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机制与社会

——基于浙东J村的考察

耿羽

摘要：以往界大多关注“人情”机制建构人际关系的作用，本文在分析浙东J村“人情”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认为当“人情”费用高涨且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分层时，“人情”这种交往机制反而会起到排斥交往的反作用，促使村庄中经济上的分层与社会交往的分层一致化。

关键词：人情；礼金；社会排斥；社会分层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礼物交换的研究，主要有“结构论”和“动机论”两种解释，结构论主要是家，他们强调的是礼物作用于社会关系的结构，从而促进社会整合的功能，动机论主要是社会心理学家，他们侧重于个人建立关系的策略，因而更重视礼物作为个人之社会性投资的作用[1]241。不管是“结构论”还是“动机论”，其实都是在强调礼物对于建构社会关系的作用，只不过一个是从社会层面来阐发，一个是从个体层面来阐发。关于社会礼物交换的研究，仍然延续了这一经典思路。杨美惠通过在中国城市中的考察，凸显了礼物经济在建构人际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工具性，并进一步认为，礼物经济对国家行政行政权力的微观技术产生了颠覆性的作用，在由礼物经济建立起来的个人关系的空间里，国家权力被挑战和反抗着[2]165-166。杨美惠在《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一书的最后，敏锐但简略地提到了中国与城市的不同：在农村中，人情这种话语实践要比工具性关系更占优势[2]268。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通过中国村庄经验，认为以往人类学界在研究非西方社会时忽略礼物交换中的情感因素是偏颇的，阎云翔按交换动机把村庄的礼物流动分为了表达型的礼物馈赠和工具型的礼物馈赠，并认为，村庄的礼物交换不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计算，也涉及道德和感情[1]44 ,85。中国国内学术界有关村庄“人情”的研究，基本沿用了《礼物的流动》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学者们大多看到了目前国内农村“人情”费用高涨、许多村民为“人情”所累苦不堪言的现象，学者们认为村庄礼物交换已经开始变味和异化，村庄礼物交换正从表达型馈赠向工具型馈赠转变。[3] [4] [5] [6] [7] [8]我们在J村调查之后，对于“人情”这种人际交往机制产生了一些新的疑问：高涨的人情费用，对于家庭来说，是一种经济负担，那高涨的人情费用在社区层面上又有何新的影响呢？进一步说，“人情”是否总是在建立和巩固人际关系（无论是通过表达型馈赠还是工具型馈赠）？“人情”会不会一定的条件下造成排斥交往的效果？会不会起到社会分层的作用？循着这些问题，下文将展开具体的分析。

二、J村“人情”费用的高涨：

J村位于浙江省东部沿海地区，距市中心20公里，全村共有365户、917人，12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998亩、山林面积2358亩，村里有9家工厂。J村是一个花卉专业种植村，村里围绕着花木种植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种植者、做花木小工的（男的挖花木、女的除草）、收购贩卖花木的、绿化工程承包商。其中处于产业链条高端的工程承包商的利润率最高，收购贩卖花木的次之，种植者和做花木小工的再靠后。1984年，村庄中有人开始种植花木，1996-1997年村民全都彻底舍弃了低效益的双季稻耕作模式而选择花木种植，2001年，恰逢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花木市场供不应求，J村经济飞速发展，也是这年，一些花木种得多的、人脉广能把花木卖出去的有钱人开始在村庄中“露头”，J村的贫富差距也从这年开始显现出来。在花木经济的带动下，2009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万元左右。从绝对的角度来看，J村是一个很富裕的村庄，该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超出了该镇村民人均年收入3000多元，而这个数字更是大多数中西部农村难以企及的，从相对的角度来看，J村又是一个经济分层明显的村庄，工程承包商、收购贩卖花木的、花木种得多的家庭，一年可以赚几十万乃至更多，而花木种得少的、做花木小工的家庭一年只能赚几万。

村中化的“人情”有：孩子出生、孩子上大学、建房子、婚事、做寿、丧事。其中，婚事需要主办方去请客人来，其它的“人情”，则由亲朋好友们自己上门来。婚事请客人时，需要发包糖，送个喜帖，请舅舅时，要给“酒钱”200元、一箱苹果、一包糖，请姑姑和姨时，给“酒钱”100元、一箱苹果、一包糖。在这些“人情”中，婚礼人来得最多、场面最隆重，其礼金标准也最高：现在，孩子出生、孩子上大学、建房子、做寿、丧事这几样“人情”，礼金标准为500-1000元，而婚事礼金标准为1000-3000元。由于婚礼是村庄中最重要的“人情”，我们便选其来剖析村庄的“人情”现象。我们选取了四份J村村民的结婚礼单来进行比较，希望对J村的婚事“人情”费用进行一个历时性地考察。

