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乾坤

【 作者简介】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重庆文理学院兼职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 摘要】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国社会,在诸多维度上的种种改变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带来了深刻的中国社会转型、心理转型以及文化转型。而这些转型的核心便是由曾经国家主导的单一发展模式走向了国家、社会与个人都有所兼顾的多元社会治理体系的互容并存,走向了心理表达注重多重选择以及在文化上的多元价值的充沛供给。

【 关键词】 改革开放；文化心理；调适逻辑

【 来源】 人民论坛,2018(34):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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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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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在世界的历史上终将是一个奇迹。它因为并没有追随于西方世界而日益显露出其发展逻辑上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不仅给中国的发展以机会，同时也给世界的发展带来机会。因此，它使很多的“不可能”变成为是一种“可能”，也使得很多西方世界所期待的种种形式的“终结”并没有真正的出现，而是相反地，在不断的发展经验的积累上，日益创造性地生成中国独有的发展理念和成功之道。

改革开放带来深刻的社会转型、心理转型以及文化转型

如果能够带有审视性地对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做一种模式论的总结，那它毫无疑问便是一种在改革开放氛围之中的自我不断去勇于探索的模式。1978 年所启动的改革开放之策必然是这种总体发展模式的开启者，它的内涵也是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所清晰把握的，具体而言首先便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模式；与此同时，它还是一种寻求务实、不唱高调的模式，即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的模式；最后它还是一种搁置种种无谓争议的模式，放弃没有核心意义和结果的所谓“姓资姓社”之争，这同时也是一种以“实践去检验真理”的模式。归结到一点就是实事求是。这里也便有了跟中国改革开放之策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多样性的发展模式，以此来超越之前计划经济的单一的发展模式。对于第一种模式，我们不妨称之为“石头模式”(S) ，对于第二种，则可以称之为“猫论模式”(C) ，而第三种则可称之为“真理模式”(T)( 可简称为SCT 模式) 。

很显然，这三种模式有分也有合，分则是多样性的发展，合则是落实到不讲空话，不做空论。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模式都是具体得到落实并深入人心的，是借由改革开放的总目标的指引而在中国十三亿人的日常生活中予以体现并予以实践的。它们因此而带来了一种实际的发展效应，那便是与之相应的社会、人以及文化上的种种改变或转型。在中国的改变是无人可以否认的，由此我们再难见到单一性的发展，而是真正实现了多元化发展。

如果细细观察四十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其在诸多维度上的种种改变无疑是巨大的，因此带来了深刻的中国社会转型、心理转型以及文化转型。而这些转型的核心便是由曾经的国家主导的单一发展模式而走向了国家、社会与个人都有所兼顾的多元社会治理体系的互容并存，走向了心理表达注重多重选择以及在文化上的多元价值的充沛供给。在这方面从传统供销社体制的单一无选择的售货模式，到超市里的琳琅满目的任由顾客自己随心选择的售货模式的转变就足以说明这种巨变了。

改革开放令人们生活的轨迹发生重要改变，给每个人带来了真正的“红利”

所有这些发展模式的落实，都使得中国社会整体运行的动力机制变得日益活跃。人们从对变化的不适应到对变化的适应，发生了一种认知心态上的改变。此时，人们也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种存在于社会与文化里的多样性的选择之中。没有社会与文化的多样性的存在，也便不可能有所谓的生活方式多样性选择的发生。

在改革开放的宏大历程之中，人们生活的轨迹在发生着重重的改变，没有一个人的生命轨迹是可以预先被决定了的，相反，却是隐含着一种在社会种种机会之中潜力发挥的无限性。因此，由于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由于有多元性发展的存在，对每个人而言，社会实际上都向人们敞开了自我发展的大门，迎面而来的也便是种种的机遇和选择，尽管这种机遇和选择并非必定落实到某一个人的身上，但它一定是在发生并包涵一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到了最后，每个人都必然将是上述三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实践的实际参与者、实践者以及亲身经历者。对全部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人而言，“此路不通，再去寻求他路；他路不同，还有他路”已经成为很多改革实践亲历者的思考习惯。每个人因此也都会在不断的尝试和迂回曲折之中去描画和预期自己的人生轨迹。在此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便是普通的大众或者社会角色中的“小人物”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工作可以换来换去，消费可以成为一种狂欢；此外，普通的农民可以进城，可以打工挣钱；工人可以凭借自己的技术和能力去寻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对于知识分子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更多表达自身存在价值的机会和选择，他们不再是纯粹的坐而论道，而是真正参与到了国家经济的建设上来并因为这种参与而获得了相应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全部这些在1978 年以前，实际上都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一旦打开紧闭的大门之后，剩下的就是如何能够跨出门槛，去寻求属于自己的种种有所期待的发展机会，并且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而言，机会选择必然是平等的。因为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最为普通的老百姓，大家在改革开放中的起点都是一样的，都是如何从一种生活之中的不可能而跃升为可能的问题。士、农、工、商，各行各业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人，似乎都因为开放的大门而有了机会去寻求自己走出自我局限的突破口，不论是国家政策上的恢复高考，还是打破单位制铁饭碗，乃至于住房供给的商品化改革，人们通过亲身参与其中，而体会到改革开放给自己所带来的真正益处乃至“红利”。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着积极适应者，也存在着消极的不适应者

