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广泛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政治学、文艺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其研究最为持续、系统和全面。作为研究对象，社会思潮研究属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应体现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当代中国学术视野和语境下研究社会思潮，应坚持一定的方法论原则：应明确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着力点和目标，重视把握整个西方社会思潮(含社会思想史)的历史脉络；注重基于西方本土文化背景历史性形成的概念与基于中国本土话语加以理解及应用的区分；坚持逻辑与历史相辩证统一的原则，注意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探讨当代社会思潮的流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强化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多样社会思潮的研究。

关键词：社会思潮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1]，对如何正确对待社会思潮提供了方法论遵循。社会思潮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晴雨表，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社会思潮的研究、引领在整个意识形态建设领域至关重要。高校作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聚集地，也是各种思想流派观点形成、衍生和发展的集散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2]这一要求的落实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社会思潮问题的高度重视。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针对性开展社会思潮方面的研究和教学，是高校党建和思想宣传工作的需要，也是青年人才培养的需要。当前掌握社会思潮研究的大体状况及主要特点，以科学的方法和思维对待社会思潮，强化系统研究，使之能够正确分析和甄别多样思潮，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习的基本要求，是练好“看家本领”的关键要领。

一、当前我国社会思潮研究的基本情况及特点

目前，社会思潮研究已成为一种“常态”。这里所言“常态”，主要指社会思潮研究的学科归属、范围程度、内容所涉、问题论域、研究方法，乃至研究范式的相对趋于稳定的态势。社会思潮的教学和研究当下已相对稳定。

（一）社会思潮研究总体概况

近些年，社会思潮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文艺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领域都或多或少涉及社会思潮方面的问题，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对该问题的重视，从程度上讲最深厚，从范围上讲最普遍，研究也最为系统和全面。

许多高校都专门开设社会思潮方面的课程，或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当代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当代社会思潮专题研究”“现当代西方社会思潮专题”等等不一。不少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都设有社会思潮方面的研究方向，且形成了一批相对稳定的研究者。在中国知网以“社会思潮”为篇题检索可得到近2800篇文献。在国家图书馆检索“社会思潮”题名的著作，可得出150余条记录，其中2000年以来的出版数约占80%，学界对社会思潮的关注度可见一斑。

社会思潮研究的论域主要聚焦于4个方面：一是对社会思潮本身的内涵、特征、影响(功能)、传播方式及其现当代的表现新形态的一般性研究；二是对国内几种影响较大的错误思潮的历史脉络、内容观点、形成原因、具体表现及其实质等剖析；三是对诸种错误思潮的甄别、批判、引领及治理的路径方法的探讨；四是基于中西不同制度、国情和文化背景下的比较研究。从研究主题来看，总体上趋于稳定。研究方法方面，则主要以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为主，定性研究居多。研究范式上，则整体体现为“引领”和“批判性”的范式，以及新近学界提出的“治理”范式。应该说，上述这些情况的形成是历史性的，是思想理论界长期关注社会思潮特别是重视规避错误社会思潮之消极影响的结果，也是社会思潮从内容上虽然牵涉多学科而实际研究的主要任务落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结果。

（二）社会思潮研究的主要特点

社会思潮有其自身衍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从一定意义上影响和决定着其研究的总体趋势，使得研究呈现出一定的特点。清华大学林泰先生总结了社会思潮形成发展的轨迹，即“社会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社会心理的演化和社会思潮的孕育；一定的思想家提出引领社会走向的思想理论；首先在知识群体中传播、发酵、论辩；以多样化形式在大众中传播、扩散，形成社会思潮的交锋；形成群体性的政治斗争；反复多次后最终影响历史走向”。[3]“交锋”与“政治斗争”作为社会思潮争鸣的表现形式，也决定了其研究本身的导向性、弥散性、即时性和应需性。“舆论需要”有时会使社会思潮研究在某些“喧嚣阶段”颇有热度而在某些“沉寂时段”难免遇冷。持续追踪研究有时难以形成，而且是否形成往往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旨趣、视野、敏感度甚至信念直接相关。社会思潮本身的内容来源是多学科的思想理论观点以及传播者个人心理、情感、态度等的“杂糅体”，客观上研究需要多学科之间、多维度之间的综合，是否具备宽广的学术视野至关重要。

随着社会思潮关注度与日提升，研究层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明显。比如，从面上看，目前无论在研究团队、学术机构还是凝练方向上，尚有不少空间。全国高校少有专门研究社会思潮的基地和学术中心，因而在深入追踪式研究方面明显不足。相反，出于舆论引导即时需要，一段时间“批完了”就难以继续深入研究。比如民主社会主义在2007年到2008年学界一度讨论颇为激烈，之后又渐为沉寂。再如“普世价值”思潮，2008年前后是很热的话题，尔后略微有所降温，随着党的十八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的提出，相关讨论又多起来，有人故意混淆和歪曲“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区别，不少错误言论再次沉渣泛起。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都有这个特点。这也使得错误社会思潮研究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内容上缺乏对错误思潮的西方历史文化渊源、“土壤”及话语语境的深入分析；二是时间上缺乏对错误思潮进行持续全面彻底的研究。很多时候以宣传的方式而不是以学术研究的做法对待错误思潮，也使得许多错误思潮常常以包装和改良过的新面孔出现，而其背后的实质诉求还是共通的。

