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和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多数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恩格斯的一段话作为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因此，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因为这是思维过程，所以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他从纯粹的思维中——不是从他自己的思维中，就是从他的先辈的思维中引出的。他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他毫不迟疑地认为这种材料是由思维产生的，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这些材料的较远的、不从属于思维的根源。而且他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他看来，一切行动既然都以思维为中介，最终似乎都以思维为基础。”[1](p726)在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这段话是少有的以明白清晰的语言、定义的语式而非驳论方式对意识形态进行的阐述，并且出现在恩格斯晚年讨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书信中，这是它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所下定义的主要缘由。然而，细考这段话的具体语境不难发现，恩格斯明白提示，这里讨论的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 [1](p726)的问题，是对意识形态产生过程的说明，而并非对意识形态本身“是什么”的界定。尽管“怎么样”、“为什么”与“是什么”密切相关，方式方法的揭示以及产生过程的澄清，一定意义上也就说明了事物本身，但是二者毕竟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将这段话视作“意识形态”的定义，已经造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观的理解和说明上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本文以具体文本的分析为人手点，对恩格斯所的这段论述作尝试性的解读。

一

通常所谓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定义，口出现在恩格斯1893年写给梅林的一封信中。在这封信中，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梅林《莱辛传奇》附录的《论历史唯物主义》对唯物史观的论述，随后又委婉地指出了其中的一个缺陷，并承认这也正是马克思和他本人曾经有过的过错：一些历史思想家和资产阶级学者无视社会发展的历史，鼓吹意识决定物质、思维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并不断歪曲和攻击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了反驳这些荒谬的论述，马克思和他本人往往会特别肯定被敌人否认的重要原理、强调与论敌的根本对立之处。为澄清唯物史观，揭露这些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唯心主义本质，“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 [1](p726)，以揭示历史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承认物质决定意识，肯定经济事实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和根本原因，并且在此基础上讨论意识形态的内容以及由此引出的上层建筑的活动。这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 [1](p726)这就是说，过去的努力注重了对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的强调，注重了对以政治、法律、宗教、哲学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内容的批判，却忽视了意识形态产生机制的探讨，造成了保尔•巴尔特之流对马克思主义的诬蔑与歪曲。为了弥补这一过失，恩格斯在信中接下来的部分专门对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于是有了这一段关于“意识形态”的经典表述。在此，旧的意识形态以其产生的方式而被界定，而在这段话及相应解释之后，恩格斯再次强调“这是一个老问题：起初总是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 [1](p726)，并结束了这一话题。置人完整的文本语境，我们发现，这一论述决非对意识形态本身“是什么”的说明，更不是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的意识”的特别证明，倒实实在在是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所批判的“意识形态”作为思维过程而产生的说明。

这是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问题思考成熟的结果，在此，旧的意识形态被视为一种过程而剖析，一种思维的过程，一种思想家“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只和纯粹的思维有关，这种意识形态产生所需之思想原材料在前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决定性的经济事实被默认为思维过程的果实，整个过程完全不超出思维领域。它因此而披上了独立的历史外观，思想家们相信，现实生活的不足完全可以通过思维的运动去克服，社会历史的进步是纯粹思想的胜利，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不是被看作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上的反映，而是被看作对始终普遍存在的实际条件最终达到的真正理解” [1](p727)。

二

在恩格斯看来，旧的意识形态产生过程中，思维被当作根本动力和最终的基础，思想家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而不去探究更远的真实根源，唯心主义实质上构成了旧的意识形态产生的认识论基础。以社会主义“改革家”面目出现的杜林，自吹获得了永恒真理并构建了完整的终极体系，这套体系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并在1875年前后引起极大的影响，成为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之一。而《反杜林论》则是恩格斯比较系统、集中地批判以杜林体系为代表的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的著作，在这本名著中，恩格斯不仅揭露了杜林体系作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实质，也分析、揭示出这一体系建立的认识论基础和具体的产生过程，对杜林的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理论清算。

