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真正的人类社会

“社会意识形式有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之分。”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包含于社会意识之中。社会意识形式分为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这种分类学的依据是什么？教科书中，意识形态被定义为“反映一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以及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和要求的思想体系”，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而自然科学与一些社会科学如语言学、逻辑学，不反映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和要求，不服务于特定阶级，所以是非意识形态。

为什么？在这里，语言学与逻辑学被视为了一种科学，与自然科学同等地位。自然科学、语言与逻辑是否具有阶级性？这是一个争议性极大的问题。

“第一个错误在于，他们把语言和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他们以为既然上层建筑有阶级性，那么语言也应当不是全民的而是阶级的。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语言和上层建筑是两种不同的概念，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容许把它们混为一谈。”——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在斯大林看来，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产物，是不具有阶级性的。所谓的阶级性是不同阶级对语言这一载体的过滤、中介，形成特定的方言、习惯语，这种语言形式是民族语言/全民语言的从属形式，而后者的发展不是某个阶级的创造物，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

斯大林同志是没有问题的、水平极高的。语言学对于语言语系的划分，是基于发生学的亲疏关系而进行的一种解释客观现实的理论。我们不能将一种用于解释客观事实的理论去划分阶级性，不然就会出现爱因斯坦相对论被打成唯心主义的惨状。

“在哲学方面，那就是全副武装的知识分子如同围猎野兽一样地到处追逐错误，我们的哲学家不研究任何哲学，并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对于艺术、文学、哲学或科学，总之对于整个世界，我们统统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个一刀切。用一句挖苦的话来概括，那时只是漫无边际地挥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所以，分析哲学对于形式逻辑的研究、结构主义对于语言的研究，当然是对于客观事实的描述。但是，我们要回到意识形态的定义上去，意识形态与科学对立的地方在于，意识形态是一种客观的无意识结构，是外在地强加于人的一种强制性结构。所以我们看到，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对于科学话语僵死地建构，权威地规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不科学。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便在于此，意识形态是不能自存的，它只能通过不断地扬弃来结构自身，并且通过确立的形式来展开自身、结构自身。而意识形态的基本职能是实践的和社会的，而且这种职能需要与统治阶级的要求相符合。所以日心说被打压、斯大林选择李森科、科学哲学独占话语解释权等等这些“行动”，是反映权威的意识形态的，也就具有了阶级性。

在这个意义上，原教旨主义、教条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是一种科学。

或者我们可以讲一下语言的问题。结构主义语言学致力于依赖概念到概念的演绎推理（能指-所指）来研究社会，以对理想模型的依赖度来理解现实，此时的符号系统承担了解释历史的大部分责任，而不是历史自己展开自己。而这种回溯性建构往往会给予我们上帝视角，用理论模型取消现实的历史特异性，只剩下预设理论。这也就导致了过度抽象具体的人为特定规范的被动追随者，走向一种片面非主体的视角。所以即使它怎样宣称革命，本质上是反对一切转变的，“结构不上街”。

之后的后结构主义就会发现，语言是社会意识的产物，是在人与人的交往实践中产生的，并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不断展开表征着社会意识的特有存在方式。结构主义所关注的无意识结构/共时性结构，他就是意识形态，人被意识形态传唤为主体，也就有了阶级性，是更为深层的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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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唯物史观的问题，将社会存在作为第一性的唯物史观并非马克思所首创，教科书中所说“马克思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创立了唯物史观”的观点是错误的。

事实上，洛克就是唯物史观者，他认为，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因为在认识论上洛克持“白板说”。爱尔维修也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从而创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说法是根本不成立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等于作为部门哲学出现的狭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绝对不是唯物史观，一定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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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着重批判了经济决定论，尤其是唯生产力论。那么在这里，我们将进一步理清一些概念，以正确理解社会基本矛盾。

首先是生产力，生产力=生产资料（劳动对象+生产工具）+劳动力，但加法只是加法，是概念的缺乏，它指示了一个必须被填补的暂时的空白，因为我们很容易察觉到，在某一生产方式的生产过程的不同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的生产力，不是以任何方式简单相加的结果，而是具有一种特定的统一。

而单单是生产力不足以说明什么，还要看到生产关系。

我们非常清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剥削关系，但有人会认为，资本家是在利用人的需要所要求的社会有用物品的生产来赚取剩余价值。不是这样的，资本主义的目标不是生产社会有用物品，而是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与资本再生产。

“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动力是通过生产社会有用物品来生产剩余价值，是通过生产而持续不断地增加即扩大剥削。”——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但在这里的重点是，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优先性。

“在构成了某种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特定统一体中，是生产关系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并在它规定的客观限度内起决定作用。”——阿尔都塞《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优先性》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生产力发展出与自己相匹配的生产关系，那么生产关系反过来也受到生产力的制约，生产关系在这里是被支配的地位。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可是，我们会看到，文中既没有明确提到国家，也没有明确提及社会各阶级。可是在《共产党宣言》里，“一切人类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在这里却缺失了。

