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的农业文明，导致中国人对星象、气象、季节、节气等方面格外关注，因而逐渐形成了“天的观念”，以及古代中国大行齐道的“天下”之说；而“国家”和“民族”的概念，皆为近代产物。

足见中国人的“天命思想”，根深蒂固；即便在当下，中国人的脑子里仍旧保留着强烈的天命观。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书的阐释是：中国人总想把控自己的生活，视“天时、地利、人和”为最佳时机，故无论成败，均会联想到天数、气数、命运、时运等因素；比如，中国人盖房子，大都会关注“风水”，其中关联的不仅是建筑和环境的问题，重要的是还牵扯了人的命运。

本书作者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翟学伟，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长期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研究，曾两次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课题。

书中内容基于对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史和本土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以及对可操作化的落地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诣在找到一套具有中国社会运行规则与特点的理论模型。

由于受西方社会学视角、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影响，致使中国社科研究领域有关于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作品鲜见于世，这也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成了当年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重要“结晶”的原因所在。

因此，翟学伟教授秉着对“中国人、中国研究的反省、批判及出路”的思考，扎根于本土研究。

他一方面以西方社会学研究经验为参照，摒弃“糟粕”，撷取“精华”；另一方面突破长久以来囿于西方社会学研究框架的束缚，从不同的角度解读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并将中国本土化研究的经验，糅合到一个统一而整体的逻辑分析框架中，以此构建出一套经得起推敲的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中国本土化研究的探讨和出路

翟学伟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很多中国本土概念并非一定要靠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义来说明；因为，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结合文化性叙述和典型故事，来表达其内涵或意义的。

如何理解？

比如，对于某些较难定义的概念，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关作品中找到其孕化路径，这些概念其实早已被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或在儒家思想中反复使用过，如“孝”“人情”“关系”“面子”“缘”“恩”“义”“礼”等等。

由此可见，想要定义这些概念不但困难，甚至还会遇到一定义就会出问题的情况，如是否进入了西方的概念？是否挤干了本土文化的内涵？是否用西式思维来看待中式现象……

因为，现代学科研究对于“定义概念”本身，一直存在争议。

美国社会学家布鲁默曾指出，社会学家都想通过运用定义性概念，来讨论各种被精确定义的事件；但是，经验世界的性质，却使得这一愿望无法实现，由于概念所解释的实际情况本身就存在转化与变动，故而无法给予明确的分类。

换言之，经验世界的本质，就是定义性概念的绊脚石。

翟学伟教授则从另一角度看问题，认为“敏感化概念”可以用来把握动而不定的经验世界，以及某些社会事件的过程与评价，并推导出一种社会学理论；只是要注意这种理论体系或扩张之法，既不是非此即彼，也并不是非得如此。

基于此，我们才可能发展出一个以本土方法进行的本土研究，即从“面子、人情、报、关系”等一系列难以定义的本土概念中，建立一个明晰的学术概念。

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许烺光的“情境”、梁漱溟的“伦理本位”、杨国枢的“社会取向”等等；足以说明，这些概念皆源于本土文化的某一重要或核心问题的概括，是可以被精确定义的。

由此可见，本土化研究的出路，既非直接套用西方现成定义的理论，也非投机取巧地进行二元对比，更非添加到传统文化中去试图“化”西方理论；而是一边全面了解西方学术思想，一边坦然面对自己的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进而重整“行装”，然后一步步向前。

解析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重要特征

书中说，假如借用西方的人格量表，来理解或概括中国人的性格和交往特征，那一定是不准确的，得到的答案，也只是简单的分值高低而已。

事实上，“脸面”一词，才是真正可以用来概括、描述和分析中国人性格和社会关系的概念，只要稍微分析其内涵，就会触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关键点；只是这个概念大多源于感受和感悟，而非源自清晰地分析和研究。

因为，涉及这些概念的人更多的是文学者，而非社会学家，导致其含义难以明确和界定；加之概念自身的复杂性，使得大多数研究只能停留在现象描述、归纳陈述和实证研究上；由于缺少对理论探索和框架性的把握，很多经验研究也就无法触及其根本意义，甚至还会出现研究方向的偏差。

好比“面子”这个概念，只要是中国人，又或是接触过中国人的人，都可以真切感受到这种独具特色的文化心理现象。

玄之又玄的是，“面子”难以被精确定义，只因它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为了创建一个具有解释力的模型，翟学伟教授将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面子是中国人性格上的第一特征”理论，结合林语堂关于“面子是统治中国人的‘三位女神’ （即面子、命运、恩惠）中力量最强大的一个，很多中国人为面子而活”的观点，进行了一番探讨。

