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代史的主线问题，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逐渐以五种社会经济形态论占主导。从80年代开始，由于中外学术思想和理论观点的碰撞，中国史学界纷纷引进西方社会历史理论，作为推动中国古代史学科科学化研究和建设的新参考模式和重要方法。薛政超老师对这一史学思潮进行了梳理，力图从各学说的重要观点、学理依据、学界影响、发展趋势等方面做一简介。

近百年来，伴随着对史学科学化的追求，史学界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变迁过程进行了锲而不舍的思考和探究，为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古史主线和体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同时取得了标志性的阶段成果。本文主要关注第三阶段具有代表性的新学说或理论，如刘泽华的“王权主义”、冯天瑜的“地主社会”、葛金芳的“农商社会”、赵轶峰的“帝制农商社会”和林文勋的“富民社会”等。

一、重要观点

（一）专制王权与宗法地主之视角

“王权主义”是刘泽华在中国政治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逐渐提出的一个核心命题，并扩展为洞察中国古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和社会属性的“历史观”。其主要观点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支配经济。它虽然不能创造出封建经济，但在封建经济关系基础上可以影响乃至决定封建地主成员的命运及其存在形式。

“地主社会”，全称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是由冯天瑜在《“封建”考论 》中针对秦汉至明清“封建社会”说而提出的一种替代名称与学说。该著认为，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间，社会制度层面虽多有变化，但宗法制、地主制和专制帝制三项因素始终共存，并互为表里、彼此补充。

▲ 冯天瑜著《“封建”考论 》

（二）农商结构与富民阶层之视角

“农商社会”说，是葛金芳“对宋以降（11~20世纪）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一种近似概括”，也是一种从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来描绘中古社会阶段性发展及其特征的理论。它主要揭示了“农商社会”的五大特征，而其最大特征，就是商品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

由赵轶峰提出的“帝制农商社会”说，是指在中央集权的帝制体系框架内展开的以农业、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增强的社会，它最基本的特征是，帝制—官僚—郡县体制与农商混合经济达成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共生态。该说认为，中国文明史从先秦王制、秦至清帝制到民国以来共和制三个阶段依次递进，其中帝制时代又可区分为秦汉至唐的帝制农业社会时期、辽宋金元多元汇融与嬗变时期和明清帝制农商社会时代。

▲ 赵轶峰教授

“富民社会”由经济史学者林文勋倡导提出并加以系统论述。该说认为，在唐宋以来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一个拥有财富和良好文化教育的新的富民阶层崛起，极大地改变了唐宋社会的阶级关系、经济关系，形成了持续至元明清的新社会形态——“富民社会”。在此基础上，该说进一步指出：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从“部族社会”到“豪民社会”，再到“富民社会”，并走向“市民社会”的演进过程。因此，“富民社会”是解构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

二、影响与展望

（一）新的学术链改变学术生态：

诸说导引对中古特色发展道路的新认知

1. 诸说成果不断，相关领域学者对其多有引证、评价，或受之启发展开关联研究。据笔者对这一指标的初步统计来看， “王权主义”说影响最大，其核心作者及引证评价类、关联性的论著超过 1100 篇/部。其次为“富民社会”说，超过 130 篇/部。再次为“地主社会”说和“帝制农商社会”说，分别超过 90 篇/部和 70 篇/部。对“农商社会”的研究和关注相对较少，但也超过 30 篇/部。

2. 诸说相互“抱团”作战，搭建制度化的话语平台，开拓独立的学术空间。随着诸新论的相继倡立，诸说创始人及其学术团队逐渐有意联合起来召开主题性学术研讨会，交流展现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思考心得，并邀请本领域的著名学者一同参会，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以期用这种集中又开放的方式推动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同时建立起制度化的话语平台，使自身的学术空间更为扩大。

3. 导引对中国古代特色发展道路的重新认知。诸新说的学术生成及其在学界产生影响的过程，也就是新的学术链的形成过程。它们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进入学界同仁们的视野，都说明其在学术视角和理论思维等方面具有启发性意义或值得进行对话的价值，也反映了中古史学界的学术生态因之而逐渐得到改变的现状。而究其背后之实质，则是因为它们梳理出了制约中古发展道路的固有的特色要素和相互作用的机制，并在对于中国古代特色发展道路的重新认知上发挥着先锋和导引的作用。

（二）存在共有问题的症结及其应对：

诸说未来趋向之展望

1. 传承与变革：何者是中国古代特别是秦以后这段历史发展进程的主旋律？

关于中古史发展过程中的传承与变革问题，五种新说分别给出了特色鲜明的答案。其中对于中国较早时期历史的发展，诸说大都认同在秦汉前后出现了重大转折和变化。而关于秦以后历史的演进，则持有不同与对立的观点。这实际反映了其研究视野与方法都存在某种局限性。

诸说将历史的全部进程纳入到其考察范围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片面强调所梳理主线重要性的倾向。观察到王权构造、宗法组织和地主所有制始终存在，就突出历史发展的继承性；注意到部民、豪民、富民阶层依次转变和农业经济向农商经济转化，就强调社会形态的根本性变革。

是以传承为主体，还是以变革为表征？要破解诸说所共同面临的这一难题，应在坚持各自研究范式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其他学说所梳理要素的合理成分。就这一点来说，“帝制农商社会”说的构建方法就很值得称道。在其理论中，“王权主义”所述帝制权力的长期承续与社会变革论者所论阶段性新异因素都被兼容并蓄。这或许并不是唯一可加以推广的理论构建模式，但它至少指出了诸说要解决此问题的基本方向。

▲ 传统史学观点受到冲击，如何理解中国古代史发展的脉络众说纷纭

2. 国家与社会：何者是决定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轨迹的主导性力量？

诸说在历史发展的传承与变革问题上分歧，其实与其各自揭示的历史运行的机制和规律密切相关。它们有的着重于专制王权的重复构造及其支配地位等国家性因素，有的强调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导致的社会阶层阶级结构和农商经济结构的变化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宗法组织的形成等社会性因素，有的则认为是国家与社会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而言，或有所继承和发展，或有所突破和修正，反映出诸说对国家与社会在中古历史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不同认识。

笔者认为，诸说作为一个整体，应当说已经寻找到了决定中国古代历史走向的最主要的因素，它们将来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力量相互间的作用机制，由此揭示出历史运行及其规律背后的真正“玄机”和“密码”。

其实在诸说之中也已出现推动这种转向的自觉意识。但由于对固有立场的坚持往往累积成一种难以破除的惯性思维，使这种源自部分学说的自觉意识还未能真正上升为诸说整体的研究范式。这就要求各学说积极吸纳相关理论成果，对现有理论范式加以修正，以增强其理论体系对中古史发展过程的解释力。如牟发松关于汉唐历史发展趋势的“社会的国家化”理论，就值得参考。

综上所论，诸新说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由本土固有概念和要素构成的独特视角，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特色鲜明的发展道路及其独特逻辑，在理论的借鉴和确凿的史证中重塑其主线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