我们选取的这四份礼单来自四个不同的家庭，这四个家庭的经济状况处于村庄的中游或中上游。列举的礼单来自不同的家庭是我们的折衷之举，如果一个家庭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十年都有一份婚礼礼单，那更便于看清村庄“人情”费用的变迁，但实际很难遇到这种情况。通过比较这四份年代不同的婚礼礼单，一个最直观的信息就是：礼金在不断高涨。在表1中，我们通过“舅舅所送礼金”、“亲戚所送礼金的平均数”、“朋友所送礼金的平均数”、“全部礼金的平均数”这四个指标，来反映J村婚礼礼金的上涨情况。之所以要加入“舅舅所送礼金”这个指标，是因为舅舅在婚礼中地位崇高，送礼金也基本是最多的，其是礼金状况一个很好的“风向标”。

礼金的高涨，是和J村村民收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上升相关的，但同时，J村礼金上涨的过程，又快于J村整体经济发展的过程。村民人均年收入1994年是1000元左右，2007年这一数字上涨到7000元左右，仅增长了七倍。而同一时期，人情礼金却增长了十倍左右。

礼金高涨，往往和丰盛的宴席联系在一起。J村婚礼正餐的菜一般要有猪肉、甲鱼、河鳗、螃蟹、羊肉、青菜、甜糯米饭、黄鱼汤等等，如果高级一些的，还会加上狗肉、龙虾、毛蟹、鲍鱼，烟或者是一包大红鹰（软），一包中华（软），或者是两包中华（软），酒则是啤酒和白酒，另外，主办方给每个来吃酒的客人都要送上一个红包（15元），因为原来要发一些糖果瓜子的，现在为了省事，便直接给个红包。这样一桌下来，要1000元左右。副餐一桌只要500元左右，因为副餐往往会比正餐少几个菜，而上的菜也大部分是把那些没被客人动过的菜热一下。

高昂的礼金和丰盛的宴席，共同构成了J村这个富裕型村庄“人情”的基本状况。

三、“人情”的排斥交往机制：

2001年，随着花木价格的大幅上涨，村民的收入也随之大幅上涨，之后，村民的收入趋于稳定，没有大涨和大跌，因此，2001年王武的结婚礼单和2007年董波的结婚礼单也具有了一定的可比性。通过比较王武的结婚礼单和董波的结婚礼单，我们能进一步发现J村“人情”的运作逻辑。我们从两份结婚礼单的比较中发现，王武家请了38位亲戚（未把王武姐妹算上），而董波家只请了28位亲戚，王武家请了39位朋友，而董波家只请了10多位朋友，为何有此人数上的差别？

按照村民的说法是，“董波家经济条件一般，请太多人以后还礼还不起。”我们来看看王武家的经济状况和董波家的经济状况。王武父亲是全村第一个种植花木的，家里种了十几亩的花木，另外也是收购贩卖花木的，该家庭一年有30多万的收入。董波父亲是开拖拉机的，帮别人运送花木，该家庭一年有7-8万的收入。那么，家庭经济状况和人情圈大小有无必然联系？阎云翔认为，人情在行动的复杂性和弹性上源于三个因素：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1]142。这个概括还是比较准确的，“道德义务”决定了人情圈必须包括那些核心亲属，“情感联系”意味着人情圈可以扩展至一些感情较好的远亲和朋友，“理性计算”则意味着人情圈可以扩展至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人。其实，决定人情圈大小的因素中应该还要加上“家庭经济状况”这个因素。“人情”这种交往机制，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要以礼金作为维系的手段。人情圈是一个有来有往的的交际网络，不仅是人的有来有往，还是礼金的有来有往。接受了别人的礼金，一般情况下都是要还的，这是在“人情圈”这种交往机制中必须遵守的规则和义务，不还礼金会被别人看不起和嘲笑，因此当地俗话说，“送请别赊债，吃饭的锅也要拿去卖。”而且，还别人的礼金一般要比别人送的礼金多，现在J村婚礼的回礼标准一般是，要多二百至五百。

