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 斯坦福大学Carstensen及其同事提出了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简称SST), 用来解释随着年龄的增长, 尤其是到了老年期, 人的社会活动数量和频率减少的心理机制。之后, Carstensen及其同事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情绪、动机、时间知觉等角度对该理论进行了不断完善与重新阐述。由于这一理论试图从微观层面, 亦即心理机制方面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 其基本理论假设和引申的次级观点涉及心理学研究的诸多领域, 如情绪的毕生发展、情绪记忆及其年龄效应、社会目标和动力机制等, 且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因此, 近十年来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近年来, 该理论也逐渐引起了国内研究者(如伍麟, 刑小莉, 2009; 韩冰, 2009; 张国礼, 王沛, 2008)的关注。但总观国内现有研究, 以部分引述和运用其理论观点的居多, 强调其后期观点, 而未对该理论作较为完整的介绍。如前所述, 该理论从提出至今一直处于不断完善和论证之中, 研究者使用和强调的关键概念也在随之变化。因此,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 在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下更好地把握相关概念以及理论假设之间的逻辑联系。鉴于此, 本文拟以Carstensen等人的相关研究为基础, 以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在不同阶段所强调的核心概念为线索, 对该理论及其相关研究证据作简要回顾。

一、老年期社会行为的减少是选择的结果

人从出生起, 就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在整个一生中, 要与他人建立许多社会联系, 社会交往活动伴随人的整个一生。然而, 一个可以为经验感知的现象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尤其是进入老年阶段, 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日益减少。这一现象也得到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的支持, 是所有研究者认可的老化现象之一(Carstensen, 2001)。

为什么社会活动会在老年期会减少？在Carstensen的理论提出之前, 有两种较有影响的观点—活动理论和撤退理论。活动理论认为, 老年人心理机能并未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 但由于健康状况的变化和社会政治等原因(如强制退休等), 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的机会被剥夺了, 由此导致了社会活动数量和频率的减少。撤退理论认为,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们意识到自己越来越接近死亡, 于是自动减少社会活动, 逐渐从社会关系中撤出, 情绪体验也随之弱化(Carstensen, 1995)。这两种理论对老年期社会活动的减少作出不同解释, 但均持一种消极态度。不满于以往理论的消极意味, Carstensen开始关注和寻找那些老化研究中的积极结论, 并提出了选择理论(selectivity theory)。

早期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人一生都在对社会同伴进行选择, 这种选择性随年龄增长不断增强; 老年期社会活动的减少正是选择的结果。个体通过选择实现两种功能, 一是更好地保存能量, 二是更好地调节情感。由于人的生理机能会随增龄不断衰退, 保持能量变得非常重要, 这就使个体选择社会同伴的标准发生了改变。人们通过策略性的、适应的选择缩减社会网络, 最终使积极情感最大化, 消极情感最小化(Carstensen, 2001)。

为了突出社会活动的减少是一种主动“选择”, 研究者围绕“选择”这一核心概念推导出一系列假设, 并通过实验进行了证明。

(一)社会同伴的选择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标准

既然社会行为的减少是一种选择, 那么这种选择一定是依据某种标准或原则做出的。根据这一思路, Carstensen(1990)及其同事通过一项卡片分类任务考察了不同年龄段的被试对社会同伴的心理表征, 以此探究社会同伴选择标准的年龄差异。研究者选取16岁到92岁的被试, 分为四个年龄组(青少年、中年人、社区老年人、养老院老年人), 提供18张卡片, 每张卡片描述一个可能的社会交往同伴(如一个好朋友、一个新邻居、读过的一本书的作者等), 要求被试将这些卡片分成几组, 分类依据是与这些人交往时的相似程度。结果发现, 被试对社会同伴的分类遵照三个基本维度—预期情感(anticipated affect)、未来联系(future contact)和信息获取(information seeking)。四个年龄组对三个维度的选择权重存在年龄差异:老年人更注重社会联系中的预期情感, 而年轻人则关注所有维度。也就是说, 随着年龄的增大和生理机能的衰退, 在选择社会同伴时, 预期情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依据, 而未来联系的重要性则逐步减弱。

(二)社会同伴的数量减少只表现在特定人际关系中

如果老年期与社会同伴联系的减少并不出现在所有类型的人际关系中, 而只表现在某些特定人际关系中, 那么可以推测, 这种减少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Carstensen以Jean Mcfarlane主持的一项长达34年的儿童指导研究为基础, 通过重新分析研究者对研究对象在17(或18)岁、30岁、40岁和50岁时的访谈数据, 评估他们在六种不同人际关系(如熟人、子女、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和好朋友)中的联系频率、满意度和亲密性, 以此考察成年期的社会与情感模式(Carstensen, 1992)。Carstensen假设, 人们与普通熟人的联系在成年早期达到最高峰, 并从中年期开始减少, 而与亲密关系者的联系则不会减少。结果证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与一般熟人的交往明显缩减, 而与亲密关系者(如配偶和子女)的联系则一直保持稳定甚至增多。

