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P21—P22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摘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5期，王宁摘

福利与福祉是一个同源性概念，泛指一种生活美好的样子。它是古代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生活领域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一个持续进入现代化的概念。

基于福利社会理念的共识性及现代社会福利的功能性，目前学界的焦点主要是探索如何设计和发展社会福利。此方面的成果集中体现在社会福利类型学研究中。这些解释框架具有一定的情境性，似乎与西方社会福利发展的脉络缘由高度契合。至于东亚国家，如中国、韩国和日本的社会福利似乎很难完全归入现有社会福利模型中的任何一个。中国正处于通往现代化的进程中，其福利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趋于体系化，而近代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却相对滞后，近年来又呈现出后发快生的发展态势。如何解释其发展的牵引力和主动力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议题。

社会福利发展是多种因素合力推动的结果，它需要一个多元化和系统化的理论解释，而这也是目前学界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的。推动社会福利发展的动因不外乎有经济、政治、文化、个体及传播性因素。因此，我们将西方社会福利发展的动因概括为趋同理论、扩散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文化理论、个体精英理论。

五大理论分别从各自的主导性因素入手解释了社会福利发展的动因与机理，但其本质上仍然属于功能性理论的范畴。因为这些理论将社会福利放置于大社会运行系统中审视，坚信社会福利的客观实在性，反对社会建构性，它们致力于探索社会福利发展背后的客观性元素，并强调这些元素对于社会福利发展发挥了积极功能。同时，这五大理论对于社会福利发展的解释具有明显差异性，但单一强调一种又会出现解释短板，且不能穷尽社会福利发展的所有情形。因此，我们需要将这些理论作为一种功能性板块，它们分别从经济、传播、政治、文化、个体等多维度对社会福利发展进行了全景式阐释，这些维度也构筑了社会福利发展的社会土壤。概言之，这种功能性组合构成了一种多元理论解释框架，为我们审视西方社会福利发展动因机理提供了理论工具，我们将其概括为一种多元一体的功能主义福利发展观。

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脉络来看，趋同论、扩散论、意识形态论、文化论和个体精英论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诠释，但还需要深入具体情境中透视分析。近代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与工业资本主义兴起、西方社会福利思想传播扩散、社会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精英的倡导与行动、儒家文化的推动与阻滞密切相关。我们不能满足于用中国的现实去填充西方的理论分析框架，而应回到中国本土情境中分析。事实上，中国现代社会福利的建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建设是分不开的，我们将聚焦于此探寻其发展的动因与机理。

首先，马克思主义激发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建设福利社会的想象力和行动力。毋庸讳言，社会福利除了社会性之外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为社会福利发展的愿景与轨道。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精英在不断试错中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最终在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党宣言》中找到了指路明灯。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的运动往往以少数人为主，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为少数人谋福利的运动，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是以绝大多数人为基础，是为全体社会成员谋求独立和根本利益的运动。”同时，马克思也提到要消除城乡对立、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等福利举措。这些主张契合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问题的寻解导向，尤其是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福利愿景及行动。在中国内忧外患迫切需要出路的情势之下，《共产党宣言》描绘的“福利社会”蓝图成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动力，它感召着中国人民为实现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这或许是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原初动力。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文化形塑着民众的公共性，唤醒了人民的社会权利和福利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它的组织理念、价值、实践和行动都在不断地改造、吸纳、唤醒和赋能人民群众，使人民群众自觉参与到为全人类谋福利的自觉行动中。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了人民群众建设美好社会的主体性和主动性。二是党的宣传教育深入人心，通过演讲、标语、口号、报纸、杂志、识字班、读书会、会议、文艺活动、广播等多种途径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公共意识和福利期待。三是通过社会动员将人民群众吸纳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行动中，不断强化其参与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如土改运动、人民公社化、土地包干到户、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通过具体的社会参与唤起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追求共同富裕的信心和勇气。综上，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与政党文化不断塑造着中国人民的公共性，不断唤醒其福利意识。这也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不竭动力。

再次，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问题的探索性干预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建设与发展。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直接源于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和治理，如20世纪初费边社主要致力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社会问题应对策略。我国现代社会福利同样是在干预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括而言，主要有三条社会问题干预进路加速了社会福利发展：一是20世纪初期致力于解决农民生存问题的土地改革运动；二是20世纪中后期解决下岗工人生活及再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三是21世纪初期以来致力于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鉴于社会福利在预防、缓解和消解社会问题中的作用，其功能性逐步被凸显出来。

最后，社会治理的技术化客观上推动了社会福利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与社会政策原本是一种“社会行政”手段，也是一种社会治理技术，意在借助行政力量实现社会资源的均衡分配，进而有效应对社会问题。因此，社会结构变化对社会福利的科学性与精准性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处于阶段性的动态发展变化中，在社会治理层面也逐步探索形成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技术。社会福利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技术，在总体型社会、冲突型社会、和谐社会、包容型社会中不断得到提升和发展，进而形成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体系。

中国社会福利发展的动因与机理探索，有助于建构积极的社会福利发展中国家话语，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以西方为师的理论贫乏与制度枯竭的困境提供了具有参考性的替代方案。本文对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动因机理的梳理为构建我国自主性福利体系提供了知识基础。然而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的探索，在此我们初步做一些拓展性思考。其一，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可以遵循两条路径，纵向上要对中国传统福利思想和慈善实践、近代社会福利的探索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与社会建设进行系统挖掘和提炼，迈向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福利社会；横向上要积极吸纳西方社会福利发展的优秀理论成果，推动社会福利的跨国比较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模式。其二，中国社会福利融合了传统人本和民生思想、受西方影响的科学化和制度化安排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社会网络支持与互助文化。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福利体系是一个制度性、专业性、人文性、本土性和生活性交织的综合体，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国家、市场、社会、家庭及个体等多元主体的福利协同功能。其三，中国社会福利发展始终强调国家的主体责任，突出国家在社会福利设计、统筹和实施中的主导作用。这是中国社会福利高效快速推进的重要保障，但亦不能因此而弱化中国社会民众的生存韧性。其四，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与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是紧密结合的。这也确保了中国社会福利的社会性与人民性。其五，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应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有效衔接。其六，中国社会福利体系应以物质帮扶体系为主，逐步转向心理和社会服务体系，针对不同的人群实施多元福利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