当礼金没有成为“人情”中难以承受的负担时，“家庭经济状况”这个因素会被略去，而礼金高涨时，“家庭经济状况”因素就会被凸现出来。而且，J村的礼金标准之所以难以被普通家庭所承受，除了因为J村总体经济发展导致礼金标准上扬，还因为J村明显的经济分层。首先，村庄中的礼金标准，是基于全村各家经济状况考量后的一个平均数，在村庄未出现经济分层之时，由于各家经济水平差不多，大家对礼金标准的感觉也是差不多的，而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分层之后，由于各家庭经济条件并不一致，礼金标准这个平均数对于富裕家庭来说只是个小钱，但对于一般家庭来说却是一项负担。2001年是J村阶层明显分化的开始，J村的很多村民都感到，2001年后，“礼金高得吓人”，而2001年前，礼金虽也随着水平不断上升而上涨，但由于村庄经济未分层，因此礼金总体维持在一个大家都承受得起的标准上。其次，众人尤其是作为朋友送礼标准仅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不低于村庄中约定的礼金标准，不高于舅舅送的金额，因此，众人送礼时，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情感关系来自主确定所送礼金数目，如在王武的结婚礼单中，朋友所送礼金的金额可以从220元跨度到1600元，在这种情况下，富裕家庭送出一个自己觉得“没什么的”价位的礼金，却会成为一般家庭今后还离时的沉重负担。总之，基于礼金方面的考虑，一般家庭办事时倾向于少请人尤其是少请富人，一般家庭通过无奈地缩减人情圈范围来节省礼金的开支。

另外，宴席费用也是办事人家需要考虑的一项花费。办事人家需要支付的“人情”费用，包括目前就要支付的酒席费用和将来需要支付的回礼费用，回礼费用可以大致以收到的礼金来填补，而酒席费用则是办事人家实实在在需要支付的一笔费用。因此，在酒席费用不菲的现实面前，经济条件不是很好的人家想要节省酒席开支，一种办法是降低酒席的档次，另一种办法是压缩客人的人数。降低酒席的档次，是很丢“面子”的行为，因为这有借办酒席敛财的嫌疑，因此，压缩客人的人数是更可行的办法。

总之，当“人情”费用高涨且村庄经济出现明显分层时，“家庭经济状况”因素就会在人际交往中显现出来。家庭经济状况愈不好，就愈要少收礼以免以后还不起礼金、少请人以免支付不起酒席费用。家庭经济状况愈不好，该家庭的人情圈愈会出于伦理义务只保留核心亲属，而情感性的交往和工具性的交往会愈少。“人情”这种维系和巩固人际关系的交往机制，由于其以货币作为交往的媒介，这就有可能导致人们因为支付不起礼金而退出或缩减人际交往圈，“人情”这种交往机制在这时反而起到一种排斥交往的反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和讽刺。“人情”在一定条件下，会走向该机制原初目的的反面，这是以往学术界比较少关注到的。

四、“人情”与社会分层：

经济上的分层，并不一定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分层保持一致。但是，“人情”这种交往机制，由于其把礼金作为交往的媒介，那么当礼金高涨到普通村民难以接受的时候，一部分经济状况不好的家庭便会被排斥出人情圈，这样“人情”便使经济上的分层转化为社会交往方面的分层。有钱的，人情圈就大；没钱的，人情圈就小。

J村的经济分层状况大致如下：5%的家庭，是开厂的（如印刷厂、五金厂）、办公司的（如绿化工程、外贸公司）、种十几亩乃至几百亩花木的、收购贩卖花木的，这类家庭的年收入有10万-100万元（个别人甚至更多），他们在村中属于“大富”阶层；20%的家庭，是跑运输的（运输花木或建筑材料）、做花木小工的包工头的、做木工或泥水工的包工头的，这类家庭的年收入有5万-10万元，他们在村中属于“小富”阶层；70%的家庭，是种几亩花木的、做花木小工的、外出打工的、在村里开小店的，这类家庭的年收入有2万-5万元，他们在村中属于“小康”阶层；5%的家庭，是村中老弱病残、特别懒的、喜欢赌博的、混混，他们或者丧失了劳动能力，或者不愿从事正常工作，或者把钱挥霍了，这类家庭的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他们在村中属于“温饱”阶层。

