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疫期读书”，我们采访到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他从最近阅读的休谟、雷蒙·阿隆与赫希曼的传记出发，谈到应更多地激发和培育社会自组织的力量，尤其在公共危机面前，社会和市场力量常常更具效力。

采写 |徐学勤

高全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法理学、政治哲学和思想史，著有《自我意识论》《理心之间——朱熹与陆象山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我的轭——在政治与法律之间》等作品。

01

休谟、阿隆与赫希曼的冷眼观世界

新京报：疫情暴发以来，你是怎么度过的？生活节奏是否有被打乱？

高全喜：原计划在假期放松一下，不再做专题性的学术研究，为来年的教学、研究和访学做些准备。由于疫情的暴发，心绪不宁，悲愤交集。每天有一半时间在看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分析疫情防控中一些问题的社会机理。读书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思考和写作。但这两项工作都与社会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是潜在的，有时是直接的。谁都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

客观而言，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出现天灾人祸实属难免，但这样一起地方性公共卫生事件，最后演变成一场波及全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社会危机，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谁都没有料到的。这场危机将在自然、社会和精神层面造成怎样的影响，目前还难有定论。但我感觉，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的关口，虽然变化的方向尚不得而知，但这次疫情肯定会影响深远。

新京报：这段时间在读哪些书？在这特殊时期，有何阅读感受？

高全喜：抽空还是读了一些书，主要看了三部传记——《雷蒙·阿隆回忆录》《大卫·休谟传》《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三部传记，风格迥异，各有特点。

先说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的回忆录。我有一次去巴黎，还特地去找过他的墓地，记得那天中午从地铁出来，外面下着小雨，我们在那片公墓里首先找到萨特和波伏娃的墓碑，他们的墓最醒目，因为有很多从世界各地的读者来朝拜，墓前放置了很多鲜花和地铁票（表示曾经来过）。但阿隆的墓根本没人知道在哪里，我们找了三四十分钟，才在一个边角位置发现了它，那里冷冷清清，没有一束鲜花，也没有一张地铁票。我有点遗憾，因为当天下着雨，我们也没有买花。我在墓前沉思了半天，一边抽着烟，一边给他也点了一根。我“自我介绍”说，是中国的一个对他很敬仰的学者来此朝拜他。

《雷蒙·阿隆回忆录》，[法]雷蒙·阿隆著，杨祖功、王甦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2017年7月版

在20世纪的法国思想界，阿隆是一位卓有见识的保守自由主义者。在存在主义盛行时，他用非常冷峻的眼光，审视法国乃至整个世界格局，分析当时的制度变迁。这本回忆录，重点讲述了他对所处时代的观察和分析，是其个人思想历程的回顾和总结，很值得向大家推荐。

尤其在疫情席卷海内外的当下，人的情绪很容易被各种信息左右，要能像阿隆一样用冷峻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所处的社会，看待整个世界格局。阿隆的思想和性格，既厚重又单纯。他把这两种看似相悖的优点，极为难得地结合在了一起。

大卫·休谟（1711-1776）是我的研究对象之一，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大卫·休谟传》，可能是目前最好的休谟传记。它也具备《雷蒙·阿隆回忆录》的诸般优点。只不过，它不是出自休谟本人之手，而是由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莫斯纳教授所著。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休谟的思想和他的成长道路。

休谟是苏格兰启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名的经验主义哲学家，那个时代的学者，都可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休谟的研究领域特别广，从道德哲学到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都有涉猎，著作等身，尤其是他的煌煌《英国史》，记录了大不列颠的风风雨雨；在苍黄晦暗之时，总能给人以筋骨犹存的底气。这部传记充分展现了休谟的思想质地，也挖掘了他人生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

《大卫·休谟传》，[美]欧内斯特·C.莫斯纳著，周保巍译

启真馆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版

《入世哲学家》，则是美国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传记，赫希曼与一般的经济学者不同，他还是一个社会变革的实践者，曾辗转于意、法、西、美四国参与反法西斯抗争。法国沦陷后，他在马赛与瓦里安·弗莱等人一起，将包括阿伦特在内许多欧洲第一流的学者和艺术家营救到美国。他后来的许多建议，对美国政府、拉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政府、世界银行，以及诸多大型基金会的项目运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一直作为许多国际智库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到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后发国家考察调研，试图为这些国家找到通往现代化的变革之路。除了经济理论，他还有很深的哲学、政治学和语言学素养。所以，作者称他为“入世的哲学家”。