在这里，我们要看到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在运作，黑格尔的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替换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的每个阶段必须在现存生产关系留给它的空间内发挥出其全部的潜能，直到产生矛盾/不适合，不再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新的内容，在这里，生产关系起到的是限制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作用。

但是，在这里阿尔都塞并没有否定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国家机器已经被无产阶级掌握这个大前提，然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优先发展生产力，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才会表现出优先性；而阿尔都塞的论域是在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无产阶级被剥削被压迫，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变革现有生产关系，在这里阶级斗争是拉满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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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这一对子，我将在后面“社会基本矛盾”部分讲述。在这里着重讲一下国家的问题。

“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这是列宁对于国家的定义，所以，国家就是镇压性的国家机器，通过设立制度承认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削弱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同时，通过对压迫行为的规范化，限制统治阶级过分压榨被统治阶级，在这么一个过程中缓和阶级矛盾。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国家外在于市民社会，并且否定性地制约和超越市民社会。黑格尔认为，在更高的一个阶段上，绝对精神通过国家与法的自觉调节，使市场规律直接以自觉的“普遍伦理”呈现出来，这就是从物化的必然王国向观念的自由王国的飞跃。

而马克思认为，国家是一个异化了的政治活动，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国家只是一个从属于利己主义市民社会，不与特定个人利益相脱离的市民社会的衍生物。

所以，阶级斗争的目标在于掌握国家政权，从而在于通过国家政权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不同的国家机器，而这个国家机器必须“由一个高居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接着在随后的阶段，进入一个消灭国家的过程。

在这里，不能等同于无政府主义。国家的消亡不是一瞬间的，而是自行消亡的。通过国家从属于社会，并通过总体的社会组织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完成对国家的转化。而无政府主义者直接主张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经济建设阶段，政府机关不再通过强权对民众施加“暴力”，而是把权力与生产资料下放个每一个民众，然后社会由民众自发组织成的社会组织接管并运作。他们靠人的“社会性”，靠“由公识凝结的民众组成的自发性社会组织”来接管社会，实际上必然会导致相应的暴力，因为这种“公识”凝结的秩序本身就是一种幻觉。这种绝对的社会公识本身就需要一种暴力来维持，如果无法有一个更加暴力的秩序来控制这些社会组织，那就无法保证社会能够保持一个哪怕是表面上的共识，从而迅速陷入利益冲突甚至是军阀割据的局面。在这里，人的“社会性”成了最暴力的威权。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最可悲的结果:少数特权者统治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但是，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少数将是工人。是的，大概是过去的工人，但是他们一旦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或人民的代表，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他们将从国家的高度来看一切普通工人，他们所代表的已经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和他们治理人民的欲望。谁怀疑这一点，谁就是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主义反驳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会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统治阶级，在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就是“斯大林主义”。

有很多人指责斯大林主义过于官僚化，导致了先锋队腐化变质，最后变成了特权阶级。是的，斯大林在自我反省时也认为各种失败的根据在于官僚制度，当局不能及时应对人民诉求，问题肯定在于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因此斯大林一直在整顿官僚体系。

我们说，国家最后要服务于社会，这也是设立官僚制的初衷——服务于人民。但，正如韦伯所批判的那样，官僚制彰显出了一种张力：一方面是管理效率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则是人的主体性受到了压制，变成了官僚政治、精英政治。所以，问题就在于并不是斯大林主义过于官僚化，而是还不够官僚化。它把国家政治化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它从来没有准备好建立一个中立的、运转良好的官僚机构，因此斯大林主义只得不断宣布紧急装态从而强行解决问题。

所以，在今天，左派需要重新发明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建构一种新的国家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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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突然提到了交往理论，并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通过各国家、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来的。

我们非常清楚，现实的人不是概念的人，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着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人。现实的人也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社会的属性，而是在与周围人以及自然界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的交往的产物，因而也是社会的产物。

所以，现代哲学迎来了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主体性哲学无法解释作为主体的我，如何与他人进行沟通、交流和传达。这便有了现象学做出的努力，虽然现象学似乎是一种唯我论哲学，但关于人类的共同体，现象学有很多见解。

有两种进路通向我们关于他人的经验的描述。第一种是，我们可以简单地描述我们如何直接地经验他人，如何把其他的身体辨识成为与我们自己相像的心灵和自我的体现；而第二种是一种间接的路线，我们并不观察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观察我们和他们与此二者共同具有的世界以及事物的关系。

“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世界，一个交互主体性的世界，是为每个人在此存在着的世界，是每个人都能理解其客观对象的世界。”——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

这种先验交互主体性是一种单子共同体，使得无数个自己构成相互依存和相互为他而存在着的自我-共同体，然后通过这种群体化，先验交互主体性就在交互主体中构造了一个客观的世界。

