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说来，西欧各国目前还没有摆脱金融危机，债务危机仍萦绕在整个欧元区，各国经济增长仍非常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从2008年以来的议会选举看，西欧的政治钟摆仍然在向右倾斜，各国左翼政党包括社会、社会党、工党等的得票率持续下挫并且接连失败。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更是全线失败，由上届选举中的217席减少为184席，比主要对手——中右联盟的欧洲人民党党团少了81席，在全部议席中仅占25%。甚至在一直被视为社会的样板和堡垒的瑞典，社会继2006年选举失败后，在2009年又再次败北。这样，随着2010年英国工党选举的失败，社会民主主义在整个西欧似乎又偃旗息鼓了。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已经走到尽头了吗？

后福特制使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釜底抽薪”

从生产理念上说，后福特制强调以客户需求、以市场为导向，是买方市场。由于需求的不确定性、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生产在客观上也就必须灵活多样。例如，同一个品牌的小汽车，可以有越野型、豪华型、舒适型、经济型的，可以有两厢或三厢的，可以有四座、五座或六座、七座的，可以有各种不同外型、不同配置、不同颜色等，这些不同要素排列组合起来可能会有成百上千种方案。这么多种汽车显然不能由同一条生产线来生产。因此，后福特制更强调“生产岛”，强调班组作业。这样一来，工人们虽然不必再跟着机器的节奏转，但却要求工人熟悉多种甚至是全套生产技术。这在客观上也把工人阶级分裂为不同的群体，而失去了团结，使得整个工人阶级在与资本的斗争中就只能处于下风。所以，当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各国政府先后拿工会开刀，限制工会的活动和权利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而失去了团结一致的工人阶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就被釜底抽薪了。

特别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随着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再加上市场调查、市场开发、技术开发、技术检测、营销、售后服务等人员的大量增加，西欧各国全部就业人员的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蓝领工人的比例大大下降，他们在西欧各国就业总人数中已经失去了多数的地位，目前大约只占三分之一。白领职员的队伍却在迅速增大，他们在西欧各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就业群体，大约占各国总就业人员的五分之二。虽然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一部分人仍属于雇佣劳动者，但在生活方式和社会认同上，他们中的多数往往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在政治立场上，他们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这使西欧各国社会不得不调整立场，它们都先后表明不仅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且与工会组织拉开一定距离，同时在纲领上更加自由主义化，就像英国的新工党那样。

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不可能风光独好

新自由主义是后福特制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诉求。它强调的持续创新、自由发展、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等原则其实都不新，而只不过是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回归。不过，由于有第三次科技革命作为基础，再加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后福特制在20世纪80、90年代曾经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此相一致，新自由主义也一度成为西欧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潮，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都被认为是不合时宜了。20世纪90年代后，许多国家的社会都调整了纲领，都删除了“社会主义”的提法。社会党国际甚至也接受了德国社会的建议，在此后通过的文件中，连“民主社会主义”的提法也没有了，代之以“社会民主主义”，意在与社会主义划清界限。

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真的走到尽头了吗？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因为，社会主义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把这个矛盾界定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无论怎样理解，资本与劳动，或者叫做资产阶级与劳动者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社会主义运动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根本原因。后福特制非但没有克服这一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反而使这一矛盾更加激化。例如，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名，采用后福特制生产方式后，几乎所有企业都大规模裁员。

面对以后福特制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当代资本主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为什么不发起反攻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后福特制事实上已经肢解了社会民主主义赖以生存的工人阶级。另一个原因是，资本事实上已经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它在全球畅行无阻，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虽然也有国际性组织，但它对资本的反抗和限制通常却只能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施。这就使社会人即使取得国家政权也对资本毫无办法。比如，对于像西门子这样在全世界190多个国家拥有子公司的企业，资本的转移和流动几乎是随心所欲的事。就是说，社会人如果要对资本加以控制或者发起挑战，那就只会把它赶到别的国家。而西欧各国的选民显然非常清楚：他们的生计、他们的福利必须依赖于资本主义的繁荣，因此他们不会轻易地把选票投给社会。这也是即使在这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并没有高涨的原因。

在经济已经全球化的今天，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社会主义，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不可能风光独好。因此，虽然不能说它已经走到了尽头，但在最近的将来它还不可能复兴。

社会民主主义仍是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按照目前西方的政治游戏规则，一个政党要想赢得选举，它必须想方设法提出一个与其它政党不同、但又能吸引多数选民的纲领。而现在，社会人丢掉了自己的传统招牌，它靠什么去争取选民呢？

纵观最近几年西方各国的大选可以发现，各国社会的竞选纲领中出现的最频繁的两个概念是“平等”与“就业”。自从私有化浪潮即新自由主义浪潮兴起以来，西方各国普遍大幅度减少了个人收入所得税，特别是减小了累进所得税的梯度。这个政策显然对富人有利，但客观上必然加剧两极分化。据联合国计划发展署每年一度的《人类发展报告》显示，最近几年，西方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明显上升。而减少税收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因此，“紧缩”就成了几乎所有右翼政府的必然选择。而紧缩的对象通常恰恰是那些需要政府关照的低收入者和社会弱者。严重的两极分化必然激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因此，近几年来在西方，反对紧缩、反对“由穷人给富人买单”、向富人征税呼声越来越高。社会人虽然不敢公开提出增税的主张，但是强调应该控制收入差距，应该关照社会弱势群体，这个主张显然对包括传统工人阶级在内的广大中低收入者有一定的吸引力。

此外，社会人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导致人们贫困的最主要原因是失业。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两位数的失业率在许多西方国家成为一种常态。而为了压缩政府开支，许多国家都大幅度削减了失业救济金的份额，同时提高了领取救济金的门槛。这不仅对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生活带来严重困难，而且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社会人的“就业”主张在目前的西方社会也有一定的号召力。

虽然社会的这些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任何伤害、对摆脱目前西方经济仍然所处的低迷状态也没有明显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主张毕竟主要还是代表着西方社会中下层阶级的利益，并且推动着西方社会朝着更有利于广大工人群众的方向发展。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法国的退休制度。萨科齐政府为了紧缩财政，几经周折才把退休年龄延长了两年。而为了把更多的岗位留给年轻人，奥朗德的社会党政府一上台，就立即把退休年龄改回到60岁。因此在目前的西方社会，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一支重要的、进步的社会力量，尽管它已经蜕变为“补救主义”。

（作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