的最大特点。《毛诗序》还从情志合一的角度, 进一步阐明：诗者, 志之所之也, 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强调诗歌是诗人志向的宣发，而诗和志之间的中介是情感，诗是“志”因“情动”而由诗人从内在精神转化为“言”的诗文本的表现，认识到了感性的“情”和经过理性规范的“志”在诗歌写作中对立统一的关系。

到了魏晋时期，陆机于《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说，钟嵘后来的“吟咏性情”，也是想把抒情和言志结合起来。孔颖达通过“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的论述，欲将“言志说”与“缘情说”统一了起来。最后在明代汤显祖的《董解元西厢题词》中说：“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志也者，情也。”，强调诗歌中思想与感情的统一。在刘勰的“情志”说中主张因情见志，寓理于情。

经过历代学者诗人们对“志”多方阐释，诗所要表达的“志”，有理性的思考、道德的积淀、人生的理想的含义，也有感性的体验情感的激发在内，不全是形而上的理性思维，也不同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感性经验。“志”已经是一种审美化了的生命体验，“志”所依赖的情意来自人的生活实践，萌发于诗人的实际生活感受，这样“志”就因时代和个人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实践性、历史性、个人性和社会性，志的人伦之志世俗之志超世之志的丰富多样层面，也为我国古诗内容多样丰富性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