我们现在了解了主体间性的存在，但随着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理性的扩张与主体性的高扬，使得主体之间的自由对话变得越来越成问题，“他人即地狱”，矛盾与冲突加剧了主体间的不信任。怎么办？德国哲学家与法国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体现在那场著名的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交锋。法国哲学更倾向激进地结构、解构，一种海盗精神、游牧民族精神，而德国哲学更倾向于保守的和平对话交流（打二战导致的），这就有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所具有的工具理性，作为方法论特权主宰了一切，形成了一套僵硬冷漠的政治法律秩序、经济企业组织制度，这个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向公共生活和公共领域无限延伸，导致了“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所以哈贝马斯主张用交往理性代替工具理性，通过真实、真诚的语言交流，使得世界达到和谐。

那么，什么才能让交往理性成为可能？自然语言。

“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是把诸多互动连成一体、为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通过构建公共话语空间，在这一空间里进行商谈，同对话者就世界中某物达成理解。但很明显，不是每一种异质性都能建构起自己的公共场域，而是要通过审查，靠知识分子判断公共话语空间有没有受到歪曲。在这里，谁掌握公共话语空间的解释权，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组织中，所使用的话语也就必须符合美国价值观，颇具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与知识是权力的记载”。话语生产了立场，并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

所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意识到，在参与对话与协商的主体间性之前，还要清楚什么样的人可以参与对话。那么，主体想要加入对话，就要彼此互相承认对方为主体。

不论是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的发展阶段理论，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还是皮亚杰的儿童认知理论，都认为幼儿思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无法离开观点采择机制的影响。幼儿之所以能够客观认识某个对象，是因为他们通过认同于重要他者的视角，摆脱自我中心化。如果做不到这样，幼儿是无法形成自我意识的。所以，“承认”是具有优先性的。

听起来不错，承认能够解决不平等问题。但问题恰恰就在于，还是在默认背景性秩序。在资本主义秩序下，相互承认的模式恰恰不会将参与者建构为平等的主体，而是以某种文化身份参与到秩序中，成了“身份政治”。

所以，我们需要重回阶级问题，谁主导背景性秩序？谁掌握公共话语空间的解释权？这是重中之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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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形态的更替问题，教科书先摆出了经典的“历史五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历史观并不出自马克思本人，事实上，马克思在不同时期在不同著作中给出了不同的划分方式：按人的类本质划分、按所有制划分、按人的精神对自然的关系划分、按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划分等等。而“历史五段论”就又可以怪斯大林了，出于意识形态斗争的考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简化。

这一历史哲学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就中国而言，封建社会的时间段划分已经争议许久，西欧的封建社会是封君封臣制度，放在中国应该是分封制，所以秦汉到底是不是封建社会？

将复杂的历史纳入一种普世的规律之下，必然会排斥许多与之相反的历史细节。你可以说这是为了政治需要，但是对于真正的研究来说，僵死的划分历史无疑是弊端重重的。

所以教科书会说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具有多样性的，毕竟如果持这种历史进化论的话，列宁与毛的实践永远不会成功。“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所以如何处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我们清楚，斯大林喜欢用历史必然性来宣誓行动的合法性，比如通往共产主义的历史发展必然性，而一个共产主义者把自己作为单纯的工具去实现一个历史的必然性。

这种历史观类似于末日审判的视角，从一种弥赛亚的“胜利”来回溯性地审视历史，而隐藏在背后的则是大他者。这么做就引申出一种逻辑：存在一种客观罪责，比如大清洗，是大他者的罪责。通过弥赛亚的胜利者的视野，胜利是由“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提前保证的，因而产生一种新主人取代旧主人的过程的历史的进化论，每一个胜利者都在自己的时代扮演者“进步的角色”，然后因不可避免的发展丧失目标。

所以，历史进化论也总是暗示了对“至善”的目的论信仰，线性的运动使得其丧失了回溯性重构所带来的创造性与革命性。而辩证发展在于对起始的不断重复，对预设内容的灭绝和对预设内容的回溯性重构，这也就要求主体对于历史时机的介入。

1917年，俄国各激进党派抵制将运动推的太远，而是应该与民主资产阶级结成联盟，首先实现民主革命，耐心等待成熟的革命形势。而列宁则意识到根本没有关于历史的必然发展阶段的“客观的逻辑”，因为人们的决定性的介入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布尔什维克非常明白，适当的政治干预不发生在某种基础全局矩阵的坐标系内，因为它所实现的正是这个矩阵的重新洗牌。在此意义上，革命的根本规定性就在于对历史必然性的打破。

参考：

黑格尔《逻辑学》

列宁《国家与革命》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

衣俊卿《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

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现象学导论》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齐泽克《有人说过集权主义吗？》

任学鹏：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问题研究——基于社会意识的历史生成视角

骞真：论马克思交往理论视域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孔明安 谭勇：交往的主体与生成的主体——哈贝马斯与齐泽克的主体间性思想比较研究

蓝江：如何干掉贪婪的资本饕餮——解读南希·弗雷泽的《食人资本主义》

张双利：重解历史的必然性——论齐泽克对 《历史与阶级意识》 的重新解读

齐泽克：为官僚社会主义辩护

齐泽克：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