那么，“脸面”和“面子”又有何区别？

对此，人类学家胡先晋先生，从学理上分别给予了学术性的定义，即“脸面”和“面子”为两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脸面”涉及的是中国人的道德品质，“面子”指的是由社会成就而获得的声誉。

翟学伟教授却表示，这些定义并不能解释清楚二者真正的区别与联系所在——光是从语义上理解，就会发现其内涵不过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又或是一种面部本身的丰富变化来指代复杂的心理与行为。

众所周知，中国人的做人重心大多落在“关系”二字上，脸面观自然也就落在了“面子”的资源上，而非“脸”的资源上；换言之，中国人总把面子和人情相提并论，而非把脸和人情相联系。

概括地说，中国人人际交往有三个重要特征：其一，重情轻理，人情、面子相互交融；其二，在关系格局上，惯用特殊主义手法；其三，讲究形式主义，注重礼尚往来。

中国人情社会的情、理、法平衡观

据上文，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面子的社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开始使用“人情”与“面子”这两个概念。

然而，大部分学者都对二者含义、彼此关系，以及在中国社会所发挥的作用等等，尚缺乏理论推演的逻辑整合，也就很难获得中国社会关系的真正解释。

关键在于，中国人运作关系的策略和思路，与西方理论的旨趣和指向存在诸多不同。

因此，翟学伟教授提出了一个预设，即把中国社会设想成“情理合一”的社会，以窥探中国人的处世原则，只有采用这种既不偏向理性，也不偏向非理性的做法，才能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与调和。

例如，中国先秦时的“情”，是指人之常情和性情，与当下所讲的“人情”完全不同；孔子有言：“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足见早期儒家所讲的“人情”，与现代心理学所讲的情绪和感情没有多大区别，原意均是指人的天然或自发感情，即如《礼记·礼运》所形容的：“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由于儒家思想对人伦的规范和影响，后人对“人情”的演变逐渐变味，人情内涵也从心理学认识，向社会学认识产生了严重的转化。

随着时间推移，儒家产生了一套所谓的“做人规则”的“礼”，以及“天理”“人情”之说；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社会对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不做二元对立的划分，其实是期望社会个体在做人办事时，两者均不偏废。

这一点足以说明，中国社会对做人、做事的判断，并非从理性和逻辑的角度思考，而是从具体情境和个别性上考虑。

举例来说，我国学者在研究传统法律时发现，“情理法兼顾”或“合情合理合法”这两个常用语，是能够表达出一个十足的中国式观念。

通俗地说，能以情、理、法“三位一体”的方式消除冲突，才是最理想的法律。

而三者中任一者，均不能作完整意义上的“法”来理解；这也表明，当情与理处于二元对立时，任何一种理都会受到情的干扰。

但因有儒家文化“礼”的制约，中国人总能在情与理之间，找到可以回旋的余地和平衡。

如此人情社会，皆可谓“人人心里有杆称” ；这种独具特色的社会平衡观，其含义主要体现在主观感受的分寸把握上，也即一种假设“人心本善的良心”上的心理掂量，而非出于真正的客观尺度。

结语

《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社会的人情交往，存在隐晦性利益交换的一面，其主因是由“报恩”所促成；因为，在中国人的逻辑思维中，没有“伯乐”就没有“千里马”；“恩情”的本质，就在于个人通过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为他人解决了人生难题，致使受益者产生理应持有的感激和回报。

实际上，中国人的人情交换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为“恩情”范畴的“感恩戴德型”；二为“人情投资型”，通常叫作“送人情”或“送礼”；三为一般性的“礼尚往来型”。

故而在中国人眼里，有交换关系或恩惠关系才有人情关系，没有交换关系就没有人情关系。

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是家庭链条上摆脱不了的分子，因而在言行举止、为人处世、事业功名、做官掌权等问题上，不仅涉及个人，还涉及整个家族沾光的期待。

可见在情理社会里，人情是在报和欠的过程中获得权力，是交换所得的结果；而面子，是在关系的关联中获得权力，是无交换的结果。

所以，不管人情和面子无论如何运作，其结果都是通过与他人建立特殊关系，以获取更多的利益回报。

一言以蔽之，与西方社会注重的理性和契约关系不同的是，中国人情社会的本质，就在于中国人乐于借助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正式的社会支持，还有庇护或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往大方向看，个人可借助所处的共同体，在相互支撑和交换中实现个人由共同体走向国家之路，最终通过此通道进入官僚体制，使共同体与国家结构紧密关联，形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景象。

用翟学伟教授的话来总结，想要讲清楚中国的问题，就要用中国的理论方式找到一条出路，并非总用观念文化来说事，而是把人和文化要素一起放到背景中去观察，如此才是正道。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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