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现在中国非政府组织（NGO）发展具体存在哪些问题?

冯可立：现在中国NGO的发展最主要的是外部的限制，双重注册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组织要通过业务部门和民政部两部分的监管，有些组织很难成立。而在香港很简单，主要就是证明我们没有犯罪，就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比如推行宗教宣扬，公益事业，教育问题，对法律的介绍等等，这些功能我们自己去定。但在内地，1989年以后，双重登记开始推行，以前主要是民政部门去做，现在来看，这种制度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很多民间组织很难建立起来。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壹基金前段时间由私募到公募的转变？这对于国内社会组织的发展有什么启示?有人说“壹基金只是个特例”，你如何看？

冯可立：现在壹基金转变成公募，作为公募，最重要的就是要向公众去交待，要订下很多的操守的规矩，基金要做到透明，比如行政人员收了多少钱，行政费是不是很高，有没有乱用钱，所以要做好责任交待就不简单了。

李连杰是个明星，当然有他的特殊之处，但是我要看的是他的一个影响，他会成为一个模范。其他人也会想，政府给我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让我们也可以做。这个特殊的例子能不能成为一般的规矩，这就是一个关键。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应该是有可能的。尤其是李连杰是做的公益事业，应该是更开放的，对民生也有很大的好处。政府对壹基金做法持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的话，那就更好了。

经济观察报：一般来说，社会组织应该独立于政府和企业，才能保证公信力，你认为在社会组织的发展中，政府应该起到什么作用？社会组织是保持独立还是选择与政府或者企业合作？

冯可立：举个例子，香港有一个社会服务联会，联系的范围近两百个社团，一万多名专业社工。这个社会服务联会很多时候都提交福利的发展意见约见特首，要求政府正视民间的诉求。政府应该从人民中来，不是要求你绝对服从民意，但至少你要听到民间的声音，也多些反省。虽然内地现在还是官方主导，交流可能并不像香港那么容易，但是起码一步一步来。太多由上而下的政策制定就不好了，也要一些由下而上的意见。所以，应该把上下的意见综合起来，找一个平台，找一个论坛去做，去讨论，为什么不行呢？

社会组织的核心运作就是自已去订社会规矩。你自己订规矩，就应该遵守，因此就成为社会道德的一部份。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专业的发展。因为专业会有一定的规矩。比如说，香港有律师的公会，他们的专业就是要捍卫法治，教师的协会就要坚守教育的目的等等。社会工作者是人道主义者，用人道主义的精神与规矩去保障民生，这些都是从民间组织订下来的规矩，有些时候与官方的态度不同。这没问题，最主要的是官方与民间如何沟通交流。

虽然现在在国内政策的制定还是由下而上的，但是我也看到一些小的改变。比如我刚从东莞回来，接触有关社会保险的民间组织，他们都提出一些社会保险很多实务上要面对的问题，在这些民间组织中有一些人是官员，他们也了解到很多民间不同的反应。在中国，有不少的NGO其实里面有不少官员，他们身份上有矛盾，现在两者相同身份还是存在，下一步就应该有分工了，这个分工慢慢就要专业起来，如果分工好了，就可以综合很多意见。这个过程很长，可能要十年，二十年，但起码要有一个起步。政府最好就是定义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的工作，在民意方面要比较开放，这是最重要的，民意的调查应该交给民间组织。但社会管理方面要多元化，以前你管所有的东西，但是管得不好，你就应该放手。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社会组织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冯可立：我相信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不好的话，那整个社会发展就会受到障碍。什么是社会分工呢？就是职能分工，要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就变成一个全能的政府，所以在中国来说，政府要退一步，就是要定义自己的角色，他做的就是维持治安啊，提供服务的等等，但最主要是尊重专业的发展，比如福利，法律，教育，会计等等，这（社会分工）是定海神针。

如果政府能够尊重专业主义，能够在不同层面建立价值观，政府不应该管这些东西，让专业来管。这样政府有政府的职能，民间团体有民间团体的职能，各自履行自己的责任，中间建立交流，才能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公民社会。比如香港有个大律师公会，如果政府做了一些事情侵犯法治精神，他们会发一个声明告诉政府，政府要改，因为大律师公会是更专业的。因为政府做的很多时候一方面是政治问题，一方面是管理问题，他没有空间去做很多社会道德的建立，比如法治的精神，政府做不来的，一定需要很多行业来做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