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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以及联合国气候大会原来分别定于11月16日至17日，和12月2日至13日，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

但是，10月30日智利总统巴斯蒂安·皮涅拉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放弃举办这两场会议。因为智利发生了大规模的暴乱，政府应对国内局势就已焦头烂额，实在无力再举办这两场对安保要求很高的国际盛会了。

这次智利的暴乱，源于一场反对圣地亚哥地铁票涨价的抗议活动。政府宣布首都地铁票价由800智利比索涨至830比索，涨幅约折合人民币3毛5分钱，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继而演变成了暴力示威，抗议人士开始冲击护栏、砸玻璃、往铁轨上扔各种障碍物、烧地铁等。

紧接着，事态进一步失控，智利多地发生上百起“严重的暴力事件”，如圣地亚哥市中心标志性的Enel建筑被纵火者燃起了熊熊火焰。

政府被迫宣布首都圣地亚哥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等严厉的措施以制止事态的恶化。总统皮涅拉呼吁公民和平示威，称“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采取残忍的暴力犯罪行为”。

智利的社会秩序为何如此脆弱？

首先，智利是联合国定义的高收入国家。按世界银行数据，2018年智利的人均GDP是15923美元（现价）。而智利中央银行还骄傲地宣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智利人均GDP在2018年升至25891美元，冠绝南美洲。

其次，智利社会贫富差距较大，但并非是南北美洲最严重的。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智利Palma比率（该指标是可支配收入最高的10%的人获得的所有收入的份额除以可支配收入最低的40%的人获得的所有收入的份额，用以衡量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低于韩国、日本和美国，也低于墨西哥，贫富差距的矛盾理论上并不尖锐。

再者，智利居民生活水平相比过去几十年大幅改善。在政治上，皮诺切特将军当政期间，智利走的是经济自由的独裁路线，政治堵塞了社会对话的通道，个人权利缺乏保护，政府的反对派遭到残忍的迫害，死者数以千计。皮诺切特军政府倒台之后，智利的政治生活日益民主化，社会矛盾得到缓和。在经济上，智利的贫困率从2000年的36.4%降至2018年的8.6%（源自世界银行数据，这是按照智利自己划定的贫困线；如果按2011年购买力平价每天支出低于1.90美元衡量，贫困率仅是0.7%，和中国2015年的水平相当）。

但是，为何3毛5分钱的涨价就能引发全国性的骚乱和极端暴力活动？智利的国家秩序为何如此脆弱？

1、社会低流动性的客观威胁

智利当下的主要威胁是社会上升通道陷于阻塞，阶层严重固化，而且中下层民众对改变现状感到绝望。

根据2018年10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题为《断裂的社会阶层上升通道？如何提升社会阶层流动性》（A Broken Social Elevator？ How to Promoting Social Mobility，下面简称为OECD报告）的报告认为：智利社会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需要六代人才能达到平均收入水平。

也就是说，收入处于社会最底层（最低10％）的家庭需要将近18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社会的平均水平。而就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而言，“一个来自收入底层家庭的孩子需要至少五代人才能达到社会收入的平均水平。”

在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这些社会不平等度低、社会流动性高的国家，需要三至四代人来接近社会的平均收入。在哥伦比亚则可能需要长达十一代人，即需要300年的时间才能使最低收入家庭成为中等收入家庭。

智利则与法国、德国一样，“社会上升通道”需要六代人的时间，大约180年。造成这种社会低流动性的原因是家庭的社会经济成果的代际传承。简言之就是，父母的财富是能够提高社会阶层的最重要因素，从一个富裕的父亲继承到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可以帮助儿子获得更大的优势，从而保持收入优势。

平均而言，在24个经合组织国家当中的16个成员国中仅仅只有17％的来自家庭阶层较低的儿童，能够在长大成人后在收入上达到更高阶层的水平；而42％的富有家庭的孩子，则能在成年后保持与父辈相近的收入水平。

那么问题来了，智利的社会流动性与法、德相似，但为何社会却远远不如法德稳定？

答案在于：智利的中低阶层对未来的预期更绝望。2014年至2017年，智利的GDP增速一直处于低水平（据世界银行数据，这四年的增速分别为1.7%、2.3%、1.6%和1.2%），加剧了底层民众的失望，停滞不前的社会带来不了改变，而希望也一步步减少。