J村中，“大富”家庭办婚礼的规格以及人情圈的大小，王武家可以作为代表，“小富”阶层和“小康”家庭办婚礼的规格以及人情圈的大小，董波家可以作为代表。而“温饱”家庭的人情圈，已经被缩减到最低，甚至有些家庭在婚礼等仪式化的“人情”中只请核心亲属，即舅舅、舅母、姑姑、姑父、姨、姨夫、叔叔、婶婶、伯父、伯母等和父母同辈的“至亲”。J村中，“巨富”家庭（即年收入百万以上的）比较少，且这两年未在村里举办过什么仪式，但我们在调查期间，恰逢邻村（S村）的戴书记（在本地和都有工厂，年收入500万元）操办嫁女儿的婚礼，该场婚礼办了130桌，请了村里90%的人，还请了县市各部门领导200多人。戴书记家、王武家、董波家、只请“至亲”的家庭，映射出经济状况不同的家庭间人情圈大小的巨大差别。

“人情”这种交往机制，历来都在扮演着“聚合”和“区分”这两种角色。从一个个人情圈的层面来看，每一次的“人情”，都在增加着圈中群体之间的感情和凝聚力；而从社会或社区的层面来看，“人情”这种交往机制，在社会或社区中区分出了一个个中心不同但边际有所重叠的交往圈。当礼金标准尚能为大家所接受时，大家根据伦理义务确定核心亲属作为人情圈的中心，然后再根据感情程度和理性计算向外扩展一些远亲和朋友，“人情”在社会或社区的层面上进行着一种横向的区分；当礼金高涨到难以被一般家庭所接受时，交际准则不再仅以上述三个因素为标准，其中还加入了各家的经济条件，富裕的人家有经济能力把一些很远的亲戚和不是太熟的朋友纳入自己的人情圈，而穷困的人家迫于高昂的礼金，可能要和一些感情尚好的亲戚朋友切断联系，这时，“人情”在社会或社区中，不仅进行着横向的区分，还进行了纵向的区分即社会分层。

五、“人情”异化的发生和抑制：

浙江J村中，由于“人情”费用高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村民由于经济原因被排斥在社会交往之外，这时，“人情”不仅是一种家庭的经济负担，其还促使经济上的分层与社会交往的分层一致化。J村的“人情”何以出现异化呢？一个直接的原因，即上文讲的，“人情”以货币作为交往的媒介，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村庄社会性质方面。在存在强大血缘组织的村庄（如宗族型村庄）中，“人情”不是一件“私人性”的事件而是一件“公共性”的事件，各人送礼的金额完全按亲属关系（尤其是宗亲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定，“人情”服从于血缘组织如宗族的整体安排。而像J村这种没有强大血缘组织的村庄，“人情”便往“私人性”的方向倾斜，人们可以较为随意地赠送自己的礼金，可以较为随意地伸缩自己的“人情”圈。在“人情”“私人性”的村庄中，在以下两个因素的催化下，“人情”便会呈现出J村中的这种状态：一是村庄的经济状况，即村庄中一旦出现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人情”往来很容易成为村中富人表演的舞台，他们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可以大手笔地送出高额礼金，可以任意地扩大“人情”圈，可以摆出奢华的酒席，富人们在“人情”往来中表演得越精彩，普通村民尤其是贫困户在“人情”方面的经济负担越是沉重。二是村庄的舆论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逻辑通过媒体和外出打工不断地深入村庄，金钱至上的观念成为了村庄中的主流，“有没有钱”成为了村中评判一个人是否有面子的首要标志，村民在谈到富人在“人情”中摆阔时，大都表现出羡慕和钦佩，如此更加刺激了富人利用“人情”大操大办来“炫富”。

如何改造异化的“人情”？一位徐姓村民时说，“我有表兄妹30多个，关系很好，但我们之间有个规矩，办事时互相走动但不送礼，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想避免无谓的浪费。”黄玉琴提出的“减少生命礼仪中礼金的数量，并且将其物化”的改造方式，[3]和徐姓村民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淡化“人情”中的“钱味”，可以有效地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但是，这种方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为它能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人情”这种仪式性交往中的异化，但是，对于村庄的整体舆论，这种方式是无能为力的，也就是说，在人们的日常性的交往中，“嫌贫爱富”的倾向仍会凸现出来。本文由于篇幅关系，不能对日常性的人际交往进行讨论，但这无疑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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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晓莹.“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对苏北一农户人情消费的个案分析[J].社会,2003(9).

[5]刘军.农村人情消费的经济学思考[J].消费经济,2004(4).

[6]胡杰成.理性或非理性？——试析目前农民人情消费之风[J].调研世界,2004(12).

[7]马春波、李少文.农村人情消费状况研究——鄂北大山村调查[J].青年研究,2004(12).

[8]撒军.宁夏南部回族聚居区“人情”表达思考——以宁夏西吉县兴隆镇为例[J].回族研究,2006(1).

写于2009.11

刊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