选择理论对此的解释是, 个体在生命周期中的位置(place in life cycle)限制了与新同伴交往的可能性, 因此, 年龄越大, 人越倾向于与熟悉的同伴交往, 而年轻人和青少年则更喜欢结交新同伴。

(三)情感的亲密性并未因社会同伴的减少而减弱

在前述研究中Carstensen还发现, 即便是在交往频率总体下降的情况下, 所有密切人际关系(甚至在与兄弟姐妹的联系)中情感的亲密度都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增强(Carstensen, 1992)。这项研究从毕生发展的视角为老年期社会交往的选择性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选择理论认为, 老人通过缩减那些不重要的社会联系, 将更多的精力投向更有意义的、更重要、更亲密的社会关系, 从中获得最多的积极情感。

(四)社会活动的减少是一种随增龄出现的偏好

根据活动理论观点, 如果老年期交往减少是由于健康状况、可选择的社会同伴的缺乏等客观条件受限导致的, 那么可以假设:九十多岁老人的社会网络一定比八十多岁的老年人要小。而按照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社会交往的缩减只表现在那些不重要的外围关系中。Carstensen及其同事考察了柏林老年研究的横向研究数据。结果证实了选择理论的假设, 年龄最长的老年人, 他们的社会网络中几乎没有一般的熟人, 而亲密社会同伴的数量则与较年轻的老年人不相上下(Carstensen, 1995)。也就是说, 社会活动的减少并非由年龄本身决定的, 起关键作用的是随年龄增长而出现的一种同伴选择偏好。

从前述观点与相关研究中我们不难看到, 早期选择理论的核心思想与Baltes成功老龄化的SOC模型(选择补偿最优化模型)几乎完全吻合。SOC模型认为, 人在老年期随着生理、心理和社会等资源的减少, 会通过积极的选择来重建目标, 以补偿各种资源减少导致的损失, 最终使损失导致的风险最小化, 积极结果最大化。选择、补偿与优化是SOC模型中的核心概念, 尽管在早期选择理论中直接沿用的概念只有“选择”, 但“优化”与“补偿”的思想其实是其理论演绎的基础。如Carstensen认为, 老年人通过减少社会行为可以实现积极情感的最大和消极情感的最小化, 正是“最优化”思想的体现。情感的亲密性并未因社会联系数量的减少而减弱, 甚至有所增强, 这正是“补偿”的思想。事实上, Carstensen(1992)也曾明确指出, SST模型可以看作是SOC模型在社会领域的具体应用。

二、情绪调节是老年期社会行为减少的主要动因

早期选择理论已经提到了情感在老年期的重要性, 但未围绕这一观点进行系统阐述和论证。根据可以查阅的文献, 用“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代替“选择理论”的提法始于Carstensen一篇题为“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一生发展背景下的社会活动”(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Social activity in life-span context, 1991)论文。这一时期的SST理论正如其理论名称的改变一样, 重在阐述与证明“情绪”在社会行为选择中的重要性。

(一)情绪调节是人社会行为的动机之一

早期理论以阐述“选择”的内涵与寻找“选择”的证据为主, 而这一阶段的理论则转向选择动因的揭示。研究者也由此开始强调, 该理论是根植于社会交往动机和功能的生命全程(life span)理论。

Carstensen等提出, 信息获取、自我概念的发展与维持、情绪调节是社会交往活动的三个基本动机(早期研究中被视为社会同伴选择的标准), 它们(1993)贯穿人的一生, 但各自的重要性取决于个体在生命周期(place in the life cycle)中所处的位置。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们追求信息的动机逐渐减弱, 情绪调节的重要性则日益增强, 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Carstensen, 1992, 1994, 1995)。Carstensen用一个图表示三种社会动机的相对重要性在一生中发展变化的模式(见下图)。

图

图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理想化模型中三个社会动机的一生发展

(二)情绪调节的重要性随增龄日益增强

为了证明情绪随年龄日益增强的重要性, Carstensen一方面从其他研究者那里寻找关于老年情绪积极面的证据, 同时也围绕老年期的社会情绪做了大量研究。

1.情感在整个成年期的重要性。在一项研究中, Carstensen以83名20到80岁的社区成年人(身体健康、受过良好教育)为被试, 采用无意记忆的实验范式考察他们对情绪性刺激材料和中性刺激材料的记忆成绩。结果发现, 老年人对中性刺激材料的回忆少于年轻人, 但对情绪性刺激的回忆却与年轻人没有显著性差异。研究者认为, 这一年龄差异反应了老年人对情绪信息的优先选择和较深加工, 证明情绪的相对重要性确实随年龄增长而增强。