在讨论到哲学问题时，杜林认为，哲学不仅要研究关于世界的意识，也要研究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则。那么，“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构成知识和意志的基本形式和基本元素，是构成知识和意志的终极成分。既然事物的一般形式都能够还原为原则，杜林自然要将其放在特殊的位置，规定从思维中得来的原则才是研究的出发点，自然界和人类都应该与这些原则相适应。因此，杜林将哲学体系按序列分成三个部分：一般的世界模式论、关于自然的学说、关于人的学说，而一般的世界模式论正是要研究一切事物一般形式上的原则，将其置于三个部分之首，就是要将研究出来的原则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而自然界和人类要与

原则相适应。针对杜林体系的唯心主义，恩格斯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强调存在的形式即原则只能从外部现实世界得来，人类从自然界和人类的历史中抽象出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只有在实践中被证明适合自然界和历史，才是正确的，原则是研究的结果而非出发点。杜林的逻辑和实际做法“把事物完全头足倒置了，从思想中，从世界形成之前就久远地存在于某个地方的模式、方案或范畴中，来构造现实世界” [2](p374)，根本错误在于认为存在的基本形式在世界之前和世界之外，已经在某个地方神秘地存在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以“分类。先验主义”作为所讨论问题的标题，就是指出杜林进行的这种哲学分类，不是从自然界或人类本身出发去认识世界，而是从先验的“原则”出发去理解世界、剪裁世界，犯了先验主义的错误。

按照先验主义的方法构造，整个杜林体系以“意识”和“原则”为基石，把思想理论的全部大厦都建立在“思维”的基础之上。恩格斯指出，杜林将思维和意识当作现成的存在，“使思维脱离唯一的真实的基础，即脱离人和自然界，而在我们看来思维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于是杜林先生就绝望地陷人使他以‘模仿者’黑格尔的模仿者的面目出现的那种意识形态里” [2](p375)，结果只能是陷人唯心主义的泥淖之中，最终以神秘主义的方式将不能解释的一切都推给了“上帝”。在起始点上，已经上下颠倒、头足倒置，颠倒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于是，将从思维中得出的原则作为永恒的铁律，一方面硬塞给历史和现实，一方面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用仅凭思想得出的模式、方案来构造现实，这就是在当时德国非常流行的伪科学“最典型的代表之一”［2］（P345）＿＿杜林体系产生的秘密之一。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某一对象的特性，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论出这些特性”。对此，恩格斯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分析：“首先，从对象构成对象的概念；然后颠倒过来，用对象的映象即概念去衡量对象。这时，不是概念应当和对象相适应，而是对象应当和概念相适应了。” [2](p437)这样一种不从现实自身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即从概念、观念推论出现实和构造世界的做法，其实它的思维过程中的原材料也是思维的成品半成品，除了在逻辑抽象中可能存在的一点点残余的现实内容外，“绝大部分是道德和法的观点，……其次或许是从有关的文献上抄来的看法；最后，可能还有个人的狂想。” [2](p437)将唯心主义的认识原则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以杜林为代表的这些思想家总是企图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思维产物的现实性，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认识社会，而是从“社会”的概念出发理解和说明社会现实，于是，人类社会的历史都变成了“思想史”“文化史”，人类一切现实的运动都变成了概念的运动。这种“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 [2](p365)，于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代替了阶级斗争。总之，这些思想家们只和思想材料打交道，客观世界的一切变化与活动都只在他们的思维领域中完成，他们虔诚地相信是思维创造了这些材料，并且是思维推动了这些材料的运动。就是说，无论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旧的意识形态都只和纯粹的思维有关，恩格斯认为那种旧的意识形态是通过“虚假意识”完成的过程，其真实含义就在于此。实际上，在更早些时候，马克思也曾针对这类空想家及其所创造的意识形态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3](p61)，揭露了在现实实践面前，以往意识形态的空洞和苍白，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与以往一切旧意识形态不同的现实指向。

三

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中“意识形态”含义的理解和说明中，一直以来存在着究竟如何理解和说明他们所谓意识形态“虚假性”的争议。本文以为，不应脱离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语境一般地谈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批判有着异常明确的指向。就意识形态“虚假性”的具体内涵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指旧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虚假的认识过程，是以“虚幻”的方式来认识并说明世界，它建立在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上文提及恩格斯的经典论述揭露的正是旧的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秘密；其二，指受社会和历史的客观条件及人类认识水平所限，尤其是一定时代经济关系所导致的物质利益所决定，理论家们将局部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将暂时的东西说成是永恒的铁律，客观上造成了旧的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说到底，是由其社会根源所决定的。