三位传主都处在大变革时代，他们的人生经历都很丰富。通过阅读他们的人生和思想，可以让我们在面对时代风浪时，多一些安慰和勇气。

新京报：三位学者都能用冷眼分析时代病症，他们的思想理论对理解当下中国的疫情和时局有何启示意义？

高全喜：休谟、雷蒙·阿隆和赫希曼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思想家，分别从道德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思考路径，探讨过社会治理问题。他们都偏向于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社会的自我成长和自我救助，强调社会自组织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外部组织体制是必要的，但社会健康发展的核心仍在于社会自组织能力。尤其在面临危机时，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经济动荡，社会自组织往往能够更及时、更主动、更有效地应对。

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解决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同样是充分调动社会的自生组织体制，以此防止危害进一步扩散。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环境中，自生自发的社会自治，有时会比人造的组织体制更为有效。以政府为主导的人造组织体制，在某些时候有一定效率，但在突发的危机面前很容易运转失灵。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片面地强化了政府的组织体制，而没能有效地激发社会自组织体制，这是我们要吸取的重大教训。

《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

[美]杰里米·阿德尔曼著，贾拥民译

三辉图书丨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0月版

02

国家救援与社会救援如何高效协同

新京报：在应对重大公共危机时，国家救援体系与社会救援体系该如何更高效地协同，将更广泛的社会资源纳入救援体系？

高全喜：有人说，特殊时期需要有强势的政府，我们承认特殊时期和日常时期是有差别的；但在成熟的社会体制中，即便是非常时期，很多事情也还是要交给社会来做的。从上到下的机构运行出现障碍，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无序化。病毒疫情来势凶猛，没有给政府留下调整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平时缺乏自治能力的社会势必一下子陷入溃败。南方社会相对经贸发达，应对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强很多，越是社会自治能力薄弱的地方，问题就越严重。政府、社会和个人应该要均衡发展，国家的强大不能以牺牲社会和个人为条件，“以人为本”应落到实处，应该以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为本。

这场危机，不单是一个医疗卫生问题，还会引发相应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每个阶段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在不断深化。用德国著名法学家卢曼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多元的系统结构，相互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当一个方面发生变化，它会连带导致整个系统的变化。要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有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全方位变革。过去四十年以经济变革为主导，追求国家的经济总量，未来的变革则需要更重视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新京报：关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反思？

高全喜：需要反思的方面有很多。从法学视角来看，首先要有一个反映社会真相的机制。社会真相的揭示，既不能单纯依靠某些人的道德勇气，也不能单纯依靠内部的汇报机制。关乎社会公共安全的重大问题，一定要有通畅的反映真相的途径，要有实际可操作的法律条款作保障，这才是法治国家的预期目标。至于社会言论的是非曲直，可以交给相关的专家机制乃至全社会去公开辨别，而政府则从中审慎选择。

其次，从更为广阔的层面上，此次疫情还有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的身心关系等问题，也值得深入思考。表面上，这次疫情源自自然界的病毒；但实际上，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和理解，以及相关的组织管理和法律制度有莫大关系。疫情之所以发展到如此地步，最主要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没处理好，我们以前片面强调“人定胜天”、“改造自然”，这种自然观是有问题的，科学研究一定要在尊重和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加以发展，防治疫情不能以敌对的斗争哲学予以应对，这种所谓的“物质主义”最终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对此中外历史的教训比比皆是，人面对自然世界，即便是自然灾害，也要心存谦卑，只有顺应自然的机理，才能走出生存的困境。同样，关于此次疫情导致的身心与精神上的问题，那种激进的道德主义是无效的，要回归社会自发的道德传统。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更是如此，社会有病，那么自然病毒就会乘虚而入，一个完善的社会机制是可以抵御和防范各种自然与社会病毒的，对此，重建一个有序的社会领域，让良知与法治落到实处，才是最为关键的。

记者 |徐学勤

内容编辑 | 李阳

值班编辑 | 高贵兵

校对 | 何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