二、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为更深入研究社会思潮，进而在消解错误思潮的负面影响上更有效果，增强思想宣传工作的说服力，从研究方法论或研究视角层面，需要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要明确研究社会思潮的实质与着力点

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到底研究什么，这是出发点和立足点。广义上讲，研究社会思潮若不带任何价值立场，其实某种程度上与研究思想史、学术史，甚至学者个人思想其实不甚清明。在当代中国，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角度研究社会思潮主要是要研究种种错误的思潮。这里所谓错误，自然是容易把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引向歧路的思想观点。如果就思潮研究思潮，那我们的研究与历史系、哲学系，甚至文学系的思潮研究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核心和重点任务是要对“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思潮、新闻自由、军队‘三化’思潮、‘去意识形态’”思潮等进行批判性研究。因此，在我国社会思潮研究主要是指上述这些错误社会思潮的研究。

（二）要注意对整个西方社会思潮进行整体把握

“思而成潮”“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是我国近代以来社会思潮跌宕起伏的时代背景的鲜明描述。当代中国各种错误思潮，绝大多数是以西方的经验性事实作为立论基点提出的。而从近代中国发展历程来看，很明显，这是在“西强东弱”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诚如贺麟先生所言：“大多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具有世界性的特征”。中国社会思潮激荡变化的两个主要时期，一个是五四运动前后，一个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两个时期，西方社会现实状况也是我国社会思潮形成或被催生的“参照系”。因此，把握西方社会思潮的整体脉络是重要的研究前提，这有助于更有针对性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形成逻辑及流变过程。关于西方社会思潮，从整体上可分为哲学思潮、经济思潮、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四大部分。哲学思潮包括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基督教神学思潮、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未来主义等；这些思潮其实包含了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观念，诸如人本观念、相对观念、多元观念、解释观念、无本观念等。政治思潮如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社群主义、女权主义、绿色和平主义、“新左”派、“第三条道路”等。经济思潮如凯恩斯主义学派、供给学派、新制度主义学派、新自由主义等。文化思潮如保守主义、复古主义、唯美主义等。要研究当代中国几种影响较大的错误思潮，对上述西方社会思潮应该有整体的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有针对性的批判和引领才有效果，才能做到“理论彻底”。

（三）要注重对西方历史性形成的概念与中国本土话语概念进行区分

比如像“公民社会”“政党”这些概念。公民社会是在西方特别是西欧的重商主义传统中形成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发育形成的一个概念。公民社会不等于NGO，NGO组织独立于政府之外，不等于反对政府。公民社会思潮的批驳，更要有中西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梳理和比照。再如政党概念，实际上中国的政党并没有如西方政党产生时相似的背景，其诞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条件完全不同。不论是1905年孙中山和黄兴等革命先驱在日本东京最早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和后来改组形成的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像西方最早政党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那样无需面对解决国家主权完整和民族觉醒复兴的问题。孙中山先生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政治纲领，鲜明地体现了当时中国同盟会的主张，完全不是、也无法是为赢得选票，更不是为权力制衡。中国共产党更是根本不像西方政党一样代表某个社会群体的某个“党派”，不是为了选举获得选票，而是为了赢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乃公党、团结之党和合一之党，而非西方之私党、派系之党。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纪律检查委员会、自为纠偏机制、战略规划定力，特别强调思想上建党、筑牢思想基础，也充分印证了西方“政客为选票负责、政治家为下一代负责”这句谚语，显示出与西方政党的本质不同。不加区分地用基于西方历史文化背景形成的对政党概念的理解来直接注解分析我国近现代历史上形成的政党，本身是不合理的。因此，注重西方历史性形成的概念与中国本土话语的区分，在社会思潮研究中尤其重要。

（四）要坚持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把握社会思潮的历史演化脉络

比如，研究当代中国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张、特点、表现及其影响，就要在西方自由主义数百年的嬗变历史中把握其走势。自由主义，在其上升时期更强调政治自由，成熟时期更主张经济自由，转型时期更强调国家干预，后冷战时期更倾向市场调节。再比如，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也有“社会民主主义”之说，实际上二者一开始就有非常紧密的关系，而对“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联系与区别及其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我们特别需要厘清。对这种源流演化关系的梳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评价这一社会思潮。

（五）要注意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探讨社会思潮的流变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并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当代思潮