恩格斯指出，传统的意识形态之所以脱离现实基础，除了唯心主义认识论基础作怪，还有思想家主观动机方面的原因。杜林体系之类先验地研究存在的形式即原则，其目的就是妄图建立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终极体系。但是，恩格斯指出，尽管科学的发展已经证明自然界所有过程都处在一种系统的联系中，要“对这种联系作恰当的、毫无遗漏的、科学的陈述，对我们所处的世界体系形成精确的思想映象，这无论对我们还是对所有时代来说都是不可能的” [2](p376)。第一，要达到这种精确的认识，“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4］（P662~463）人类的认识能力是至上性与有限性的统一，在现实可能性上，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只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一定历史阶段人类的认识能力只能够认识有限的事物，任何企图建立包罗万象体系者只能靠幻想、空想去填补部分现实无法完成的认识，这种构造出来的思想体系中很多联系都只能是主观臆想而与客观现实毫不相干的产物，因而被恩格斯ˉ斥责为“荒唐的想法”“纯粹的胡说”。第二，从人类的认识愿望和使命来说，愿意获得关于世界的全部精确映象，但是“世界体系的每一个思想映象，总是在客观上受到历史状况的限制，在主观上受到得出该思想映象的人的肉体状况和精神状况的限制” [2](p376)，受客观的社会条件及人类的认识水平、认识能力的限制，人类企图完结认识的这一愿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客观世界发展的无限性与现实认识的有限性的矛盾，导致了人类试图认识世界普遍联系的主观愿望与具体认识主体现实认识能力之间的矛盾，反过来，也正是这一矛盾构成人类思想进步的智力杠杆，在这一矛盾的推动下，尽管每一次的具体认识是有限的，但整个人类思维具有至上性，人类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在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中累积知识，不断接近对无限发展的世界的全部认识。所谓终结认识的终极体系，是不符合社会发展与人类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的，假如这种体系真的出现，不仅认识领域完结，社会也将适应这一最终的体系，人类的历史也将中断。因此，任何声言已经建立的这种终极体系都是荒谬的，即“荒唐的想法”和“纯粹的胡说”。

实际上，这种“荒唐的想法”或“纯粹的胡说”的产生与存在，还有其特殊的阶级基础。一般性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本就以社会分工和阶级对立的存在为前提，在“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情况下，为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社会分工成为必要，物质生产劳动与精神创作分离，阶级对立产生，在专门从事物质生产的劳动群众之外，形成了职业的意识形态家，他们的产出就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一旦产生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就成为一定阶级利益的反映。当然，一定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最初以维护社会的共同利益的面目而出现，在其产生之初对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革命阶级就其对于统治阶级而言，一开始就是以全社会的代表而出现，其利益在开始时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也有着诸多联系，在共同的阶级压迫下还不能发展为特殊阶级的阶级利益，故“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3］(p100）随着曾经是革命的阶级逐渐成为统治阶级，其特殊的阶级利益会逐渐凸显出来而与社会的普遍利益相对立，并且会体现在其思想体系之中，而其思想原有的普遍性形式并没有破坏，仍然会以社会普遍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这样，借助于意识形态，特殊的阶级利益披上社会普遍利益代表的外衣，那种旧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由此产生。

当然，无论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的认识基础还是阶级基础，都是由客观社会状况，尤其是经济条件决定的。恩格斯强调，如果抛弃以往思想家的一贯做法，去探究更远的根源，能够发现：尽管思想家们并不自觉，但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存在，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人们头脑中发生的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1](p254)而之所以它是一种由“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则完全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否定性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么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 [1](p703)只要人类社会仍然处于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取代的社会形态之下，受社会存在尤其是经济状况的制约，其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就会发挥其归根到意义上的决定作用并使人类社会面临意识形态的蒙蔽。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才会有“跳出意识形态”[5](p98)之说，也因此，工人阶级政党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才有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必要。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积累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在实践中不断开创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党的十七大根据“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6](p1)的基本判断，审时度势，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Ⅲ（酗。这正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待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生动体现。

参考文献：［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志识形态建设战略中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研究”（07AKS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3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