2.情绪体验、情绪表达和情绪控制的老化。Carstenen(1997)及其同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四个伦理文化背景不同的样组在情绪的体验、表达和控制方面的年龄差异。结果发现, 生气与恐惧的主观体验随年龄减弱; 快乐的主观体验随年龄增长增强; 情绪控制尤其是内部控制随年龄增长增强。

Carstenen(2000)还考察了日常生活中情绪体验的次数、强度和复杂性的年龄差异。结果发现, 在日常生活中, 老年人和年轻人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体验强度不存在年龄差异, 也就是说情绪体验强度与年龄无关。但老年人积极情绪的持续时间更长。

三、时间知觉决定社会行为的动机选择

时间的作用在SST理论的早期研究文献虽已被提及, 但研究者起初并未对其作特别强调和系统阐述。与时间知觉有关的提法主要包括“人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位置”(place in the cycle of life)、“预期的社会性终结”(anticipated social endings)以及“对时间有限性的意识”等。1999年Carstensen及其同事使用“时间知觉”(perception of time)代替了以往关于时间的各种提法, 并详细阐述了时间知觉在社会动机改变中的作用。SST理论的主要观点及观点之间的逻辑关系至此变得更加清晰、完整。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时间知觉在社会目标选择中起着基础性的核心作用, 它使人们通过对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平衡更好地适应环境。如果时间被知觉为无限的, 那么社会行为的目标就会是未来导向(future-oriented)的, 为未来做准备的、与知识有关的, 如收集信息、体验新奇刺激、拓展知识等。反之, 如果时间被知觉为有限的, 主导目标就会转化为现在导向(present-oriented)的、能在短期内实现的、与情绪有关的, 如关注情感状态、追求情绪意义、体验情绪满足感等。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对时间有限性的知觉越来越强烈, 因此会逐渐将与知识有关的目标放在次要地位, 而更加重视那些具有情绪意义的目标。

如果老年期社会行为的减少并不是由年龄本身决定的, 而是由时间知觉决定的, 那么可据此推论, 不论是哪个年龄段的成人, 只要感觉到时间有限, 对社会目标的选择都会有类似的反应。如果年轻人感到未来时间有限, 他们对社会目标的选择会与老年人类似, 反之, 如果老年人感到时间可以扩展, 他们的目标选择也会发生相应改变。

在一项研究(Fredrickson, Barbara L.; Carstensen, Laura L, 1990)中, 研究者对预期的社会终结(anticipated social endings)进行操纵, 设计了时间不确定情境和时间有限情境, 考察不同年龄的被试在两种条件下的同伴选择是否存在差异。在不确定条件下, 要求被试想象自己有半小时的自由时间, 在没有紧急事物需要处理的情况下, 愿意和谁度过这段时光。在社会终结条件下, 要求被试想象自己即将独自一人移居国外, 没有任何家人和熟人的陪伴, 如果有半小时的自由时间, 且没有紧急事务要处理, 愿意和谁共度这段时光。备选的三个社会同伴包括一个熟悉的社会同伴(如家人)和两个陌生的社会同伴(一个新近认识的、与自己有很多共同点的人和曾读过的一本书的作者)。结果表明, 在预期社会关系即将终结的条件下, 年轻人的同伴选择模式与老年人相似。

为了证明年轻人在时间有限条件下的选择与老年人类似, Carstensen还以120名男同性恋为被试进行了研究。研究者将被试分为HIV(AIDS)阴性组(健康组)、HIV阳性无症状组和HIV阳性有症状组, 要求被试完成一项社会同伴的图片分类任务。结果发现, 健康组的分类标准是混合型的, 包括信息获取、未来联系和预期情感, 而阳性无症状组则以潜在情感为分类依据。

在另外一项研究中, 研究者将时间有限情境改为时间延长情境, 请老年被试想象, 如果他们最近从医生那里获悉有一种新药可以使预期寿命再延长20年, 且保证身体健康, 这种情况下他们愿意和谁度过。研究者发现, 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也转而选择新异的社会同伴。

Carstensen通过上述研究证明了时间知觉对同伴社会认知的影响。在另一研究(2002)中, Carstensen及其同事以20 ~90岁的成人为被试进一步研究了未来时间知觉、社会目标和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研究者假设:时间知觉直接影响个体的社会目标选择, 而优先选择的社会目标又会影响其社会关系的规模、结构与主观满意度。具体而言, 如果感觉到未来时间是有限的, 情绪调节将成为个体优先选择的社会目标, 这时, 个体将缩小其社会关系网络, 并拥有更高的社会满意度。结果证明了研究者的假设。