在发展史上，有诸多思想流派对马克思主义展开过攻击。正是经历了多重挑战，马克思主义才能在近170年后的今天仍具有强劲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正如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所言，“马克思主义从古希腊语义上的辩证质疑过程继承下来的是一种对知识自身的‘能动主义’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强调‘生产’知识，而不是对知识的被动接受———也就是强调在形成以及发现知识的过程中质询活动的作用”。[4]14“能动主义”和“质询”本身正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在与不同思想观点和错误思潮的争鸣交锋中逐步得以确立的体现。林泰先生指出，“在社会变革时代，经济基础的变化带来人们利益关系的重大变化，不同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出自自身利益的选择，对社会变革的走向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情感、倾向和价值追求，最后形成为不同社会思潮和影响社会历史走向的不同的诉求。”[5]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所经历的种种斗争，可以引证的例子其实很多。1908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不同错误思想体系斗争的历程，对于在斗争中最终取得胜利，列宁无不充满自信，他说“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6]2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与多种思潮的斗争历程的回顾，恰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性形成的“过程的不易”和“结果的必然”。研究多元思潮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及传播过程的必然要求；科学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逻辑地要求我们必须客观评判和分析各种思潮。

三、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研究的一点延伸思考

从宏观上看，随着中国道路及其所能够展现出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关注，公众“四个自信”的增进，也越来越为当代社会思潮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现实支撑。短期来看，错误思潮的影响力及受众范围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会式微，但是社会思潮的演化是不会停止的，社会思潮研究需要持续地追踪下去。

（一）清醒认知当代中国错误社会思潮的政治图谋

西方社会思潮虽有不同划分依据，比如笼统地分为政治思潮、哲学思潮和经济思潮等，或者再细分下去，但不论哪一种思潮，很少具有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主张，更多是体现为公共政策领域的不同价值偏向。“应当看到，在现代西方思潮中尽管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但它们的争论往往以对某一前提的共识为前提。例如，在各种基督教哲学的派别中，尽管对教义的解释各有不同，但它们都以承认基督教义作为预设的前提。同样，在西方经济学派的争论中，也是以承认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作为基本的前提”。[7]5而且，西方社会思潮具有类似的、相对稳定的特质，即哲学上的理性主义、信仰上的怀疑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目标上的现代化理想、伦理上强调义务规范。对西方社会思潮的这一本质特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然而，我国当代社会思潮，这里主要指错误思潮，几乎都最终指向并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政党制度、新闻制度及建军原则，相对而言，只有“新左派”思潮不攻击和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认真研究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自由主义经典文献

笔者认为，目前国内错误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等的攻击实际上仍没有超越哈耶克、波普尔的整个逻辑。虽然这些著作只是整个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一部分，但很有代表性。从古典自由主义到现代自由主义，所形成的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分歧，至今仍是我国错误社会思潮所沿袭的某些“陈词滥调”。研究这些西方经典文献，悉数其包含着的攻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立论依据，对于从源头上引领错误思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不能只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同时也要认真对待西方最具代表性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在比较和甄别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知及信仰，是练就专业基本功、掌握看家本领的一道“秘诀”。

（三）自觉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和甄别多样思潮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思潮研究的“标尺”和“镜子”，任何时候都是总的原则和遵循。其中，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对分析和理解思潮的一般性问题意义更为重要。“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72研究社会思潮，必须要考察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方面的现实因素。离开了“现实的人”的致思逻辑，思想脱离了利益，对社会思潮的成因及传播的分析就难以真正触及其实质。

（四）加强社会思潮研究的专业化学术平台、团队及机构的建设

社会思潮的存在及影响过程是长期的，这决定了其研究也应是长期的。应成立多部门联合(如网信部门、宣传部门、主流媒体)、高校间和学科间(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协同的学术平台，同时打造一支专业化团队，强化专门化规范化研究，并集舆情收集与监测于一体。建立社会思潮的追踪研究机制，应用大数据分析，对周期性(如年度性)错误思潮的动态状况做出研判。需要指出是，还应尽快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教材编写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形成科学规范严谨的示范教材，以改变目前本门课程教学“自行其是”的状况。

（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面向现实问题，促进研究与实践的相融互动

实践是理论的先导，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社会思潮研究要洞察社情民意、回应民众期待、解答民众疑虑。不宜“坐以观天”，更不能“孤芳自赏”。必须着眼于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问题导向，直面鲜活实践，让研究成果能为思想宣传工作出实招、有实效。与此同时，研究错误思潮的治理方式，增强法治思维和强化法律手段，当下伴随着法治中国进程的推进也显得刻不容缓。“引领社会思潮本身需要一定的条件，引领要考虑必要性，更要考虑可行性。这就需要我们继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能力(包括解释力、说服力、吸引力、渗透力、辐射力等)，同时，超越批判、引领范式去寻求新的突破，具有综合性的‘治理’理念与运行模式就成为实现这种突破与满足现实需要的一种选择”。[9]特别是微信及各种移动社交软件的普遍使用，目前社会思潮传播在微信中走向了“平民和草根，内容更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方式更具隐蔽性和去中心化，进而使得思想传播的影响被放大，”[10]研究如何在全媒体时代以法治思维和方式来治理疏导错误思潮，化解社会风险，促进社会和谐，是一项重要课题，也应成为社会思潮研究的一个着力点。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