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商业发展阶段，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较为特殊和敏感的阶段，因为这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是最大概率发展为资本主义。

同时期的欧洲，也是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之后逐步产生资本主义。

前者失败，后者成功，中西方差距在这一刻就逐渐拉开差距。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稳定国内生产秩序，出台了三条政策以恢复农业生产，进而希望实现提高税收和国力的目的。

然而，这几条试图恢复农业生产的政策间接导致了工商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反作用于国家政策的发展，最终使得明朝中后期商业的壮大。

商业文化的发展，冲击了当时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结构，奢靡炫富之风盛行，士人阶层受到威胁，甚至把明朝灭亡的原因都归结于商业发展。

首先，明朝初年推行哪些政策间接促进了商业发展？

其一，人口迁移：经历了元末二十多年的动乱战争，百姓流离失所、居无定所，尤其是中原山东、河南、河北一带，更是人烟稀少、满是荒地。

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朱元璋主持了规模巨大的人口迁移活动，强制把南方民众迁移到北方去耕种。

到了朱棣时期，这个通过内战上位的皇帝，人口迁移的目的不仅是恢复农业，而是受到永乐帝迁都举动的影响。

永乐帝也通过大规模人口迁移来充实北京、河南、天津等一带地区。

人口迁移无疑能促进农业生产，使得荒地得以开垦，粮食生产量快速提升。

然而，在这种大规模人口迁移中，许多人是在不情愿或者强制状态下进行的，这就使得迁移过程中出现许多逃民、难民和流民，为了不离开自己的故乡，他们宁愿逃走。

逃走之后就失去原有户籍登记，成为了居无定所的流民，失去土地庇护之后的这群人，自然就成为走南闯北的商人。

其二，里甲制度：人口迁移之后的新地方，朱元璋在此实施里甲制度。

以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通过里甲制度来统计户籍人数，进而通过在籍人数去征收粮食税。

在明朝中期，国家税负加大，要求一户百姓所交的粮食越来越多，百姓就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削减自己的在籍人数。

换言之，他们冒着变成流民的风险，也不愿意多耕作、多交粮，自然也走上经商之路，里甲制度也名存实亡了。

其三，完善交通：朱元璋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帝王，这也是与他自小的经历有关。

从底层百姓出身的他。做了皇帝之后希望自己的诏令、或者编纂文书都能够直接传达到基层每一个百姓手中，因此产生了驿传服务系统。

所谓驿传，就是“五百里加急文书”，是古代重要的通信与交通制度，明朝陆地驿站中心是北京，向外扩散60公里设置一个驿站，修建了驿站与驿站之间的平整大道。

除了陆地驿站以外，朱元璋基于运输粮食的需要，重修了隋唐时期的大运河用作水路驿站，此时全国陆河两路的交通体系就此齐全。

同时，驿站也是在人口众多的城市所设立的，信息的流通伴随着商业的发展，相互促进。

总结起来，朱元璋和朱棣出于恢复农业生产和迁都的需要，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同时为了控制新地方的人口，推行里甲制度来征收税负。

这两项政策变相地提高了从商人数的增加，不仅能够提高粮食生产量，有更多剩余商品进入到流通市场。

全国交通体系的完备，也让商品流通更加便利，是明朝在背后推动了人货物的积极流动。

其次，国家政策是如何进一步刺进商业发展？

其一，捐纳制度的推广运用。在古代中国，并非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而是上层政治结构决定了经济发展，明朝商业发展也正是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演变。

明朝中期的土木堡之变，使得明朝财政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沉重税负制度也无法进一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

政府把目光瞄准了商人群体，通过“捐纳制度”，让商人付钱来获得进入官僚政治系统的机会，换言之就是“用钱换官”。

捐纳制度针对那些富有，且不想通过科举考试的商人，一来可以提高自身社会地位，二来可以利用进入官僚系统进一步谋取利益，形成闭环。

其二，推行“税收征银”制度。明朝中期，政府认为收税大部分都是实物粮食，不仅运输压力大，而且粮食容易出现损耗。

因此决定把实物粮食转换成征收白银。此时的中国压根没有这么多现成流通的白银，万历年间就开放海禁政策，放开海上贸易。

自从郑和下西洋之后大量白银开始从南美、日本流入中国。

百姓以往交税都是靠实物粮食，现在需要先把粮食运到市场上去卖，换成白银来交税。如此一来，商人便在其中有更多的操作空间以牟利。

最后，商业发展是如何冲击当时社会结构？

这本书名为《纵乐的困惑》，指的是商人富有之后，纵情享乐、奢靡之风盛行，对当时固守儒家文化的士绅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前文提到，商人可以通过捐纳制度来谋取官职，这与以往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官职的士大夫就相悖了。

士绅阶层本身自带的优越性，一下子就被“富得流油”的商人所冲击，那些苦读寒窗数十载的文人感到从所未有的困惑。

正是这份困惑，一部分头脑清醒的士大夫开始转变自己观念，对商人鄙视排斥态度开始转变，抛弃了自身商业的成见，走上了经商致富的道路。

此外，全社会攀比炫富风气的流行，明朝初期经济恢复之后，商品经济也得到快速发展，奢侈品（华美衣服等）的出现，就是为了在阶层上做出区分。

商人为了实现阶层跨越，用文化嗜好接近和靠拢士人阶层。商业发展，进一步腐蚀了儒家的中庸文化观念，成为了他们忧心忡忡的原因。

诚然，商业发展在本质上仍然无法冲破以士绅阶层为主导的政治结构，虽然商人一味模仿和靠拢，但仍然侧面说明了士绅阶层依然掌握政治权利的主导权。

明朝资本主义的未能成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制于这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