而更关键的答案是，极左思想在智利很有市场。这种思想不仅无助于智利当下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还轻易地激发智利国内的政治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别忘了，极左思想在18世纪就挑动了法国大革命，近代以来的暴力政治运动基本都与它脱不开干系。

2、公共服务不足加剧民众的不满

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曾声称他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把智利变成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把它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家”，所以他执政期间，采纳“芝加哥小子”（指一群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就读过的、年轻的智利经济学家）的政策建议，推行取消管制、大规模私有化、鼓励自由竞争等一系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

1990年皮诺切特放弃权力之后，继任的民选总统，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继承了这一基本国策，甚至比他走得更远。过去30多年，智利的各届民选政府不仅对水、电、气、通讯、交通等传统经济部门进行了私有化，而且对医疗、教育、社保资金管理（社保的私有化是哈耶克提出的构想之一，他认为，政府经营社会保障事业，最终会让所有的“新点子”窒息，最终沦为最缺乏创新和效率的部门）等公共服务也进行了私有化和市场化。

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带来的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就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据OECD数据，智利每千人拥有医院床位2.1个，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处于最差的水平（仅好于墨西哥），甚至远远低于阿根廷、乌拉圭等其他南美国家。这使得智利居民可享受的医疗服务远不如人意，一些重症患者往往在排队等候中离世。这成为人们怨气来源之一。

另外，智利财政对教育投入也严重不足，公立学校教学质量难以达到国民期望，中产阶级不得不把孩子送进私立学校，但私立学校的费用非常高，非普通人可负担。据OECD数据，智利国民2016年私人投资于教育的金钱占到GDP的2.3%，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的第二高国家。高昂的教育支出让寒门子弟望而却步，自然而然进一步堵塞了社会底层向上的可能性。

公共服务的不足激化了智利社会各阶层的矛盾，减少了彼此之间和解及协调的可能性。正如前述OECD报告指出，“向上流动性低会加剧政治极端主义或民粹主义”。

3、同温层效应助长极左思潮

智利的极左思潮异常活跃。

智利极左翼政党在选举上毫无胜算，但却有很强的政治动员能力，使其激进的政治主张广泛传播，取得异常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是天生的批评家和反对派，把皮诺切特开启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骂得体无完肤，并蛮横地将两极分化、养老金匮乏、大学教育费用高昂等等近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于自由市场经济，大声疾呼“不患寡而患不均”。

然而，极左思潮基本无法提出任何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其具体的主张无非就是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向富人课以重税，甚或更激进地主张对存量财富进行彻底的再分配以均贫富。历史上，持有同样主张的执政实践，都无一例外地制造了一地乃至一国的灾难。

这些思潮在社交媒体上因“同温层”效应而恶性泛滥和发酵，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只选择与自己意见一致的人在一起，构成一个排斥异见的“同温层”。“同温层”内部众口一词强化了身处其中个体“真理在手”的认知，使其拒绝检讨自身，或是与不同意见交流沟通形成妥协。

另外，暴力革命的极左思想助长了暴力倾向，持有激进改造社会主张的人们不再把自己看成是社会共同体的一分子，而是要砸碎旧世界，至于新世界是什么样子，需要什么样的愿景和规划，这帮极左分子毫无概念。

事实上，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优胜劣汰之后必有输家。而私有产权的保护造成了代际之间起点的不平衡，富人的孩子从小能获得更多资源去取得更好的成长，从而在日后社会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这些害处，到今天近乎人人皆知。但迄今为止，人类并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性解决方案。

近现代史雄辩地表明一个事实，反对市场而代之以公平分配的社会实践或政治运动最终都会导向灾难，与其初衷背离。所以，无数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无奈地承认：市场经济是人类已知的最不坏的分配和利用资源的机制，其他的方法都只会更糟糕。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

16世纪30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秘鲁以后，开始入侵智利，陆续建立圣地亚哥、康塞普西翁和瓦尔迪维亚等城镇，智利遂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1810年9月18日，圣地亚哥的土生白人推翻了殖民政权，成立独立政府。1818年2月12日，智利独立领导人奥希金斯宣布智利正式独立，成立共和国。1833年制定宪法，实行代议制和总统制。此后，多次修宪，但基本宗旨与英法美宪政制度相似。二战后，智利历任总统追随美国为首的自由资本主义阵营，直到阿连德·戈森斯当选总统。