四、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启发与问题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从提出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尽管在理论提出之始就涉及到了选择、情绪、社会目标(动机)、时间等观念, 但早期研究更多的是在巴尔特斯SOC模型的框架下以及寻找社会老化积极图景的努力中展开假设与论证, 且观点之间缺少明确的逻辑关系。1999年“Taking time seriously: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一文以时间知觉概念为基础对STT理论作了重新阐述, 为各种观点提供了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的时间知觉不断变化, 这直接影响人们对社会目标(信息获取、情绪调节)的优先选择, 不同的目标又将决定人们对自己社会关系的重新组织与满意度。有限的时间知觉与情绪调节目标相联系, 对情绪调节目标的重视会使主体缩小人际网络, 更加看重那些重要的社会关系和亲密关系, 从中获得的满意度也随之增加。该文发表以后, SST理论开始广受关注, 对心理学的其他研究领域有较大的启发。但这一理论同样也存在一些值得质疑的问题。

(一)启发1. 对毕生发展心理学研究的启发

SST理论对丧失(loss)和年龄提出了新的看法。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 老年期行为的变化并非丧失导致的, 而是基于时间知觉做出的前摄性目标转变。老年期对丧失的态度不见得是绝望, 而是一种包容甚至欣赏。年龄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状态, 而是与一系列可能改变人的行为、认知与情绪目标的条件有关的概念。

此外, 时间知觉的提出还是社会情绪理论对SOC模型的发展。SOC模型提出了毕生发展的选择与补偿机制, 但并未指出各个领域的选择依据, SST理论将SOC模型的观念具体化到社会交往领域, 不仅提出了时间知觉是社会目标选择的基本依据, 也解释了补偿的模式, 并勾画出社会领域毕生发展的社会目标。

2. 对社会与人格心理学的启发

SST理论对社会心理学关于时间知觉和社会行为的研究提出了质疑。一方面, 它认为, 社会心理学关于时间知觉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哲学意义上、大学生的个体差异上或者很短的时间框架内。另一方面, 很多研究者以大学二年级学生为对象来研究社会行为, 从SST理论未来时间(生命剩余时间)知觉决定社会动机的假设来看, 样本的代表性不够充分。而且就大学生样本而言, 不同的目标导向也会对社会行为产生影响。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此外, 未来时间知觉可能改变对人们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看法, 这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3. 对文化心理学的启发

尽管人类的时间知觉存在某种共性, 但在不同文化与宗教背景下, 人们对时间、生命、社会目标的意义、不同社会关系的意义有不同解释, 这可能会影响特定文化中人们的时间知觉与社会目标、社会关系之间的作用模式。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

4. 对认知心理学的启发

Carstensen指出, 以往关于判断、决策的研究都没有考虑时间因素, 根据SST理论, 加入对时间知觉因素的考虑也许可以更好地预测人的社会行为。这为社会认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 关于记忆的研究通常认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的功能随增龄而衰退, 但Carstensen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对情绪性材料的记忆优于年轻人, 其他研究者也证实了类似的结论, 可见情绪对老年人的认知功能有影响。这对认知心理学研究的启发是, 用不同的实验材料研究认知的年龄差异, 可能影响对老年被试的公正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关于这一点, 可以说, 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老年情绪记忆的积极效应研究很大程度上受SST理论的影响。

5. 对临床心理学的启发

很多研究者指出, 感到生命即将结束是导致抑郁的主要因素。而SST理论认为未来时间知觉本身并不会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相反, 当感到时间有限时, 人会自然选择现在导向的情绪目标, 更好地调节情绪。而焦虑障碍是在感觉时间有限情况下对未来的过分担忧而导致的, 因此, 如果能鼓励人们更多地关注当下,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抑郁和焦虑。

(二)问题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早期提到三个社会动机, 包括信息获取、自我概念的发展与维持以及情绪调节, 但后期提出时间知觉概念并重新阐述之后, 不再提及自我概念的发展与维持, 只保留了信息获取和情绪调节。自我概念的发展与维持是人际交往的功能之一, 时间知觉对它的影响是怎样的,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未对此作充分阐述。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认为, 当人感到时间是有限的, 就会将情绪目标摆在优先的位置。按照这一推论, 如果时间知觉是无限的, 那么与知识有关的目标应当被优先选择, 但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当时间知觉是无限的, 社会目标选择通常是混合型的, 并不是某一目标更突出。这意味着, 当时间知觉为无限时, 仅仅依靠时间知觉并不足以解释社会目标的选择。也就说, 未来时间知觉影响社会动机的观点能较好地解释老年人社会行为的变化, 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健康年轻人的社会行为。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社会情绪理论提到的未来时间知觉实际上更侧重于对未来时间有限性的知觉, 这从早期理论使用“预期的社会终结”的提法中也可以体现出来。看来, 作为毕生发展理论,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如果要对成年早期以及之前的社会动机选择作出更好的解释, 有必要对未来时间知觉作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