人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凭借一种国家政策环境的灵活性和可变性而创造或发明出来一些新的更为有效率、更为有活力以及更为适合中国国情的规章制度，由此而构建出一种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新的秩序。在此过程之中，每个人都需要去面对中国的真实发展，与此同时，每个人也有机会重新塑造自我，只要他乐于为此付出，并愿意转换一种既有的僵化思维习惯，机会就会向他涌来。

在这样一种面对、付出和转换之中，在我们所说的“石头”“猫论”和“真理”这SCT 三种发展模式上，相对应的有两种类型的人是必然存在的，他们体现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的适应性的差异，即在应对转型、改变和不确定的改革开放文化氛围下的一种社会心理上的积极适应者与一种社会心理上体现出消极姿态的不适应者，这些人同时并存于一个社会之中、一个单位之中以及一个像村落、街道或者社区这样的小的面对面的社会群体之中，由此而表现出一种同质性和异质性群体内部行为发展结果上的差异分殊。

第一种改革开放的“石头模式”上的适应者，大多是一类真正敢于去做尝试，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敢为天下先”的人。许多在改革开放之后所涌现出来的一大批的创业者，包括众多的乡镇企业家以及私有企业主，都属于这样的一类人，他们这个群体的聚集也许会被社会学家称之为社会中的“新中产”，或者先富裕起来的那批人，但他们无疑也都是敢于去抓住机会而勇于拼搏重塑自我意象之人。在这方面，不仅企业家是如此，而且其他行业之人，一旦能够从心理和行为上突破了既有制度的限制，自身潜力的发挥可能就是无限的了。反之，那些不适应者，是在社会生活中退缩下来之人，他们无心或无力去应对几乎是拂面而来的种种机遇和挑战，故步自封甚至自以为是地坚守着旧有的生活模式，结果因此不积极而丧失了诸多可能有更好发展前途的种种机会。

第二种改革开放实践的“猫论模式”维度之上，适应者往往是内心怀有一种平民心态的，这类人的一个共同特质往往都能够在不足中去发现富足，在消极中去发现积极，在微不足道中去发现可能有的重大发展机遇。他们自然也不会以高大上的所谓“精英”自居，甘于“小学生”的心态，甚至于最初的“屌丝”情结，不去刻意追求尽善尽美，也不过分苛求必然的成功，更没有过度浪漫主义地远离现实，以真正可以使自己得以生存为基本底线，许多人因此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功，想想那些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涌现出来的大企业、大公司以及大机构的创始人的早期经历，这一点也就无需再多的解释了。凡是克服了此种自认为精英阶层心态之人，最终也便是克服了“生命之中不可承受之重”的持续性焦虑之心，借此而发生一种由内向外的全面的自我转型和改变，这样的改变带来了全部生活方式的改变。

第三种维度的“真理模式”，这就是做人、做事上所鼓励的不去做一种空谈，“空谈误国”也就是这个道理，是这种改革开放“真理模式”论的直接映射。在这一点上，一种强调实践的思维跟社会学、人类学的思考路径不谋而合，即注重“实践出真知”这一点，也即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谓的“从实求知”。 [1]社会之中，讨论总可以发生，也必然会发生，但改革开放的语境忌讳的是言之无物的讨论。因此，那些肯于脚踏实地地做出事情的人，往往都会有一种心理或心态上的对于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适应，反之则是空谈之后更加得无所适从。最后又要回到一种不得已的“干中学”“实践中出真知”的道路上来，由此，现实的问题才能够真正地解决，自己的人生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和提升。

今天日益富裕的中国人开始寻求更高层次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显然，改革开放带动了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它体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和多”的转化上，由此曾经的单一性的发展模式会向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模式转变。而一直以来的中国开放的姿态也为这种多元化提供了宽松发展的空间。在强调一种主体社会制度能够向前发展并保持国家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宽容了多种制度的存在的可能性，中国自身也从这种多样性的制度并存中获得了强大国家建设的基础和资源。这也许是别无选择的资本主义市场唯一性的制度逻辑的自身瓶颈所不可能真正做到的，这同时也是中国超越了中国发展上的种种悲观论调和堕落预言而能够向前发展的真实根由之所在。

换言之，经过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自主的发展经验很明显地表明，改革和开放是一切发展的动力根源和保障。人们因改革开放这个国家的召唤而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多”的世界的同时，实际上人们也并没有忘记在更高层次上的国家性的乃至于世界性的“一”的整体性存在。今天，日益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开始努力去寻求“一”的梦想生活的存在，寻求更高层次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这是在社会多元发展之后的一种必然的向总体性的一体的回归，是心怀“一”而实践“多”的新发展。因为对关注于人类总体生活境遇的人类学家而言，“一”和“多”之间从来都是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这实际上又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化综合整体发展的契机。如何认识到不同以及多样可以共存并协同发展的“一”，才可能是人类总体有前途以及对人类总体而言总体理想的未来。由此而发展出色彩斑斓的“多”并创造出可以容纳“多”的不论是物质性的还是隐喻性的“一”才可能是未来文明国家在世界之中应有的姿态和智慧。而对于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而言，积极地去面对正在发生改变的世界，并在改变之中去改变自己既有的生活，并由此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理想生活，这也许只有在一种开放包容的大格局和新时代之中才能真正有所期许和实现。

【 文献引用格式】 赵旭东.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发展逻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心理的转型与调适[J].人民论坛,2018(34):43-45.

[1]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人类学乾坤

主编：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