1、激进的社会改革

1970年，左翼6个党组成人民团结阵线，支持社会党人阿连德当选总统。受卡斯特罗的激励，阿连德采取了激进的社会改革，主要举措是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地集体化，试图实行全面的指令经济体制，但结果不甚理想，经济生产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倒退，通胀率升至600%，贫困率则升至50%。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论证认为：智利当时的困难“几乎完全是由于四十年来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这一趋势导致的。这是一个导向政治高压而非导向自由的过程” 。

议会敦促阿连德停止这种做法，最高法院则宣布他的施政行为违宪。可阿连德却非常强硬，对两者均不予理睬。1973年，议会要求军方恢复宪法秩序，军队轰炸总统府，阿连德选择了自杀。

2、军事独裁与经济自由化

军队干政之后，皮诺切特（Pinochet）窃取了国家权力，开始了长达17年的军事独裁统治。皮诺切特在政治上采取残忍的手段对付反对派，经济上则任用“芝加哥小子”，采取休克疗法以应对当时智利失控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烂摊子。

弗里德曼因涉嫌参与了这些经济措施的制定，被冠以“操纵智利经济的思想设计师与非正式顾问”的污名，饱受唾弃和谴责。1975年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团体频繁组织抗议，欲将弗里德曼逐出校园，《纽约时报》也讥讽他是“军阀政府经济政策的指路明灯”。

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华尔街时报》社论毫不迟疑地讥讽道：“即便只有微微小的机会能以秘密法西斯主义者以及虐待狂的罪名，击毙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即便是诺贝尔获奖者也都会如我们看见的一样，忍不住想要扣动扳机。”

在正式的颁奖仪式上，5000多人的抗议团队将通道围得水泄不通，弗里德曼不得不取道后厨，狼狈地溜入典礼现场。批评者认为，为独裁者献计献策是耻辱的，以压制自由来实施经济自由化的做法不可原谅。即便智利后来出现了所谓的经济增长奇迹，也不能减轻这种行为的非道德性。“只问结果，不问手段”是不被接受的，在美国，持有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

| 弗里德曼和皮诺切特

1975年，皮诺切特领导的智利军政府烧掉了成捆的比索，把政府财政支出削减了20%～27%，国家退出银行系统，撤销对金融包括利率的管制，大幅降低关税、放开了2000多种产品的价格，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废除劳工保护立法促进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退还前任政府土地改革时被征用的私人财产等等。

这些措施在短期内带来了严重的、极其痛苦的后果，GDP大幅负增长、失业率攀升、民族企业接连破产，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相比阿连德政府任期还进一步恶化。

但是，紧接着次年，即1976年，智利GDP逆转上一年12.9%的负增长，实现了3.5%的增长，CPI为基准的通货膨胀则从上一年的374.7%降至211.9%，之后进一步逐年回落。

随后，在皮诺切特交出政权的1990年之前，智利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甩开其他南美洲国家几条街。从1973～1995年，智利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两倍半还要多，通货膨胀率从500%降到8%，婴儿死亡率从6.6%降至1.3%，预期寿命从64岁升至73岁。

3、皮诺切特的选择

皮诺切特后来的选择也颇出人意料。1986年底，皮诺切特宣布允许大部分政治流亡者可以回国，取消戒严状态。1987年，皮诺切特又下令释放大批政治犯，恢复大多数政党的活动。

随着国内外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皮诺切特接受了人民的裁决，在1989年12月安排了总统选举。在这次选举中，17个反对党提出的总统候选人艾尔文以55.2%的多数票当选，于1990年3月11日就职总统，从而结束了16年多的皮诺切特军事独裁统治。皮诺切特则退居陆军司令的职位自保。

历史自然无法原谅皮诺切特执政期间造成的人权危机。数以千计的反对派非正常死亡或失踪，监狱里则关押了难以计数的政治犯（别忘记，直到今天，智利也不过是仅有1873万人的人口小国）。但皮诺切特和平放弃权力的做法，避免了智利因执政权更替发生的内战和大规模流血事件，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历史的联结

历史延绵连续，自有因果。

1、皮诺切特的政治遗产

皮诺切特的军事独裁统治留下了两份政治遗产：

其中一份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遗产。这一制度在民选政府上台后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发展，因此，1991年至2018年28年间，在民选政府的文官领导下，智利经济蓬勃发展，GDP增长了3.3倍（以世界银行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逐步成为一个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自由化、财产私有化的国家。

2018年智利人均GDP是15923美元（现价口径，而以2010年不变美元价计则是15130美元），这意味着智利已经稳定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那些将智利经济发展成果归结于矿产品与初级产品出口的说法，都过于简单。当然，荷兰病也是有的。但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智利摆脱了其他南美洲由军政府向民选政府过渡过程中的乱局及恶性循环。

如阿根廷，民选政府上台后，为了取悦于民和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纷纷向国内民众做出较高的政治承诺和福利承诺。但由于国内财力有限，普遍采取了对外举债和对内超发货币的通货膨胀政策，短期内人民获得一点虚幻的实惠，但很快被极高的通货膨胀税所冲销。高通货膨胀使当届政府下台，大量资本外逃，造成经济萧条。新一届政府上台后，又作出同样的政治承诺（可参考：刘鹤副总理关于《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的论文）。

另一份遗产则是社会公共治理能力弱，积累了民众怨节。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智利各届政府在社会公共治理的政策领域都倾向于秉持“守夜人”小政府的观念，缺乏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关注社会公正的觉悟，进而在消除社会不平等、增加公共福利、减少失业增加收入、改善民生等问题上表现消极。这次骚乱的引发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证，政府宣布地铁票价提价，却事前没有考虑过政府提供补贴以减缓冲击（智利拥有的健康的公共财政系统是有这个能力的）。

社会中下阶层认为，民选政府过去30年的施政措施对富人友好，而对穷人不利。比如政府维持低债务率的政策（据OECD数据，2015年智利政府债务仅为GDP的24%，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处于第二低的水平），固然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但也使得政府不能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公共福利来使得中低收入的人群受益。

再比如，智利政府长期实行低税负政策，2017年的税收收入仅占GDP的20.1%（在经合组织成员国处于第二低的水平），同样制约了社保、医保、养老等公共福利水平。

这些政策长期累积的结果就是中低收入人群，一方面困扰于收入增长乏力，另一方面则因医保社保的匮乏、养老金微薄而缺乏安全感，“被抛弃”的感觉日益强烈。这逐步构成了当下智利部分人群的的心理怨恨情节。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时期，靠暴力压制反对意见，拒绝对话和沟通的统治方式，不知不觉中滋养了民众的戾气，随时面临着倾泻的压力。

2、全球发展失衡的镜像

当下，发展失衡是个全球性的问题。贫富分化引发了广泛且深刻的不满，失意者的愤怒，在现有治理体系下已经很难获得实质性的解决，旧世界旧格局正在面临坍塌的危险。人们对公平以及经济平等的渴望正在超越独立且自我治理的理性（不能自我治理的人们更喜欢依赖别人、组织或救世主，居于依附地位，让他人、组织或救世主指导他们的生活与行为，从而获得有所倚靠的安全感）。

个人责任与家长制的钟摆似乎开始向家长制倾斜，先是法国的“黄背心”，再到今日的智利大骚乱，都似乎是同样的征兆，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国家会照看我”。如布坎南担心的那样，机会主义者开始利用民主政治的缺陷（如阿根廷）来获得受照看的短期利益或直接成为暴民冲上街头（如智利）来宣泄失意的愤怒。

智利只不过是全球性发展失衡的一个镜像而已。在缺少各阶层充分对话、缺少流动通道的社会里，任何一个公共政策的处置失当，甚或是一些不可预期的意外事件，都可能触动社会某个群体的敏感神经，进而引致成失控的骚乱。

3、不是终局

这一次，智利的抗议运动高喊着“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智利”的口号，旨在推翻新自由主义和皮诺切特独裁统治的所有残余，不想做任何让步。其实与历史上所有类似砸碎旧世界的政治运动一样，只会导向灾难。因为追求经济平等，很容易导向奴役之路。

自然，政治家应该高度关切民众的心声，无论其终极指向合理与否，然后找出一个解决方案来疏解或达成民众的期望。自由竞争必然产生输家，而人类之所以结成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扶助弱者以对抗物竞天择的残酷进化。所以，政治家需要根据实时来维持社会优胜劣汰的微妙平衡，既不能毁掉胜者得利的激励，也不能让输家一败涂地。平等依旧是人类社会的必需品。

展望

作为南美洲的模范生，我们可以断然相信，智利不会就此走下坡路，因为自由市场与民主政治都赋予这个国家很大的弹性来吸收社会压力。这一次骚乱释放压力之后，智利上下将会找到新的平衡，进入更健康和均衡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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